声音媒体选择的跃迁： 声音公共性的流变与回归

  从现实实践看，短视频逐步演变为主流媒体内容消费形式之一。从理论层面来看，媒介史书写长期以来习惯性地以视觉/眼睛作为不言自明的分析框架，视觉一直占据主流[1]。然而在人类传播史上，声音才是比文字与图像更为原始且更早存在的传播媒介。从日常交流、吟游诗人的传唱，到歌唱以及音乐，声音传播始终在人类社会沟通和公共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因此，“读图时代”“视频时代”这类表述并不能全面概括当下文化全貌，当下的社会文化中还蕴含着大量听觉性存在[3]。当信息借助视觉进行传递时，意味着人们必须主动配合媒介来获取信息，例如通过眼睛观看、手指滑屏等操作。而听觉媒介作为一种伴随性媒介，具有独特优势，使其能够在通勤路上、运动、家务劳动、睡觉助眠等多种生活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播客便是中国近年来 “听觉复兴”浪潮的典型代表。

  基于此，为了积极回应近年来学界对西方文化研究传统中“视觉霸权”（Hegemony of Vision）[4]和视觉至上主义[5]的强烈批判，同时试图呈现出媒介史书写的不同面向，本文以“声音/听觉”为切入点书写受众媒体选择的跃迁，进而展现出听觉媒体“公共化-私人化-再公共化”的流变。当从媒介视角来关注声音与听觉时，研究的重点便落在了中介行为以及声音所承载的介质上。因此，电子媒介时代的听觉媒体便成为研究的重点。

  电子媒介出现前，人际交流往往需要人们走出家门、面对面互动。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一传统交流模式正逐渐发生改变。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成功发明了圆筒留声机，这一开创性的发明使得人类首次能够将声音记录下来，并实现多次播放，为信息保存与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唱片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进程中，音乐、戏曲等多样化的音频内容得以借助唱片这一载体进行广泛传播与销售。人们无需再奔赴特定场所，只需身处家中，便能够欣赏到丰富多彩的音乐和声音表演，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也为家庭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1898年，丹麦科学家瓦尔德玛·波尔森（Valdemar Poulsen）发明了磁性录音机，为声音的记录与存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法。1935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成功研制出磁带录音机，这使得声音的记录与回放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声音的保存与传播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而到了1963年，荷兰飞利浦公司推出盒式磁带，它创造性地将磁带封装于塑料盒之中，这一设计极大地提升了磁带的便携性与易用性，还有利于存储与保管，使得磁带录音机的实用性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64年，飞利浦北美分公司Norelco推出了携带式录音机，一经问世便在市场中引发了热烈反响，掀起了购置与使用的热潮。随后，卡式录音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并迅速在家庭领域得到广泛普及，成为家庭娱乐与声音记录的重要工具，进一步推动了声音媒介在私人空间中的传播与应用。

  不过，在中国收音机和广播的流行时间相较于录音机和磁带更早，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初无线电通讯技术传入我国。早期的广播设备普遍存在体积庞大、笨重且信号覆盖范围有限等问题，尽管如此，广播依然凭借声音传播所独有的即时性、生动性与感染力，迅速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关注与收听。在战争时期，它能够及时传递战场动态等关键新闻资讯，为人们提供了解战争局势的窗口，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而在和平年代，广播则通过播放音乐、广播剧等多种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成为人们休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播的显著优势在于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而且不依赖于受众的识字能力，适合各个阶层的人群收听，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与社会影响力。因此，尽管广播的收听形式在家庭层面呈现出一定的私人化特征，但其所传播的内容却带有明显的公共化和强制性特质，与留声机和录音机等主要侧重于私人娱乐与声音记录功能的媒介有着本质区别，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信息传播、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等公共职能，对社会舆论引导和大众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iPod革命：数字音频技术与听觉私人化的转向

  MP3和iPod的问世，真正开启了私人化收听的新纪元。1898年，韩国世韩公司推出了全球首台MP3播放器MPman F10，然而由于其价格高昂、市场定位模糊以及缺乏有效的推广策略，未能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1998年年底，美国帝盟公司（Diamond）推出了Rio 300随身听，将MP3播放器带入了大众的视野。MP3格式其高压缩率和较好音质，以及便携性的特点，借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迅速席卷全球。然而，MP3播放器市场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基于闪存的播放器存储容量有限，难以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音乐需求；硬盘式播放器则因体积庞大、操作不便而受到限制；此外，大多数播放器的传输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同时还面临着侵权问题。

  苹果公司敏锐地洞察到这些问题以及其中蕴含的巨大市场潜力，决定开发一款全新的MP3播放器。2001年10月23日，苹果公司正式发布了第一代iPod。这款产品重约184克，小巧轻便却能存储多达1000首歌曲，配备了白色耳机、屏幕、物理按键以及滚轮操作界面，其内置的5GB小型硬盘和采用的FireWire技术，有效解决了数据传输问题。尽管在发布初期遭遇了业界的诸多质疑，但凭借其简洁直观的用户界面、便捷的操作方式以及良好的音质表现，iPod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成功打开了市场大门。

  2003年，苹果推出iTunes Store，说服音乐版权公司入驻，用户能以每首0.99美元价格购买歌曲，推动正版音乐销售，使iPod与iTunes形成闭环生态，进一步提升iPod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此后，苹果公司不断推陈出新，陆续推出了iPod mini、iPod nano、iPod Shuffle、iPod Classic 等多个系列的产品，不断拓展产品线，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产品线的整合需求，2014年苹果公司开始逐步将iPod的功能融入iPhone以及其他设备中，iPod产品线也随之逐渐缩减。2022年5月10日，苹果公司宣布停止生产iPod touch，iPod产品线正式终结。

  iPod与MP3播放器、随身听等传统音频设备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创新性的 “播放列表”（playlist）功能。这一功能赋予了用户极高的自由度，使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自主编辑和选择播放歌曲，从而实现了听觉体验的 “私人定制”[6]。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方式，还为数字音乐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引领了数字音乐消费的新潮流，使人们能够真正享受到个性化、私人化的音乐聆听体验。

  互联网的兴起深刻重构了听觉媒体的传播格局，为娱乐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并进一步深化与强化了iPod时代所奠定的收听形式与内容的“私人化”特质。以QQ音乐、网易云音乐等为代表的在线音乐平台迅速崛起，通过聚合海量音乐资源库，为用户提供前所未有的可及性。用户不仅能够即时收听，更可进行下载、分享与评论，平台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机制显著提升了用户体验，同时促进了音乐的社交化传播实践。与此同时，有声读物作为一种新兴形态，深度融合文字内容与声音媒介，为用户开辟了更为便捷、灵活的“听读”路径。无论是经典文学、流行小说抑或知识性内容，均可通过声音进行呈现，有效契合了快节奏社会中用户碎片化时间的学习与娱乐需求。

  网络音频平台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其精准适配用户多元化的日常场景需求，推动听觉体验的深度情境化。例如，通勤时段用户倾向于消费新闻资讯或知识性内容以高效利用碎片时间；睡前场景则偏好舒缓的冥想音乐或有声读物以促进身心放松；运动健身时，高节奏音乐或专业健身指导类音频则有助于提升运动效能。为满足这些差异化需求，听觉媒体持续拓展其内容类型与呈现形式，如开发低音质、低感官刺激的睡前专属音频内容，或打造高音质、强节奏感的运动场景适配专辑等，体现了高度的场景定制化能力。

  在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播客（Podcast）作为一种独特的数字音频形态逐渐成熟并脱颖而出。中文播客的发展轨迹与国际基本同步，其概念与实践可追溯至2004年。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出现在2015年前后，随着荔枝FM、喜马拉雅FM、蜻蜓FM等综合性音频平台的兴起，中文播客生态初显繁荣迹象。至2020年3月，中国首款独立播客应用“小宇宙”上线，标志着中文播客进入“元年”阶段。

  音频媒介的重要性在新的时代逐渐得到印证：2020年，普利策新闻奖增设“音频报道”（Audio Reporting）奖项，播客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的作品《出局的人群》（The Out Crowd）成为首个获奖者，此举确立了音频叙事在当代新闻生产转型中的关键地位。音频媒介的政治传播影响力亦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凸显，该次选举被广泛称为首次“播客选举”，主要候选人积极利用播客平台进行宣传，如特朗普接受知名播客《乔·罗根体验》（The Joe Rogan Experience）的深度访谈，该节目凭借其反精英主义、个人主义及争议性内容吸引了庞大受众。

  播客内容的显著特征在于其与新闻议题、公共讨论的深度嵌合。加之互联网固有的互动属性赋予听众前所未有的参与权，共同催生了新型的“公共化”听觉实践与空间。以“小宇宙”App为例，其创新性地开发了本土化的弹幕式时间戳评论功能，允许用户在音频流的特定时间点嵌入评论，构建了一个功能互通、高度兼容的互动架构[7]。这种互动性的增强，为基于共同听觉兴趣的社交联结创造了新的契机。在音频平台的评论区，用户围绕节目内容展开观点交流与意见碰撞，自发形成具有特定趣缘关系的线上社群。许多播客节目还主动设置听众互动环节，如朗读听众来信、发起话题讨论等，显著强化了创作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纽带与身份认同。这些实践使得听觉媒体超越了单纯的私人收听工具，进化为一种具有显著社交属性的新型媒介形态，有效拓展了个体的社交圈层与公共参与维度。

四、结论

  本文以声音媒体的技术演进为主线，对听觉媒体从“公共化”到“私人化”，再迈向“再公共化”的流变历程展开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在媒介史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被视觉框架所遮蔽的听觉维度。

  无线电技术催生的广播媒介，凭借即时性、广泛覆盖以及低接收门槛等独特优势，成为大众信息传播的核心载体。尽管广播的家庭收听形式呈现出一定的私人性，但其传播内容本质上具有公共化、单向传播的特征，承担着社会动员与文化整合的重要功能。随着MP3与iPod技术的兴起，声音消费模式经历了彻底的重构。iPod的“播放列表”功能赋予用户个性化编排音乐的能力，这一创新使音乐消费从公共场景逐步转向私人领域，标志着听觉体验的深度私人化，并推动了数字音乐市场的生态重构。网络音频平台的兴起突破了时空限制，通过场景化适配（如通勤、睡眠、运动等不同场景）进一步深化了私人收听体验；与此同时，播客的兴起则依托其内容的公共性（如新闻、社会议题等）以及互动技术（如弹幕评论、时间戳功能等），重建了基于声音的社交网络与公共讨论空间，实现了听觉媒体从 “私人化” 向 “再公共化” 的重要转向。

  这一演化历程表明，声音媒体在技术的驱动下动态地平衡着私人需求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当前播客的蓬勃兴起，不仅是听觉文化对视觉霸权的一种纠偏，更彰显了声音作为原始媒介所蕴含的持久生命力。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关注听觉媒介在构建数字公共空间中的潜能，以及技术迭代如何持续重塑声音的社会性意义，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声音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的算法文化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ZD3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1】周叶飞 闫霄霄.洗耳恭听：媒介史书写中的“声音”问题[J].新闻记者,2020,(03):83-91.

【2】潘祥辉.耳朵里的剧场：播客复兴与声音传播[J].人民论坛,2025,(09):103-106.

【3】王敦.走向听觉文化研究：外来话语与在地现象的接轨[J].热风学术,2017,(06):11-22.

【4】李宝玉.听觉媒介的技术政治：以早期无线电广播技术史为主的考察[J].国际新闻界,2022,44(05): 158-176.

【5】李盈盈 单世联.论当代文化的听觉转向[J].天津社会科学,2020,(03):57-64.

【6】迈克尔·布尔.集视、听于一身的iPod[J].热风学术,2017,(06):71-80.

【7】王婷.耳朵何以叫醒：播客复兴的技术逻辑、情感召唤与听觉共同体[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46(06):11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