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调解节目的主持话语角色与社会治理

  社会学家恩斯特·曼海姆(Ernest Manheim)最早使用德语单词“Mediatisierung”提出“媒介化”概念[1]。丹麦学者夏瓦指出：“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2]如今，社会治理媒介化已随处可见。民生调解类节目作为其重要体现形式之一，以社区矛盾为切入点，通过真实案例调解、法律知识普及和情感沟通，构建了“媒体+调解+治理”的新模式。其意义不仅在于化解纠纷，也更深层次地推动了社区文化重构与社会治理的“温度”“高度”和“深度”。

  话语角色是指在交流或讨论中所扮演的身份或角色。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话语角色由主持人和访谈嘉宾,以及观众组成;主持人与嘉宾、观众共享话语空间”[3]。民生调解节目的话语角色一般由主持人、当事人、调解员、观众共同担任。以下从主持话语角色的角度来探索和解析民生调解节目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

一、主持话语角色定位与职能

  民生调解节目的主持人既是采访者，也是调解共同体（与调解员共同组成）。其具体职能为：

  （一）程序把控者

  民生调解类节目的现场时常会出现观点相悖的陈述、突发状况乃至冲突等情形。故而，对基础流程的掌控、涵盖线索的追溯、紧扣核心问题以及通过质证还原事实真相，均要求具备较强的现场把控能力。所需履行的职能可细分为：议程设定、话轮分配以及节奏调控。

  1.议程设置：“了解诉求—矛盾聚焦—还原经过—挖掘证据—观点交锋—方案协商”的六阶段流程设计。以上海广播电视台《新老娘舅》节目为例，主持人通过先了解双方诉求，再找出当前矛盾；扩展矛盾点回顾还原矛盾的前因后果、背景环境，再挖掘双方的证据并进行质证，使得观点交锋取得明确结果，最后再交由调解员分析并提出调解方案。

  2.话轮分配：运用约“3:2:1”发言比例规则（当事人采访陈述→调解员分析建议、提出调解方案→主持人征询双方意见并总结）。其中给到当事人双方均等的话轮分配，尤其同一事件的阐述，需要从双方视角各自阐述一遍，并给出双方轮流解释的对等时间。

  3.节奏调节：在多方当事人竞相发言之际，需时刻留意整体表达的把控以及情绪节奏的调控。例如，对哭泣的当事人应秉持共情与关怀的态度，对咒骂行为及时予以制止，以防止现场冲突进一步加剧或失控。

  （二）价值平衡者

  主持话语角色和调解话语角色一起，承担着社会媒介治理中对多元价值观的统合平衡的任务，需要共同实现以下重要功能：

  1.法理情统合者：建立“法律原则（客观维度）——世情常理（大众维度）——人文关怀（情感维度）”的采访和调解框架，实现三元统合的刚柔并济、温度递进，使得现场逐步进入调解佳境。

  2.文化转码器：以传统民俗和地方性共情为文化转码，是一种“强连接关系”，可以“促发行为”[4]，促使调解沟通更加有效。例如将法律术语或调解建议转化成民间俗语。《新老娘舅》节目有一条对老年人的建议曾广为流传：“老具伐脱手，脱手伐老具”（意指老年人生前不要提前处分自己名下的财产尤其是唯一房产，以保障自己养老的经济基础和制约赡养人的义务履行）。

  3.认知调整引导者：通过现场对当事人双方的长时间采访，让现场一方客观听到和逐渐深入了解另一方的立场、理由、思维方式和情感逻辑，调整当事人的“单线向认知”，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寻求双方立场的逐渐接近。

  （三）公共教育者

  相较于其他节目类型，民生调解节目主持的话语角色与公共教育者角色最为贴近。主持人兼具调解共同体的身份，在调解群众矛盾的过程中，客观上对受众产生了公共教育效果。例如通过情景再现回顾矛盾过程、演绎法律后果，让节目成为“普法剧场”；或通过对个案的具体调解，加深群众对公序良俗之风的理解，形成“道德镜鉴”等。

二、主持话语角色的社会维度延伸

 “当主流媒体从传播者升级为城市文化生态构建者，实质是通过媒体发生社会功能创新性重构。”[5]民生调解节目的主持话语角色正是在新范式传播下的社会功能重要重构者之一，它较之传统节目话语角色有更多社会延伸维度，承担着群众情感安全阀、法律政策文化转译者等职能。

  （一）群众情感安全阀的设立

  1.建立“情绪温度计”监测体系。主持人要熟练识别各种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符号，及时“监测”到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和作出行为预判。

  2.创设“暂停缓冲带”。在双方冲突加剧、情绪失控时，暂停录制，或请当事人稍事休息、喝水稳定情绪；或暂时转移问题以分散当事人的注意力，在其相对稳定后再返回讨论。

  3.使用“方言安慰剂效应”。方言调解具备极高的文化认同力。调解节目的当事人是普通百姓，在与主持人和调解员的沟通中，立场、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都有差别，因此迅速拉近文化认同感的最快方式就是使用方言。

  （二）文化转译者的实践模式

  通过文化符号印鉴的方式将法律概念形象化体现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进行文化的转译和传播。如在多子女家庭的继承纠纷案例或动拆迁所得分配纠纷案例中，用“分家秤”象征财产分割公平。

  同时，设计具有仪式感的环节。《新老娘舅》在对调解方案最终表态前，有主持人用提问引导当事人回忆“温馨一刻”的仪式，通过共同记忆召回感染现场的情绪能量，从而达到软化对立情绪的目的，更好地促成双方的和解达成。

三、主持话语角色参与社会治理的策略工具

  相较于普通节目，民生调解节目主持话语角色需掌握多种主持技巧，以明晰事实真相，推动和解达成。其实用策略工具如下：

  1.时间轴追溯策略。采访依据被访者所述矛盾前因后果的时间轴以及家庭生活的时间轴进行访谈。如关于夫妻矛盾问题的采访，除了现有矛盾的时间轴外，还可以依据两人从相识、相恋、结婚到婚后出现问题的人生时间轴来呈现，可有效提高事由及责任清晰度。

  2.隐喻释理策略。例如用“家庭账簿”来隐喻家庭的夫妻共同财产的知情权和主张权，缓冲直接结论给予当事人的硬性心理压力；或使用工具天平，通过调整天平来隐喻情理法比例的公平化。

  3.沉默空间策略。沉默策略是一种主动减少话语给双方当事人施加的心理压力，从而使当事人在多方交流关系中暂时退回自我心理空间重新审视的策略。上海广播电视台《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在给出调解建议后，会请演播室熄灯以及所有人保持安静，沉默30秒，便于当事人消化调解意见、平缓情绪、进行思索。这一策略采用后的调解成功率比未采用前上升了约37%。

  4.镜像策略。在话轮分配中保持同一事件的双方视角描述，让当事人以镜像感看到对方眼中的自己，有助于理解对方感受。同时当双方情绪对峙激烈时，主持话语角色须将双方描述通过质证整合成第三方视角的镜像，再反映给双方当事人。

  民生调解节目的主持话语角色直接参与了社会治理过程，随着社会与媒体行业本身的飞速发展，主持话语角色也面临着转型和巨大挑战。尤其在新传播范式下，“受众期待的是在公共讨论中锚定认知坐标的对话场域，而这也对主持人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设置深度议题、提供独特视角、引发思辨争鸣。要成为这样的跨界对话枢纽，主持人必须具备特定的技能、能力和个性特点。”[6]

  （一） 多元化专业能力的扩展

  调解节目的主持人和调解员都需同时掌握相应法律知识、心理学技能和媒介素养。 其中调解员有许多本身即来自法律、心理咨询等行业，而主持人承担的“采访+调解”的话语角色也同样要求复合媒体和心理、法律知识的专业能力。

  （二）把握传播与隐私间的伦理尺度 

  在“调解成功”与“当事人隐私保护”间寻找平衡。如涉及未成年人、当事人尊严或要求不播出的隐私，会剪辑掉或用图像马赛克等处理。调解效果要建立在对当事人关键隐私保护的基础上，但所有调解类节目仍会面临尺度的具体把握，需要主持和调解的灵活性与即时调整能力。

  （三）调解效力的落地与赋能

  演播室内的调解效力要经由真实有力的沟通过程，打下当事人认知转变的扎实基础，并延续到其此后生活中的实际解决中去。相当一部分节目设有“回访”环节，采访调解后当事人的客观现状，使治理功能进一步延伸，实现了社会媒介化治理的有效一步。

五、民生调解节目主持话语角色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与意义

  民生调解节目主持人和调解员的话语角色进化是社会治理媒介化的典型体现。主持话语角色通过创造性转化，从采访者融合转化为社会咨询师和传统“乡贤”，成为他们整合后的现代媒介的化身。同时在大众传播和实际完成基层调解的双重过程中，又成为城市法治精神的文化转译者，直接参与了社会基层治理。

民生调解节目在社区文化重构中，搭建了从冲突到共识的桥梁，也把控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融合，通过案例示范效应和对情感共同体的培育，参与社区公共话语空间的重构。

  节目融合媒体人、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社区干部等在不同专业点位的交错作用，以传统文化的优势介入现代法治精神的传播。

  同时，它直接参与了社会治理的创新，将各有分工的多重社会角色结合到一个节目里，因个案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分析和调解方式，形成了多元主体的整合与联动，并将其融入治理资源的整合平台，有效推进了治理效能。

结语

  “媒介作为一种具备独立性、主动性的行动者能动地嵌入治理网络，并作为一种驱动力量与合作主体被纳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范畴，蕴含了媒介化治理的权力实践。”[7]民生调解节目深入社会治理一线，经由与民众共同整合重构的话语权力空间，切实参与并推进了社会基层治理。而其主持话语角色也经由蜕变、转型和融合，成为全面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的复合型话语角色：既在节目中完成媒介职能，又在社区和基层生活里协助解决了群众矛盾，完成了从媒体节目的话语角色到社会治理角色的转型与融合。民生调解类节目的主持与其“调解共同体”的话语角色，与观众一起，共同构筑了社会治理媒介化的新方式，建立了法治、文化、传播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沟通新枢纽。

                             （作者系上海广播电视台都市乐聆频道主持人）

【1】Stefanie Averbeck-Lietz.Understanding Mediatization in“First Modernity”:Sociological Classics and Their Perspectives on Mediated and Mediatized Societies.In:Lundby K.(Eds.),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Berlin:De Gruyter.2014.p.119.

【2】[丹] 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李鑫、漆俊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8.

【3】代树兰、苗珊.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特征、方法与策略[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9.

【4】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M].简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9.

【5】张烨华.“广电”+“文旅”：媒体转型的上海样本.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5.4.

【6】秦忆.算法时代科技传播主持人的角色重构[J].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5.4.

【7】侯迎忠、玉昌林.媒介共治：媒介化治理的学理脉络、本土演进与研究空间[J].现代传播,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