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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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改革精神 勇于超越自我
能谈谈您进台之前的情况吗？
我是66届的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待了整整10年。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进了黑龙江大学经济系，大概念了不到一年，由于各种原因，我就退学了。回上海以后，我在虹口区政府下面的卫生系统工作，搞一些简报、总结材料之类的。直到1980年年底，当时的广播事业局招聘记者编辑。
这是“文革”后第一次社会招聘吧？
是的，这是“文革”以后机关事业单位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当时报名的有四五千人。我们这批人经过了初试、复试、面试、现场采访、体检、政审等等一系列手续，最后我们20多位同志进了电台。
进了电台以后，我第一个岗位就是新闻编辑。从进台到1986年，一口气做了6年的新闻早班,周一到周六清早4点05分出门，到17路车站坐4点14分的头班车，4点28分到达北京东路站，3分钟后走到北京东路2号，4点31分踏进办公室，几乎分毫不差。
这6年对我的锻炼很大，也有幸碰到了好老师，一位是李森华，“文革”前的复旦新闻系毕业生；一位是李学成，解放前新华社的老记者，两位的业务水准和人品都非常好，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成长进步比较快。
当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采访吗?
有的。1986年，领导把我调到政文科去当科长，也是一干6年。采访市委、市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包括采访公检法系统。1987年在上海发生的于双戈抢劫杀人案，我到宁波出差，在宁波市委招待所吃饭的时候，听到人家议论于双戈在宁波被抓获了。我扔下饭碗直奔那个派出所。
所长直接把我带到抓获现场，是在一个街上的电话亭，于双戈是在打电话的时候被抓的。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我又马不停蹄赶到宁波市公安局刑侦处进行了一番采访，然后连夜做了一个口头报道，第二天的早新闻头条播的就是我的这条报道。
现在回忆起来，80年代是非常特殊的年代，国门刚刚打开，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我记得有一次李森华同志找我，让我到二楼直播间去观摩一个老外在做直播，这是欧洲一个电台主持人（哪个国家记不清了），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欧洲广播怎么做节目。这个老外在播音间里没有任何稿件，说得眉飞色舞，他面前只有一本英文版的上海介绍，还有地图，他不时地翻弄一下，讲完一段推一段音乐，然后跑出来喝咖啡，音乐差不多放完了又跑进去说。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节目还是很刻板的，写完稿子播音员照本宣科地念，几乎没有直播。这种做节目的样式和状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范大雷病危，他的学生孔祥东在美国留学，听到消息飞回来在老师的病床前伺候了半个月。我听了记者的汇报很感动，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决定做一场音乐会，请孔祥东和范大雷的另外两个学生参加，音乐会举办当天，我们派记者拿着收音机到医院，在范大雷的病床前跟他说，你的几个学生为你举行了音乐会，老先生一边听一边流泪，一只手在床边敲着拍子。那天我是带着女儿去的音乐会现场，她当时才七八岁，快到结束的时候，我让女儿把20块钱放到了捐款箱里，一下子，许多孩子纷纷涌到台上去捐钱，最后捐了大概一两万，当年这笔钱不算少了。很可惜，范大雷第二天就过世了。我们这个系列报道和音乐会影响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根据这个题材作了一篇报道，最后拿到了亚广联的广播大奖。
能谈谈《市民与社会》吗？
1992年，组织任命我当上广新闻部副主任，那时东方广播电台成立了，正在招兵买马，年轻人多，有冲劲，有朝气，上广的干部压力很大。当时上广的台长陈文炳委托我做改版方案，我和另外两位同志跑了北京、广东、武汉几个地方，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酝酿。回来以后我们就拿出了方案，这次改版的特点，就是节目要更加贴近群众，不要高高在上的说教，要努力满足听众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再一个，我们大量采用直播，大量采用热线电话来增加我们和听众的互动。我们还打造了一批名牌节目，其中一个标志性的节目就是《市民与社会》。
我们预计1992年10月26日开播。但是开播以后的一周，我们原来准备的选题几乎都没用，用的全是当天或者前一天发生的事件，热度一下子就上去了。比方说第一天的话题，当时黄浦区拿出7家烟纸店进行拍卖，是委托上海拍卖行拍卖的。结果7家小店被一个浙江老板全部拍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为什么上海人很少参与？为什么浙江人这么有魄力？第一天我们就临时换了这个话题，并且请了上海拍卖行的总经理林一平和拍下7家小店的浙江老板参加讨论。没想到反响很火爆，它反映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上海人的这种观望、保守的心态，也活龙活现地表现了浙江人的这种敢闯敢试的特点。
您怎么会想到请政府官员走进节目呢？
节目打响两个月后，我就开始策划我“蓄谋已久”的系列访谈——请上海的高层官员到这个节目来互动。当时有个契机，就是上海市政府决定每年为老百姓办十件实事。我们请的第一个是夏克强副市长，我们主持人抛给夏副市长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分管交通的副市长，你对交通难有没有切身的感受？夏副市长开始一愣，我们没有事先跟他沟通。然后他说，我自己确实很少坐公交车，但是我了解情况，因为我太太每天要换几辆公交车到高桥路上班。她哪天回来脸色不好，或者情绪不好，我就知道她在路上堵的时间长了，火气大了，所以我也是有感受的。这个开头非常好，一下子拉近了市领导和老百姓的距离，老百姓心想，原来市长太太也跟我们一样挤公交车，然后我们一层一层推进，夏副市长很坦率，老百姓也很满意，这次采访非常成功。
十件实事发布之前，我们跟黄菊市长打了报告，请他上节目公布十件实事。黄菊市长来到北京东路2号后，我想向他介绍节目情况，他马上摆摆手说，不用了，你们的节目我中午一边吃饭一边听，几位副市长的节目我都听了，你就告诉我今天的节目怎么做就可以了。当时直播室外挤满了中央和上海的新闻媒体，打这以后，官员到我们这边来就习以为常了。
接受央视《焦点访谈》栏目采访
当时开办《东方大律师》的初衷是什么？
1994年6月，我到东广担任副台长。当年社会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开办了《东方大律师》。当时是在延安西路的少年宫搞的开播仪式，同时请了郑传本、傅玄杰、李国基等十位大律师一字排开，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那天来咨询的市民沿着延安西路华山路绕了一圈，可见民众对法律的需求是多么的迫切，所以这个节目也是一炮打响。
经典947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古典音乐频率？
2002年，我担任广播音乐频率负责人，当时的集团总裁黎瑞刚问我，音乐细分问题是怎么考虑的？我说我想办一个古典音乐频率，因为国际大都市都有一个古典音乐频率，而且我们人才是现成的，资料也很多。2004年的元旦，我们很快推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古典音乐频率。
接下来就是恢复星期广播音乐会，“星广会”在90年代因为没钱停掉了。2000年年初，上海音乐厅平移工程竣工，音乐厅的同志请我们过去参观交流，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我提出能不能联手把“星广会”恢复起来，他们表示可以合作。我跟947频率的同志讲，我们不是简单地恢复，一定要有新的面貌，主持人要把乐曲、音乐知识深入浅出地告诉听众，有交流，有互动，这个对主持人的要求很高。最后我们看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勇博士，他很有亲和力，他把音乐知识用非常生动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播出两年后，“星广会”就被评为上海媒体优秀品牌。
您对后来者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互联网出现以后，传统媒体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整个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纪念广播电台成立70周年，一方面要重温历史，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活动引导我们年轻的广播人怎么与时俱进，怎么跟上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创新。通过老同志的讲述，突出改革精神，勇于超越自我。
所以您在分管党务工作的过程中对人的高要求始终是非常坚持的。
对。我们最大的生产要素就是人，广播人的素质怎么样？能力怎么样？工作热情怎么样？这些决定了广播节目搞得怎么样。我的职业生涯得到过很多荣誉，但是 2006年建党85周年的时候，我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最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