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样度过疫情，就怎样度过一生

何卿：在这轮上海疫情中，您作为研究城市文化的专家,观察到哪些新的传播现象？

黄昌勇：新冠疫情对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电视台的节目创作，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的出版发行，过去在上海非常活跃的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影剧院等公共活动场所, 在疫情期间,这些主流文艺阵地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当疫情把大家封闭在家里的时候，人们对文艺实际上有更强烈的需求。

好在我们也看到，疫情带来了“数字机遇”，上海文艺数字化是走在前面的。从牵头的市委宣传部，到文广集团、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话剧中心、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等文艺单位，包括上音和上戏这两所学校，在疫情期间都没有“静默”，相反很多还是相当活跃的。一些机构和单位似乎不吝惜自己的原创版权了，不在乎这些作品在网上的播出是否会影响今后线下的票房。这说明，主流文艺阵地在特殊时期还是努力想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积极的现象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上海在文艺创作上也没有完全“静默”，特别是音乐，出现了很多新的歌曲，上音的几位有代表性的作曲家，每人都有不止一首作品问世。

但是我也观察到另一种现象，伴随着疫情影响的不同阶段和市民情绪的不断转换，比如浦东静默时大家还处于相对乐观的心态，然而当浦西也静默5天后，人们开始出现恐慌和不满，此时文艺的表达也相应发生了转换。

是的，在2022年的春天，通过朋友圈和社区圈群，公众看到了非常活跃的艺术表达，其中有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些出自个人、自媒体的民间形态的文艺，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传播的速度也比较惊人。它们不是以主流、经典、传统的文艺形态呈现，而是通常以搞怪、搞笑、自嘲或者煽情、渲染的形式，利用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艺术手段来宣泄情绪、表达观点，有些显得相当有巧思，比如那些从过去的文艺素材中剪辑、拼贴出来的小品短片，有的关注量、转载量巨大。从中你会发现，网民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对互联网数字内容的资源整合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您说的这点很有意思。您觉得造成民间文艺表达在疫情期间占据相对主导地位、传播迅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现象总体来说是正常的。激发艺术的，有时是快乐，有时是苦难，苦中作乐，抒发郁结的情绪，这是人之常情。这一轮疫情大家的心态很微妙，最大的前提是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相比较武汉疫情期间，奥密克戎对生命的威胁确实有所减轻，尽管它传播力更强、向外省市的溢出效应也不得不提防，但上海这次疫情的整体死亡率低这是一个现实。于是在大众中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和阵营，有一部分人更多关注个体权利和自由意志，对于生活受到限制感到不满。面对因为防疫带来的诸多不便甚至是次生灾害，市民的心态变得微妙。公众的情绪表达需要有“出口”，他们用一种幽默、戏谑、讽刺、搞怪的后现代方式来对待现实。民间达人、能人形成这样的表达，能看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文艺素质和文艺创造力、想象力是很强的。

您能举几个给您印象比较深的后现代表达例子吗？

比如说4月初的时候在居民小区，很多下楼做核酸的市民穿西装、着旗袍、搞角色扮演，用奇装异服迎接外地来支援的医疗队伍；比如说住在方舱里头的人，要知道方舱其实是一个医院，可有不少人在那儿跳广场舞、跳街舞、做表演；又比如，市民把收到的防疫物资，特别是蔬菜，摆出了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还有人办了一个名为《葱荣岁月》的线上摄影展，引来不少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投稿参展，葱成为主角，名画《簪花仕女图》被恶搞成了《簪葱仕女图》。

这些表达方式还真是挺文艺的，相当有戏剧性。

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各种方言版本的再创作，包括以《爱情神话》作为母本，用上海话创作的关于疫情的各种影视改编，各种老歌新编，有强烈的上海地域文化特色，传播性也非常好。5月31日深夜，许多市民自发涌到外滩庆祝，称之为“跨年”，这个当时最让我捏把汗，但心情上我是完全能理解的。还有一位行为艺术家，6月初终于结束居家隔离后，把他两三个月没理过的头发剪下来，摆成了一幅“新东方明珠图”，来纪念魔都的这段难忘时光……我一直想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我目睹的这种种现象。

很魔幻！

对，你用的这个词很贴切。在这期间我又把加缪的《鼠疫》读了一遍，它是写实的，我在想，如果是上海作家来写上海疫情的话，会不会诞生出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我甚至观察到老百姓的有些行为方式也类似于行为艺术。比如说，有条马路是两个街道的交界地带，当时为了抗疫用木板拦起来，把马路作了分隔，但是从视频里我们能看到，木板两边各有一个人，彼此看不到，他们却在那儿打羽毛球。还有一个现象，很多人几个月没理发，有人从小区铁栅栏里把头伸出来理发，甚至把脚伸出来做足疗，这在正常状况下是不可能的，也是很荒诞的。他们不是为了洗脚，不是为了打球，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表达。

特别的时代，诞生特别的文艺。上海市民宣泄情绪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很有上海特质。这种现象似乎是上海的文化土壤、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里所特有的。

我觉得这是在上海的文化土壤里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有的表达，它不那么主流，但在疫情中被凸显和放大，成了上海文化光谱中除了三原色之外的丰富的存在。因为总体上说，上海一直以来对于民间表达、对于非主流的文化还是宽容的，所以它和主流文艺有着相互融合、兼容并蓄的地方，虽然说它增加了管理的难度。积极地看，它显示出上海的文化底蕴，上海市民有相对较高的文艺素质，民间社会也是富有活力、审美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明素养，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还是比较尊重的，如果市民的怨气不是通过这些方式表达，而是走向另一个很不配合的，甚至对抗的方向，对于抗疫的大局显然不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用这种方式达到了宣泄和疏解的功能，对特殊时期市民心理的抚慰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我有个感觉，在疫情早中期，人要安静下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到了中后期，大家的情绪没有那么紧绷了，伴随着政策的调节，很多人变得安静下来，有了静心学习充电的氛围，这时候经典文艺反而起作用了。

我看许多文艺作品在网上传播量很大，比如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林则徐》一个晚上有3000万人次观看。我们上戏创作的《前哨》两个月内线上播放了21场，有260万人次收看，也就是说平均每场十多万，有许多是学校组织的成建制收看。这说明大家对文艺还是有需求的。

我知道疫情这几个月，您一直在学校里和学生在一起，戏剧学院也几次经历疫情的冲击。本科才四年，疫情就近三年，不少研究生三年都是在疫情带来的不确定中度过。上戏大部分是艺术生，未来多半会是文艺工作者，您是怎样带着他们经历这些时光的？您希望他们如何度过？

我们校园比较小，这两个月和学生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经常和学生聊天。5月份是最敏感的月份，但我其实并不担忧。我们统计了一下，这届毕业生中50%是00后，他们的很多特征和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比如他们的抗压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甚至比社会上许多市民的抗压能力还要强。有些市民被封控在家情绪不满，怨气冲天，但是你会发现上海的大学生整体情绪是相对平稳的，一方面学校照顾得还不错，另一方面，他们这代人虽然自主意识很强，但是他们很理性，很懂道理，一说即通。如果说是在校园里能自由活动那还好，但是很多大学生是被封控在斗方寝室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有的宿舍只有一个学生，孤独度过一个又一个星期，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上海很多校园都过来了。我们一直在跟学生说，这个时候恰好是最能安静地充电学习的机会，以前想看没看的名著、电影、大戏都可以这时候看。很多学生这样做了。

这一代大学生的韧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确实，疫情磨练了意志，锻造了毅力，锤炼了人性，催生了坚强。这一届大学生的就业面临很大挑战，他们即使有焦虑也不大外露，他会默默承受，很成熟、很独立，所以这座城市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危机，他们是能理解、能共情的。

但是我认为过于关心他们反而是不好的。这次专门为大学生开辟了返乡通道，给他们留飞机票、高铁票，几乎所有大学、所有学生返家都是点对点地送，这是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呵护，但我总认为这些做法对于青年不一定好。历代中国青年都应该是时代的先锋，承受社会的苦难，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还是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是年轻人上战场冲在最前面，但我们现在把他们保护起来，甚至让他们有享受特权的错觉。我在这方面是犹豫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社会分给我们的关爱更多地延伸到更需要帮助的人。上海的大学生应该在所在区域主动作为，疫情期间有无数支志愿者队伍投入社区管理中去，虽然我们的大学生在家里、在校园里也在做，但是校园封起来了，过分保护，这是值得反思的。我很担心这会给孩子们造成一种误区，当出现危难的时候，这个社会要给我提供特殊待遇，这跟教育的目的恰恰相反的。我想这个话题可以留给我们教育工作者和青年朋友共同思考。

您在2022届学生的毕业致辞中也讲到，只有把小我融入到大我，生命才会升华，才会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我还曾经引用过我们一位老师的话：你学会了怎样度过疫情，就学会了怎样度过一生。

这句话，对于我们，对于主流平台的文化、传媒工作者来说，可能也是成立的，回过头来看，你是怎样度过这段疫情，你就会怎样度过这一生。这个社会总会回归到正常，到今天,已经是时候来进行复盘和反思，特殊时期主流文艺工作者们做得怎样？怎么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文艺很难发挥理想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上海这次疫情市民心态的前后变化，当相当一部分市民不能够完全在理性上和情感上认同政府出台的抗疫措施，（这里的原因值得我们反思，）主流媒体和主流文艺平台可能也就被简单地视为官方的立场，很多赶制出来的歌曲和诗歌，尤其是通过主流平台传播的就没法感动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在最艰难的静默时刻，文艺作品也是泥沙俱下，大家有什么线上资源就拿出什么资源，很少考虑到这个资源是不是大家真正需要的，公众有没有心情在这个时间点去接受这个东西。找到合适的、能应对疫情下老百姓诉求的作品，需要有社会洞察力。倒是有的院团是明确地为目标受众提供服务，考虑到让自己的观众俱乐部在静默时期依然可以看到演出，这种做法反而更有效，因为真正起到了补充和支撑作用。

在最关键的那些天应该怎么做，确实值得大家进行反思。在疫情袭来时，马上就创作一首歌曲、一篇诗歌是很难的，创作出好的作品多半是在疫情之后，在沉淀之后，不一定强求短时期内文艺马上立竿见影地影响社会。这是我的总体观点。

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挑战，但也凸显了文艺的价值，凸显了文化的重要性。最后想请您谈谈，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推进上海城市文化的复原、更新和重构？

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重大冲击和挑战，这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包括文旅行业受到的冲击可能格外明显。其实，我个人认为，数十万人的感染和整个城市的封控对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来说, 可能是经历了一场灾难，但是这种灾难的级别跟遇到大地震、大洪水和惨烈战争的灾难相比是有区别的。近代以来，上海遭遇过的战争灾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牺牲是巨大的，这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毕竟还是在和平时期，是在国家和兄弟省市全力支持下共同面对的。可是，疫情以及次生灾害的放大效应，使城市处于躁动之中，理性和平静面对的心态失却了，这当然与互联网带来的自媒体传播效应有关，但我认为深层次上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出了问题。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一方面海纳百川，融合性很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地域性的保守因素的顽强留存。与此同时，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体制数十年来不断被突破，集体主义的聚合力被蚕食；另一方面，上海人的家园意识和社区意识仍是相当薄弱。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过多用行政手段在组织动员、用项目方式来呈现，而不是下沉到社区、靠社区的自发和自治来组织。还有很多人在上海就是“谋生”，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很难养成。所以，一旦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可能就会反弹，不会从特殊时期大家应该同舟共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

上海城市文化的复原、更新和重构真是一篇大文章。超大城市的文化建设，既要有展示城市形象和实力的巨大文化景观建设，要有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文化项目或文化活动，更要注意文化对市民的滋养，要深入到社区的毛细血管，不是形式主义的运动式的规划和建设，而是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培育，这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需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