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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莹：一部纪录片气质的电影，就是要走进观众的内心
采访者：高凯
上海外国语大学广播电视系主任
受访者：金莹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编导，沪语电影《菜肉馄饨》编剧
Q：《菜肉馄饨》是一部以朴素的叙事看到人的复杂和柔软的电影。您此前拍了20年上海普通人的故事，这段纪录片的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如何想到用相亲这个切口，去做父子之间代际的故事？
A：我在上海电视台拍了20年纪录片，一开始做的是口述历史栏目。所以我一毕业就开始跟老人打交道，跟历史打交道。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帮助很大。这个经典栏目的“老法师们”一直在强调两个事情：拍片子最重要的是要有气口和毛边。
气口是什么？就是让观众可以去沉静下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那些没有台词的部分，甚至那些表情、空镜头、欲说还休的部分反而可以填补观众的想象。
毛边，是一种生活的质感。在写《菜肉馄饨》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有意设置一些毛边，比如说，老汪在亡妻素娟的遗像前放了一块蜂花牌檀香皂，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毛边，不仅承载了他跟素娟的感情，也代表了上海的城市记忆。
当我看到同事在纪录片中拍的人民公园相亲角，父母帮子女在这里相亲，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老人每个星期都会去那边，这个地方肯定有吸引他的地方，又或者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是不是他们之间会产生一些感情？但我当时没有用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去证实这件事情，后来把它写在了小说里。
Q：看过电影之后，我们发现电影里的一些人物形象和小说里是有区别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效果如何？
A：我们在找演员的时候，制片人顾晓东想到邀请阿庆老师（陈国庆）来扮演老金，他和小说里的人物是有很大区别的。确定了之后，我就把人物往阿庆老师身上靠了一些，更加突出他可爱的一面。比如阿芳，我们找了比阿庆老师年轻十几岁的王琳来扮演，因为她本来就是国标舞选手出身，所以我们按照她的身份重新设计人物。还有一个人物变化也很大——美琴，她在小说里面是一个很聪明且不露声色的上海阿姨，“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就是她在幕后策划的，但在电影里面这个人物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她的扮演者茅善玉老师是特别善良、温柔、优雅的，她身上没有精怪的那一面，所以哪怕是同样的台词，在小说和电影里面却能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演员带来的新东西。
Q：您提到的这几位，包括潘虹老师，都不是现在所谓的“流量明星”，而是实力派“老戏骨”。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关注老年人的电影会有票房的压力，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A：《菜肉馄饨》在最初改编成剧本时，基本保持了小说的原貌，很多制片人看完后，觉得这是个老年题材的故事，作为小说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作为电影来说市场前景可能不太乐观。还有一部分人建议，把年轻人的比重提高到50%。但这部电影的制片人顾晓东老师自始至终都立场坚定。他认为，这部电影就是要聚焦老年人，年轻人不一定只要看年轻人的故事。在保持主线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年轻人的戏份，表达他们的观念和态度。
于是，在非常有限的关于年轻人的篇幅里面，我们还是保留了为年轻人发声的段落。这不是因为要取悦老年人，也不是要牺牲年轻人的存在感，而是希望在剧本中呈现更丰富的层次。这些处理，其实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小说和剧本，有点像双胞胎——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可能走向不同的结局，甚至不同的呈现。小说是个人创作，电影是集体艺术，演员、导演、剪辑等老师有很多创造性发挥，与我的文本融合在一起，最终凝成了一股合力。
Q：电影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那把相亲用的伞，导致了父子之间的剧烈冲突。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
A：这个伞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相亲角，现实当中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在伞上贴一张A4纸，写上子女的信息和择偶要求。但我给老汪的设定是一个喜欢写书法的人，所以让他直接把字题在透明的伞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件手工艺品，贴合他的性格。
第二次出现，就是您说的那场冲突戏，这里我想表达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小汪对于这把伞的挣脱，象征着对父权的挣扎和反抗；另一方面，是老汪撑着这把伞站在雨中，看着雨一点一点把他辛辛苦苦写的字都冲刷掉了，代表着他对儿子付出的爱，像那些字一样一个个都没有了。我想通过这个画面，呈现这种无声却充满张力的对比。
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我希望构建一个“人物弧”，人物的转变不是突然的，不是一下子从一个非常懦弱的人变成一个非常强势的人，而是一点一点改变的。我们想在剧情里呈现人物的变化过程，让他变得更加真实可信。
Q：与剧烈的冲突相对应，老汪父子去澡堂那场戏，非常感人，但又非常隐忍，您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A：澡堂这场戏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不想写谁在哭，想通过气氛来烘托。所以着重写了澡堂里的蒸汽凝成水珠，一滴一滴落下的细节。我想用这个细节让大家去想象父子俩的表情和情绪，给观众一个留白。
到了电影拍摄阶段，我们找不到我想象当中的老式澡堂，那样的澡堂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后来找到的场地，对我来说有点太过明亮，甚至有点像游泳池。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去表现人物之间那种克制的情感，对导演或者摄影来说难度很大，很大程度上是靠演员的表演支撑起来的。
Q：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经常会被里面的真实细节打动，和您之前是纪录片导演有关吗？
A：当然。我有时候也感觉，如果我一直是一名在办公室写字楼工作的职员，那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深入上海那么多角落的。因为我做了纪录片导演，我才能有机会深度接 触上海普通人，包括之前并不了解的老年人。透露一个细节：老汪跟素娟说的那句“我怕我治好病，就见不到你了”，这句台词在小说里面是没有的，是后来改编剧本时特意加进去的。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很想有一个故事可以安慰和治愈大家，让大家好好地跟过去告别，或者说可以把过去放下。但这个“告别”，不是遗忘，更不是背叛，而是一种告别之后可以重新出发的勇气。
Q：从纪录片导演到小说作者，再到电影编剧，多重身份的转变，您有什么体会？
A：纪录片和电影有区别，但也有共性。我希望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像菜肉馄饨这么普通、这么微小的事物里，去汲取力量，重新出发。电影中有不少情感表达，其实都源于这个念头。我在创作时，有意赋予了很多想要安慰和治愈大家的能量，希望能走进观众的内心，所以相比小说，电影里的情感可能会显得更浓烈、更放大一些，也是因为我在不同阶段，对于生活或者说生命产生了一些新的感悟吧。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5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王志坤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