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为何变、怎么变、变什么 ——第十八届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暨第八届中国智能媒体传播论坛综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目标以及实践路径进行了精准把控。面对技术迭代冲击、舆论格局重塑等多重挑战，需将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放置于智能传播变革、社会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的整体视域下去思考和探讨。2025年10月12日，第十八届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暨第八届中国智能媒体传播论坛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外高校、主流媒体、智能媒体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近300位代表参会[1]。与会代表认为，聚焦“智能传播时代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锚定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落点、评价体系改革和人才培养目标，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路径。

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底层逻辑、协同路径与实践落地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底层逻辑聚焦“为何变”这一根本动因，包含AI技术带来的范式革命、传播学的本体性回归、变革的核心约束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非工具升级，而是AI驱动下的操作系统的底层重构，包括交互方式、资源分配和系统架构。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走出原有路径依赖，驱动媒体变革从重资产的规模扩张转向“轻量化”的价值密度跃迁，从“+AI”向“AI+”融合生态转变。人类角色正在从既定框架内高效执行任务的“操作者”转向进行系统级思考、战略决策和意义创造的“架构师”，核心竞争力转变为“第一性原理思维、批判性算法审计、形式化基底、计算思维接口”四维能力，未来社会的新鸿沟将从“数字鸿沟”转向“提问能力鸿沟”，新的分化在于提出深刻、新颖、有价值问题的能力，人类的独特价值愈发聚焦于意义创造和伦理判断。在AI技术带来的范式跃迁下，传播学需跳出单调的信息论与表面化的语言论，回归交流行动的实践论与复杂主体论。传播是“交往”的投影，传播学是“交往论”的投影，需从心理场、媒介场、社会场的分析中建立场论的系统性，舆论研究、媒体变革也应遵循这一转变逻辑。媒体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枢纽，当前主流媒体呈现“头部崛起、底部托举、腰部塌陷”的格局，中国共产党作为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常量”，媒体是其治国理政的核心资源；传播技术则是“最大变量”，突破传统时空限制的无限连接与即时在线不仅推动社会媒介化，而且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再结构化。此时，仅靠媒体自身无法完成变革，需依托国家与社会系统的全系统结构优化，从技术、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市场等维度，建立主流媒体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结构性联结，推进适应性的变革转型。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协同路径聚焦“怎么变”的实施方向，核心是通过技术、内容、体制、能力等维度的协同，形成系统性变革合力。一是人机协同，强化技术耦合，通过技术驱动的内容供给侧改革，优化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体系，借助AI技术实现从舆情捕捉到认知塑造的升级，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应对AIGC带来的认知挑战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技术与制度的持续调适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二是内容与需求协同，主流媒体在建构内容生产与分发和服务、治理等功能高度协同新模式的过程中，不仅要利用AI技术提升内容生产效率，而且要进行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在网络与新媒体内容生产的薄弱环节建立不可替代性。此时，内容需从泛资讯转向知识资产，营销需从卖广告转向运营用户价值；三是体制与生态协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顶层设计下的传媒部署，强调主流媒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强调通过生产关系重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以此构建高效能、可持续、灵活性的新型生产体系，充分发挥传媒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作用，联动学界业界解决关键问题，优化传媒资源配置，释放媒体活力，完善传播生态；四是能力与伦理协同，一方面，主流媒体需成为平台与社会的桥梁，通过推动采编、审核与治理模式变革，守住传播底线，重建主流媒体的公共话语权与影响力，推动共建可信的AI内容生态；另一方面，“AI素养”需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能力，通过风险评估、限制数据收集、敏感数据保护，规范隐私披露，建立“AI内容审核制度”与“生成内容透明标识”，筑牢主流媒体公信力。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落地聚焦“变什么”的应用场景，通过借鉴企业经验、技术案例，将变革任务落地现实。数传集团将图书转化为数字资产，其发展目标是成为中国的“Scale AI”，作为全球头部的出版服务语料库，为全球主流AI大模型公司提供训练数据服务。主流媒体坐拥海量历史图文、视频、用户互动数据，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标准化脱敏与确权，可将沉默资产升级为可计价、可流通、可分红的数字新能源。九州文化以AI投流推动微短剧出海，小剧组+大数据+强AI形成了九州的AI投流飞轮，让优质内容被算法第一时间捕捉、放大、变现，为微短剧的商业成功提供了有力支持。主流媒体同样可借鉴AI投流飞轮模式，让优质内容在第一时间被算法捕捉、放大，再用实时数据决定预算走向、变现，打破流量壁垒。薄荷健康从资讯媒体升级为互联网平台，通过“内容—服务—商品”的一体化闭环，使商品被“包裹”在专业的付费服务中，实现了价值的升维。在“技术赋能—生态重构—体系重塑”的递进逻辑中，主流媒体需结合先进企业AI技术应用经验，展开深度合作。科大讯飞与学习强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展开深度合作，覆盖大模型辅助写作、AI虚拟主播、网络直播实时字幕等创新应用，形成“产学研用”闭环应用模式。

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评价体系的改革机制与建设方向

  开源生态主导AI底层架构话语权，其本质是全球协作的无偿社会系统，而国内“唯短期收益”的评估机制，与开源生态的“全球志愿生产逻辑”相悖，导致“挂名开源”盛行，国际百科平台、数据集与机器人训练皆依赖此生态缺位，将直接削弱中国对外传播与算法训练语料来源。对此，需建立超越国界的“法律－翻译－激励”框架，将开源贡献纳入学术评价，以人文社科介入重塑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中国分叉”。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已远超内部流程优化，其核心在于打破行业壁垒，以“媒体+”的开放姿态，重新定位自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价值枢纽”角色，尤其是发挥推动文化普惠化与文化产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媒体评估体系的变革，将构建一个以优质文化内容为核心，链接各方资源，最终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开放生态，成为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关键性系统力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发布的《新媒体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以国家舆论治理需求为经，以多模态平台为纬，迭代构建覆盖算法伦理、内容真实、文化适配、国际传播等八维三级指标体系，对主流及商业媒体履责绩效实施动态排行与政策仿真，通过“开放数据模型、增设企业履责案例篇”，建立“学术－政策－产业”多方联动机制，助推新媒体社会责任治理范式创新，本质是对评价体系的优化与拓展。

  “技术+专业+素养”三维融合的核心能力目标。在技术应用方面，人才培养要求掌握AI底层架构与操作，具备与大模型对话的能力；在专业核心能力方面，主播等传媒从业者需具备内容策划及多模态传播与舆论引导能力、“媒体+客户沟通”的跨界组织能力、MCN领域本土理论的应用与实践能力、创意突破能力；在综合素养能力方面，要加强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培养政治理解力、价值引领力和新媒体素养。

  适配行业变革要求的人才类型目标。在细分领域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学院学科优势，培育细分领域适配型人才。需进一步探索“实践赋能+精准输送”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推动资源共享与联系紧密化，为特定领域输送适配型新鲜血液；在跨界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大模型的跨领域知识迁移能力打破学科壁垒，需推动“AI+”复合型人才培养。

  “产学研+全阶段”协同创新的培养模式目标。产学研方面，以校企联动共建产业学院。在教学层面，搭建智慧课程、专业图谱和学科能力图谱，结合大模型技术实现师生机三元互动；在科研层面，科研助手协助高校教师处理文献调研等工作，推动“学术－政策－产业”多方联动。全阶段培养方面，构建“一贯式”培养体系，贯通“本－硕－博”各阶段，确保人才能力与行业需求同频成长。

  “社会价值+行业使命”双重导向的价值定位目标。社会价值层面，人才培养需锚定公共文化服务方向，适配主流媒体的社会文化角色转型需求；行业使命方面，培养能支撑主流媒体舆论主阵地占领、智能体应用落地、开源生态话语权构建的人才，同时具备媒体社会责任意识，匹配“新媒体社会责任评价指数”要求。

（作者简介：彭新宇，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虎，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全球人工智能媒体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娴、陶文静、刘艳鑫、季心怡、李沛轩、潘若颖对此文亦有贡献）

【1】本次论坛由上海大学与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媒体传播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全球人工智能媒体传播研究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