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平凡：从“文化破域”与“经验共振”看东方卫视春晚的仪式重构

  2026年大年初一晚，上海广播电视台《天马巡春 春满东方——2026东方卫视春节晚会》以“一起发光，就是年味”为主旨，以高收视与全网高热度（据CSM全媒体数据、微博热搜榜统计：17台卫视春晚中收视同时段排名第二，全网话题累计阅读量超130亿，斩获全网热搜260个），成为地方城市“春晚”值得关注的典型样本。在地方广播电视台预算紧缩、网络媒体分流用户注意力的现实情况下，东方卫视摒弃豪华布景、流量堆砌、科技狠活与高饱和炫彩，以“微光汇聚”的平实与真诚进行文化破域，以鲜活的“一起发光”实现经验共振，重构春晚的人民性、民俗性、在地性，以年轻态、接地气、有网感的姿态，完成了人民城市理念的艺术转译，探索出一条地方卫视春晚的创新路径。

  引言  困境与转向：数字时代媒介仪式的逻辑变迁

  在大众传播时代，作为机构媒体的电视台处于传播系统中心，其举办、制作和播出的春晚，在中国传统新年民俗日趋淡漠的时代，填补了传统节日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空缺，具备“新民俗”的实质（谭锐，2008），成为毋庸置疑的、符合凯瑞传播观的“仪式”，吸引人们在这场“神圣典礼”中经历文化联结、信仰共享和精神体验，从而“建构与维系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詹姆斯·凯瑞，1975）。

  然而，当数字智能取代模拟调试，春晚的仪式性面临瓦解。按照戴扬和卡茨（2000）关于“媒介事件”的理论，“春晚”这类电视转播节目通过打破社会的日常时空节奏，将分散的大众“邀请”进一场盛大的文化表演之中——通过屏幕上流动的“电子符号”（如鲜艳的中国红、除夕的零点倒计时、载歌载舞的视听景观等），打破了传统春节“面对面”团聚模式，将千家万户的私人客厅联结并转化为一个神圣的公共“电子广场”，是团团围坐在电视屏幕前的“共同观看”，让亿万观众在同一时刻接收着相同的电子符号。库尔德利认为这种仪式及其“整合”功能只是大众传播时代的幻象，来自媒介机构预设、营造出来的“大家都在看、都在意”的氛围。而当数字网络成为遍布的基础设施，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手一个的小屏割据并占有了几乎全部的空闲时间，人们用“围坐在一起看春晚”的传统新民俗建立起来的集体仪式感消解在短视频平台不间断的视频流里（孙菡忆，苏玉波，2025）。

 伴随机构媒体主导的新仪式式微，“微信红包”这类由数字技术逻辑主导重构的新仪式更为人们认可——可见意义不再由某个实体的机构来主持、预设、讲述和传播，而是由在线用户在数字空间中的个体参与和交互生成（萧放，所揽月，2025）。这意味着，数字时代传播仪式的主体已从“机构”转向“用户”。因此，在数字智能时代，“春晚”面临的实际痛点是：当共同收看的时空条件被破坏，当符号组合的固定意义无法被顺利传递，当人们更加认可个体主导的“仪式感”，媒体该如何重建情感共在？

  另外，同样是春晚的仪式化建构，不同层级的传播者在其中承担的是不同范畴内的秩序建构责任。相比于央视春晚以国家范围内的全民共识、家国叙事建构为核心目标，本土化叙事可以说是地方电视台春晚在中国电视改革大潮中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应然之路。如何想方设法展现地域文化和城市气质，实现在地化“凝聚”，就成为地方卫视春晚因其在传播系统中的特殊位置而要应对的另一重问题。

  对此，东方卫视春晚通过空间下沉、主体置换与印象拼贴三步走策略，从重构舞台空间、凸显个体叙事、激活“跨媒介”经验三个维度出发，完成了一场从“城市仪式展演”到“在地文化共演”的仪式重构。

一、 空间重构：打破“封闭的神圣空间”，升格“开放的日常街头”

  传统媒体时代，春晚依赖“封闭场域”建立神圣感，通过封闭演播厅中边界稳定的舞台搭建一个符号展演的空间。然而，这种以机构为叙事中心、单向输出结构化符号的模式，不再契合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传播逻辑，物理空间的封闭性反而凸显出媒介仪式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成为机构媒体试图唤起的价值认同与用户俗常情感体验之间的裂隙。

  为了应对这种境况，东方卫视采取了“城市即舞台”的空间策略：彻底打破演播室的壁垒和演出舞台的边界，让上海整座城市成为仪式空间。

  以音乐剧短片《La La Land爱乐之都》为例，东方卫视将建筑物、街巷、广场等社会公共空间转化为表演场域，让人们生活、行走的日常空间成为媒介仪式的展开背景。当演员们走上马路，在武康大楼前起舞；走到黄浦江畔，在路灯下牵手；穿过石库门，在嵌着老虎窗的青砖墙前，在邻里晾晒的衣物和阳台摆放的花草下对唱……La La Land的经典旋律在烟火气中氤氲成一座城市最具生命力的背景，让演员们走上城市街道，让舞台变为“自家门前”的街头巷尾，通过这种观看和辨认，机构媒体让渡出了建构和感知仪式空间的权力，这种从宏大叙事中的故事背景向人们生活的俗场空间的“下沉”在事实上消解了观众对媒体仪式的“疏离感”，放弃媒体中心的叙事构思，而是将普通市民的生活空间、日常行为、社群活动，直接纳入仪式理解的图景，使烟火气与仪式感共生。这种表演空间利用生活化场景，让观众产生情景“卷入感”和空间“亲近感”，构成了一种理解和认知基础，重新实现了传播仪式对“共同在场”的深层需求，从而重建了本地居民与当地社会间的情感连接。

  此外在AI技术的辅助下，兰心大剧院、武康大楼、温室花园、上海大歌剧院等地标建筑，变换成钢琴、小提琴、长号等乐器元素，实现自然且有呼应的转场——“这座城市是一个热爱音乐、涌动音乐的空间”。同样通过数字技术，东方卫视实现了物理场景与虚拟仪式的无缝融合。如在零点钟声响起的时刻，借助智能灯光、全息投影等技术，巨大的“水晶花朵”在城市上空绽放，在高楼大厦间流光溢彩，仪式场景与城市气质浑然相融。

  除“让城市成为舞台”外，“把城市搬上舞台”成为日常空间与仪式空间融合式重构的另一个维度。作品《欢迎来上海》，以微缩淮海路街景为主布景，通过可升降、可移动的模块化装置组合，舞台场景在弄堂、骑楼等经典海派建筑间切换。配合歌手表演的不是专业伴舞，而是街头艺术家、时尚爷叔团、绅装骑行爱好者等生活在上海的居民。他们用“不专业”的肢体动作和表情管理，自然地重现着自己的日常爱好，舞台就在这些差异化、多元化、日常化瞬间的组合中，再现为开放、多元、包容、鲜活的上海微缩样本。

  从封闭演播室的“神圣舞台”到开放城市空间的“俗常空间”，仪式不再是脱离生活的“特殊事件”，而是被看见、被升华的生活本身。

二、 主体转变：从“群体宏观叙事”到“个体经验共鸣”

  根据柯林斯的观点，相较于实体物理空间，情境在仪式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即使在“脱域和离身”的情况下，只要个体之间拥有共同关注的对象、话题，并产生情感共鸣，就能跨越物理阻隔产生“互动仪式链”的效果（柯林斯，2012）。这为地方电视台的仪式建构提供了关键启示：调整讲述的主体和叙事的视角，同样可以在低成本的技术语境中，打通“互动仪式链”。比如，在数字传播生态中大众不再满足于被抽象为宏大叙事框架中作为整体的“人民”的一部分，而是渴望看见更现实、更具体的自身经验。

  以小品《白龙马的西游视界》为例，东方卫视将视角从经典神话文本中自带“伟光正”光环的师徒四人身上移开，转向长期被边缘化的、取经团队“底层打工牛马”白龙马的经历。剧情设定在灵山论功行赏的述职现场：白龙马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却因“述职文牒排版不美观、破坏整体格式”等啼笑皆非的理由，面临十余年西行血汗将被全部抹杀的困境。白龙马打破沉默，含泪细数自己十万八千里的负重跋涉、危难时刻的舍身救主以及无数次调解团队分裂的“隐形功绩”……当述职、优化、复盘等职场常见场景出现在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里，荒诞的“取经结算”竟在恍惚中与观众的工位重叠，展现出当代普通人最真实的生存图景。在“千问说牛马的马是白龙马”的微博话题下，一位博主这样写道：“该总结总结，该复盘复盘，不是为了邀功，而是让所有人知道，这十万八千里，我也走了。”这条微博下汇集了1.3万条赞和288条评论，不少网友评论说“这个节目也是蛮现实的了”“这个节目是很有共鸣的，打工人太懂了”“这是我们职场人的真实写照”。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东方卫视春晚不再执着于通过诉诸家国情怀唤起的宏观价值认同，而是选择发现和讲述普通人的拼搏奋斗，通过对平凡个体命运的投射和观照，直面当代职场中绩效分配不公、底层付出被无视的现实痛点。

  当然，对普通个体叙事的凸显也绝不是对“群像”和集体力量的排斥。由杨文韬、张灿领衔的现代舞作品《平凡之路》呈现了无数默默无闻、在都市中打拼的普通人的生命体验。舞蹈开篇，舞者们以分散且低垂的身体姿态，以克制而有力的舒展，艺术化地展现出了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职场困境的挣扎与迷茫；舞者们以牵手、搀扶、彼此支撑的动作，展现从分散状态走向个体间的凝聚；最终，零散的身影从舞台四面八方汇聚为充满力量感和节奏感的群舞，姿态也从低头踟蹰变为昂首阔步……都市打工人们熟悉的“困顿－挣扎－陪伴－坚守”图景，被艺术化地呈现在春晚舞台上，叙事主体不再是茕茕孑立的“我”，而是同在一个城市中奋斗的“我们”。这种叙事主体的转变彰显了机构媒体的微观视角，以及对普通和平凡的尊重及致敬。通过对“大多数”经历的诉说与再现，晚会肯定了每一份平凡的坚持和守望。

  晚会放弃了造神构思，而选择用“打工人”“普通人”这一与神圣标签无涉的身份，让无数观众看到迷茫、疲惫与委屈的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被看见”是观众通过媒介仪式对“个体经验被尊重”的确认。这种叙事主体和视角的切换，体现出机构媒体不再将“受众”视作面目模糊的整体，而是通过“为个体付出正名”，认可了个体观众在感知、认识和情感上的主体地位。

三、 激活“远方”：跨媒介回应“上海”印象

  如前文所述，数字时代的仪式链生成条件正从“具身共在”转向“情感共在”，地方卫视的情感动员必须扎根于特定地域的本土经验。但是，卫星通讯和数字技术赋予了地方电视台突破物理边界的传播能力，各地居民都可能成为其受众，因此参与塑造更高层次的价值认同也是其职责所在。

  东方卫视对“远方”的呼唤，体现在对散落于不同时空和传播环境中的“上海”符号所承载的文化碎片的收集、回应和凸显。

  一方面，东方卫视春晚激活了主流受众对于城市符号的集体记忆。《中国动画组曲》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多部国民级经典动画主题曲进行了改编、串烧，《葫芦兄弟》《邋遢大王奇遇记》《黑猫警长》《大耳朵图图》等作品唤醒了1980-2000年出生、成长起来的观众的童年情怀。熟悉的旋律搭配经典动画片段，当“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一具有极强地域属性的文化符号适时出现，海派文化标识便跳出地域边界、穿越银幕和荧屏，与数代中国人关于“动画”的童年记忆牢牢绑定。东方卫视立足上海“中国动画发源地”这一地方文化名片，通过经典文化IP的创新表达，完成了用在地文化召唤和凝聚脱域记忆的目标。

  如果说《中国动画组曲》贯穿了物理时空和传播介质，那么《La La Land》这一内容选题则体现了机构媒体作为传统官方话语主体，对新兴社交媒体话语空间的关切、重视和回应。一方面，上海的音乐剧市场爆款迭出，许多作品经历了在抢票平台上“秒空”的盛况，“因为一场戏奔赴一座城”成就了上海“中国音乐剧之都”的现实。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歇浦路渡口、民生路码头、陆家嘴滨江步道等上海市民的日常公共空间，经摄影爱好者与网络博主的镜头呈现，凭借其特定时段的光影美学（如“蓝调时刻”），被冠以 “现实版爱乐之城”的美誉。音乐剧这种文艺形式和上海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被来自民间的、用户自发的情感认同，不断重复与实践，也构成了东方卫视进行仪式空间重构的用户心理基础：卫视春晚不再需要通过“封闭演播室”来强行构建仪式感，因为网络舆论场已经为这些真实的、流动的城市日常空间贴上了“浪漫”的标签。东方卫视选取这些网友公认的“爱乐之城”实景，实质上是将民间自发生成并赋予上海的符号意义，正式纳入了主流文化的仪式叙事之中，通过“复现”而非“模拟”，让即使不是上海本地的居民，仅仅作为音乐剧爱好者或社交媒体“土著”，也能同样产生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面对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东方卫视不再执着于通过意义固定的符号组合，对“想象的城市”进行重复性叙事，而是将不同人眼中的“上海”元素组合成一组视角各异的城市拼贴画——上海既是“曾经是少年”的1980-2000年代出生人群的动画梦工厂，也是音乐剧迷、摄影爱好者和小红书博主的La La Land，由此实现了跨时空、跨媒介的情感流动。

总结  从符号展演到共演：媒介仪式的嬗变与地方媒体的实践路径

  回顾东方卫视2026马年春晚的实践，可以辨识出一条从“文化展演”到“文化共演”的变化轨迹，当春晚不再只追求堆积于屏幕上的视觉奇观，而是着眼于在弄堂与CBD写字楼之间唤起真实共鸣时，媒介仪式便完成了从“机构单向展演”向“全民情感共演”的嬗变，而这种变动的重点则在于对“个体性”与“地域性”的文化重描。

  个体性意味着仪式不再悬浮于大众生活之上，而是穿透将大众抽象化的时代洪流，扎根于日常经验之中，将“时代脉博”赋予平凡个体的生活感受。地域性则意味着地方卫视找到了自身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深耕本地文化土壤，将上海的城市气质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当整座城市成为舞台，当每一个普通市民都成为潜在的主角，仪式便从机构主导下的“展演”变成了所有人在同一个媒介场域中情感流通的“共演”。

  地域文化气质在个体叙事中闪光，城市与普通人在心理距离上也会变得更加亲近。东方卫视春晚的实践，为理解地方广电媒体与城市文旅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样本。在当前的媒介生态中，地方春晚已不仅是节庆内容的提供者，更是城市文化资源的激活者与文旅资源的整合者。因此，当东方卫视将城市标志性地点打造为面向全国观众展演上海生活样本的舞台，将外滩、武康大楼、温室花园等具有特定意涵的文化符号纳入仪式叙事，这一实践与山东卫视春晚一省多城、分域定制、“一城一色”的创作传播逻辑，以及无锡“跟着春晚游无锡”以春晚IP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形成了互文，共同指向地方广电文旅在文旅融合中的功能转型：从单一的内容生产者转向“内容+场景+体验”的生态构建者。

  然而，相较于一些省市“广电+文旅”实践中常见的流量导向，东方卫视春晚呈现出更加内敛的特质：其空间重构策略并非直接服务于旅游消费动员，而是通过“城市即舞台”理念，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媒介，使屏幕前的仪式观众在审美体验中建立起对城市文化气质的深层认同。这种认同的生成逻辑，遵循的是媒介仪式理论中“情感共鸣”先于“行为转化”的规律，将城市文旅推广从直接的消费诉求，转化为以文化认同为中介的“潜在性”召唤。换言之，东方卫视春晚所实践的“广电+文旅”融合，并非简单的“内容引流—线下消费”线性模式，而是通过仪式重构，在城市与观众之间建立情感契约，使媒介仪式成为城市文化品牌的“前置体验”环节。当观众在春晚舞台上看到熟悉的街景，尤其是高度共情的个体命运叙事，城市便从抽象的地理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进入的有温度的世界。这种“心理可达性”的建构，恰是文旅深度融合的大众心理基础，让屏幕前的仪式观众有望转化成为未来的城市“潜在游客”。

  这种探索为地方卫视在数智时代办好春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回应了数字传播挑战，同时揭示了媒介仪式未来演变的可能方向：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生态中，真正的仪式力量在于搭建大众“共同在场”的平台，使得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其中找到自身经验的投射空间。对于地方卫视而言，这种“袪神圣性”的转型，既是应对生存压力的策略选择，更是重新定位自身社会功能的契机——唯有扎根于平凡个体的真实经验、深耕于地域的文化土壤，媒介仪式才能重获其生命力，重新成为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从这个角度来看，低成本、高收视率的东方卫视春晚，本质是“人民城市”理念在媒介实践中的成功落地：以凡人主体性为内核，以在地化空间叙事为载体，以文旅互文为延伸，构建了“人本－在地－产业”三位一体的城市文艺创新范式。这一范式印证了城市春晚的生命力：核心不在于流量与技术，而在于对“人”的尊重、对“城”的理解、对“文”的活化，从而实现文艺价值、社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相生相融。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