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理论视域下中美影视剧中女性记者的媒介形象重构

一、引言

  自2014年起，中国记协已连续多年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据2022年报告披露，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报纸出版业、广播电视及通讯社领域的新闻从业人员约120万人，其中持有有效新闻记者证者约19.4万名，男女记者比例达49:51，女性记者占比不仅持续攀升，更首次超过男性，成为新闻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女性记者凭借独特视角与共情能力，在信息传播、社会议题挖掘及舆论监督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新闻业多元发展的核心动能。而影视中的女性记者形象，既是公众认知新闻行业的重要窗口，也潜移默化映射了特定社会的性别观念与权力关系，其传递的内涵深刻影响着社会对女性记者职业价值的认知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表征意义。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美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记者形象虽在表层呈现出“从客体到主体”的觉醒趋势，但其深层表征却仍可能受到特定社会性别观念与权力关系的规训，这一张力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起点。

  凝视理论为揭示媒介性别再现机制提供了有力工具，本研究聚焦中美两国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记者形象展开比较分析。中美作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大国，其影视作品对女性记者形象的呈现必然受各自社会文化语境影响，进而在视觉、情感、职业、道德与文化等维度展现跨文化下的共性与差异。基于此，研究基于凝视理论，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两国作品在塑造女性记者媒介形象上的异同，探讨形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与性别权力结构，以期为理解当代媒介文化中的性别再现提供新视角，同时为现实中女性记者群体的职业发展与性别平等实践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凝视理论

  凝视理论起源于电影研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1975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首次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概念，指出电影通过镜头语言将女性塑造为被观看客体以满足男性视觉欲望，导致女性丧失主体性[2]。此后该理论持续发展，霍尼格2005年提出“对抗性凝视”（Counter Gaze），强调被凝视者可借主动观看打破男性主导凝视格局以回归主体性[3]。贝尔·胡克斯（1992）则聚焦黑人女性提出“黑人女性凝视”理论，揭示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独有的凝视机制[4]。这些理论为剖析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提供多元视角。

  作为含权力意志的观看方式，凝视呈现凝视者的优越性，被观看者处于福柯“全景敞视监狱”般的无言暴力与心理压制中[5]，尽管影视作品以虚构娱乐形式部分消解凝视暴力，但银幕内外“看”与“被看”的权力结构未变，视觉消费始终与女性角色身份建构相伴。同时，该理论还拓展至媒介再现中性别权力结构的广泛探讨，既批判“男性凝视”对女性记者形象的客体化、边缘化，也借助“女性凝视”“对抗性凝视”挖掘女性记者的主体表达与职业身份建构，反思影视作品对女性记者形象呈现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分析框架，进而推动媒介内容生产性别平等实践。

  （二）女性记者的媒介形象

  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形象的呈现是学界关注焦点，作为重要文化传播媒介，其既反映社会现实，也塑造公众对该职业群体的认知，学者们已围绕形象塑造方式及背后性别观念、社会文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国内研究中，李尤（2012）通过梳理30余部影视剧发现，影视作品对女性记者形象的再现缺乏客观真实性，加剧了社会对该群体的“性别误解”与刻板印象，阻碍性别观念进步并提出改进意见[6]；肖明珊（2013）指出西方电影中女性记者虽在调查、揭黑等类别占比与男性相近，但不足三分之一能独立完成深度工作，多数处于从属地位或涉入私人事务，调查智慧也逊于男性[7]；廖姗（2020）聚焦2000—2019年华语影视作品，发现女性记者在家庭呈“天使”形象、职场呈“魔女”形象，空间重合时形象多元化，且不同类型形象反映出女性意识的复杂流动特征[8]。国外研究中，Painter & Ferrucci（2012）分析《体育之夜》后发现剧中女性记者不专业、依赖男性[9]，Waddell（2021）认为好莱坞影视赋予女性记者负面刻板印象，对现实从业者造成不良影响[10]。总体而言，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形象呈多面性，既存在“天使”与“魔女”的二元对立及刻板化处理，也发展出展现女性意识觉醒的多元形象，但仍暴露性别观念滞后的问题，未来需推动形象客观呈现以助力性别平等与社会文化进步。

  综上所述，现有国内外研究在影视中女性记者形象领域虽已积累一定成果，但仍存在明显局限。国内外研究多局限于影视单一语境，缺乏跨文化比较视角，多数研究停留在表层形象特征描述，缺少针对女性记者的由凝视理论提出的阐释框架。本研究立足跨文化比较视角，旨在探究中美影视剧中女性记者的形象重构。

三、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 2015—2024年中美影视作品为样本，依据“题材相关性、文化代表性、受众影响力”进行筛选：题材上，以女性记者为核心主角且明确展现新闻职业场景，或以女性记者为配角，但其角色对主线剧情产生一定影响；文化上，美国样本覆盖电视台剧集、流媒体剧集、社会议题电影，中国样本含大陆主流媒体剧集、网络剧集、香港和台湾地区剧集，兼顾多元媒介形态；影响力上，参考豆瓣评分、高票房/播放量及行业奖项，排除冷门作品。最终确定的样本为13部（美国5部、中国8部，详见表1）。

  同时，本研究采用三级编码的文本分析法，借助NVivo 11软件辅助编码操作，确保分析的系统性与可靠性。编码过程遵循“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流程，从原始文本中提炼出与凝视理论相关的核心范畴，开放式编码梳理13部作品细节，提取“视觉、情感、职业、道德、文化”相关初始编码；主轴式编码将初始编码归为五大凝视类属，2名研究者独立编码，Kappa=0.82，一致性达标；选择性编码结合中美文化语境解读编码结果，挖掘凝视差异根源，提炼核心概念以形成结论，进而构建女性记者媒介形象的阐释框架。

  （二）理论框架

  结合新闻职业特性，将“凝视”拆解为三级，由浅至深，层层递进。第一是外表层“视觉凝视与职业凝视”。视觉凝视聚焦女性记者的外貌、着装与身体语言，直接反映“观看者—被观看者”的权力关系；职业凝视关注角色的工作能力、晋升路径与职业困境，揭示新闻职场中的性别权力结构。二者共同构成女性记者媒介形象的显性表征，是后续深层分析的基础。第二是中间层“情感凝视与道德凝视”。情感凝视审视女性记者“事业—家庭”的角色冲突，反映社会对女性职业人”与“家庭人”的双重期待；道德凝视考查角色的职业伦理选择，凸显性别化的道德评价标准，对女性角色的伦理要求易与情感责任绑定。二者构成媒介形象的隐性规训，体现性别权力的深层渗透。第三是内核层“文化凝视”。作为深层驱动因素，文化凝视源于中美差异化的文化价值观：美国文化中的个体主义与性别平等话语、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与传统伦理，直接决定凝视机制的跨文化差异，是解释女性记者形象异同的核心逻辑，构成整个分析框架的“根源”（见图1）。

图一 女性记者媒介形象的阐释框架

三、研究发现

  （一）外表层凝视：视觉与职业的显性表征

  1.视觉凝视

  传统性别观把男性定为“自我”，女性定为“他者”，前者居于主体，后者被客体化。男性以“凝视”确立主体性，女性沦为被看之物，承受目光带来的权力压力，只能被动观看被凝视的自己，从而更易被物化 [11]。美国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的视觉呈现常与“权力交易”深度绑定，身体成为获取职业资源的工具。《纸牌屋》中，政治记者Zoe的出场镜头多以紧身套装、浓妆形象报道政治新闻，尤其是她与议员Frank的对手戏，镜头频繁聚焦其身体曲线，将女性身体作为吸引观众、获取新闻资源的工具，将性吸引力转化为获取独家政治新闻的交换筹码，符合穆尔维男性凝视下女性客体化理论，反映美国个体主义文化下利益优先的物化逻辑。即便突破传统物化形象的角色，仍难逃视觉凝视的隐性规训。如《早间新闻》中的 Bradley Jackson以“雷厉风行、敢于发声”的职业形象著称，但其晋升为主播后的首次公开亮相，镜头仍过度聚焦其“定制礼裙和精致短发”的外在形象，社交媒体对其穿搭的讨论热度甚至超过其主持的新闻内容，凸显性别平等话语与视觉物化的内在矛盾——女性记者的职业价值仍需依附外貌消费获得认可。

  中国影视作品则侧重审美规训下的形象合规，女性记者的视觉呈现需符合职业身份与社会审美的双重标准。《以爱为营》中郑书意的小香风套装、精致妆容令她每次出场都伴随着大量对于外貌的夸赞，闺蜜甚至戏称“郑书意你个祸水”，阻碍了采访的正常进行。《送我上青云》中的调查记者盛男刻意以素面朝天、宽松运动装的形象反抗传统审美，却被同事评价为“不像记者像学生”，暗示女性记者若脱离社会审美期待，易被贴上不专业、不合群的标签，反映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形象共识对视觉凝视的塑造。然而，亦有部分作品有突破传统男性凝视的尝试，如《红海行动》中的战地记者夏楠以利落短发塑造干练专业形象出场，镜头通过“她击毙恐怖分子”与“男性助手胆怯退缩”的对比画面，瓦解女性需被保护的刻板认知，展现去性别化的职业视觉符号，实现从“被看”到“主动行动”的角色转变。

  2.职业凝视

  美国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的职业突破常面临隐性玻璃天花板，个体能力的发挥受限于男性主导的权力网络。《早间新闻》中，Bradley虽凭借揭露职场性侵的独家报道从地方记者跃升为全国主播，却发现新闻编辑部核心决策层（制片人、总监）均为男性，选题资源向男性记者倾斜（如国际时政、深度调查类选题多分配给男性），女性记者多被限定在生活服务、娱乐八卦等边缘领域，与美国个体主义文化下能力至上的话语形成鲜明反差。《新闻编辑室》中，助理制片人Maggie的职业成长高度依赖男性制片人Jim的权力庇护，Jim不仅为她争取战地采访机会，还替她掩盖工作失误（如误报新闻来源），暗示女性记者的职业成功需依附男性权力网络，个体能力难以独立支撑其完成职业晋升，反映出美国新闻行业男性主导权力结构的现实。

  中国影视作品则凸显传统伦理对职业选择的制约，女性记者的职业发展常与家庭角色绑定。《新闻女王1》中，资深记者张家妍凭借冲入公交车火灾现场获取一手新闻的职业表现获得业内认可，却在权力斗争落败后，被男友以“邵太太”身份为由要求其辞职，“做全职太太也是好工作，比你跑新闻安全”，将家庭角色包装成职业替代方案，反映传统母职期待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压制。《好东西》中，调查记者王铁梅虽以敏锐的新闻嗅觉挖掘“校园霸凌”等社会议题，却因单亲妈妈身份被投资人质疑“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最终被迫将公众号主编职位让给男性同事，凸显职业评价中的性别双重标准，即如果男性记者的职业投入被视为敬业，那么女性记者的同等投入则可能被视为“失职的母亲”。

  （二）中间层凝视：情感与道德的隐性规训

  1.情感凝视

  中美影视作品均将女性记者置于“事业—家庭”的二元困境中。美国影视作品的冲突源于个体主义文化下的权力关系，情感矛盾本质是个体职业信念与家庭权力的博弈。在影片《聚焦》中，《波士顿环球报》调查记者Sacha因揭露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丑闻，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产生信仰撕裂：祖母在得知调查结果后，以颤抖的手为她递水，此后再未邀请她参加家庭弥撒，职业责任与亲情的冲突直接指向个体正义与家庭权力的对抗，情感困境的核心是个体选择与家庭共识的矛盾。

  中国影视作品的冲突则源于传统伦理对女性角色的期待，情感困境本质是职业身份与家庭角色的冲突。《新闻女王1》中，副总监文慧心凭借强势的职业谋略成为新闻部核心人物，却因未婚未育、无固定伴侣的情感状态被同事私下议论，将情感孤独等同于人生不完整，反映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优先于职业角色的期待。而《以爱为营》中，财经记者郑书意的情感叙事路径更具代表性：前期以事业优先形象出现（如为采访放弃约会），被观众评价为“太强势、没人敢要”；后期通过与金融总裁时宴的爱情线，实现“事业—爱情双丰收”，剧情才以“圆满”收束，反映传统伦理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根深蒂固，即便在现代职场，女性仍需平衡事业与家庭，否则易遭受舆论指责，体现集体主义文化下女性角色的多重束缚。

  2.道德凝视

  近十年中美影视作品均存在女性记者等同于正义化身的刻板印象，开始展现角色的道德灰色地带，但道德评价标准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归因逻辑与叙事倾向的分野尤为突出。

  美国影视作品对女性记者的道德困境多归因于行业系统压力，评价视角相对客观，核心关注行为选择的合理性而非性别特质缺陷。以《她说》为例，《纽约时报》调查记者 Megan在报道性侵丑闻时，曾因担心证据不足推迟发稿，镜头通过“她深夜在办公室反复核对录音”的细节，展现道德困境的根源：源于媒体行业事实核查机制的严谨要求与法律风险规避的职业规范，而非个体道德层面的瑕疵。这种叙事既展现角色的道德挣扎，又避免将问题归因于女性特质，体现对职业逻辑的尊重。

  中国影视作品则对女性记者的道德困境附加性别化指责，道德评价常与女性特质绑定在一起。《恶女》中，新闻主播黄立美为阻止父亲与年轻保姆再婚，伪造“保姆骗婚”的新闻证据，被舆论批判为感情用事、缺乏职业操守，评论中频繁出现“女人就是容易情绪化”“头发长见识短”等性别化攻击，将个体道德失误归因于女性特质缺陷。《目击者之追凶》中，社会线记者主管Maggie为掩盖自己十年前的肇事逃逸真相，利用职务便利压制相关新闻报道，被观众标签化为“贪婪自私的女人”，凸显社会对女性记者的道德容忍度较低。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的道德觉醒常需以家庭代价为前提：《恶女》中的黄立美，直至父亲因“假新闻”自杀、发现被丈夫利用，才意识到道德失误的严重性并选择公开真相，其主体性的建立依赖男性（父亲、丈夫）的悲剧性推动，尚未脱离男性凝视的叙事框架，个体自主觉醒的空间被压缩。

  （三）根源层凝视：文化语境的深层驱动

  从文化层面看，美国虽倡导性别平等，但个体主义文化下，性别权力结构依然失衡。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中的性别距离维度显示，美国文化在权力分配上存在隐性男性主导特征[12]。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需不断证明自身能力，如《早间新闻》中，Bradley虽勇敢揭露男性主播的职场性侵行为，但在首次出席媒体行业晚宴时，仍下意识向男性高管解释“我能当上主播不是靠潜规则”，女性记者需主动证明未利用性别优势获取职业资源，本质是对男性权力的隐性认同，担心被贴上靠性别上位的标签。

  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对集体的融入与角色适配。霍尔（Edward T. Hall）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指出，中国作为高语境文化国家，社会规范多通过隐性方式传递[13]。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面临的情感困境、道德审视，根源在于传统母职观念与现代职业角色的冲突。影片《新闻女王1》中，张家妍对母职的抗拒进一步凸显这一冲突：她明确表示“不想要孩子，想专注新闻事业”，却被母亲指责“女人不生孩子就是不完整”，被同事质疑“连孩子都不想要，怎么能理解民生新闻”。最终她在权力斗争中妥协，接受新闻部总监职位的同时，同意与男友讨论结婚生子计划，暗示女性记者的职业发展需向集体期待让步，个体对母职的自主选择难以突破传统伦理的认知束缚，暴露中国文化凝视的深层冲突。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凝视理论，通过文本分析2015—2024年中美13部影视作品发现，两国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记者虽表面呈现“从客体到主体”的觉醒趋势，但深层仍受到男性主导结构规训。最终构建出“外表层—中间层—内核层”阐释框架，三者间呈现出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逻辑关联。通过具象的视觉符号（外貌、着装）与职业行为（能力呈现、晋升路径），勾勒女性记者形象的显性表征；中间层深入情感凝视与道德凝视，挖掘形象背后隐性的情感规训与道德评判；内核层落脚文化凝视，追溯中美文化价值观差异，形成对形象建构逻辑的解释。

  总体而言，视觉凝视中，美国侧重权色逻辑下的身体物化，中国侧重审美规训下的形象合规；情感凝视均凸显“事业—家庭”二元困境，美国归因于个体主义下的权力交易，中国源于传统伦理下的角色期待；文化凝视则揭示美国个体主义与性别平等的话语矛盾、中国集体主义与传统母职的认知冲突。本研究拓展了凝视理论在影视媒介研究中的应用场景，呈现并阐释了两国影视作品中女性记者媒介形象的多元样态，揭露了影视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和权力运作机制，最终为女性记者职业发展的推进提供了参照路径。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智媒时代上海主流媒体人机协同深度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023EX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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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6】李尤.影视作品中女记者的刻板印象研究[D].暨南大学,2012.

【7】肖明珊.西方电影中的新闻记者形象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8】廖姗.21世纪华语影视作品女记者形象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20.

【9】Painter,C.&Ferrucci,P.Unprofessional,ineffective,and weak: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journalists on Sports Night.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J],2012,27(4):48-262.

【10】Waddell,T.F.Who thinks that female journalists have sex with their sources? Tes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xist beliefs,journalist mistrust,and the perceived realism of fictional female journalists.Journalism Studies[J],2021,22(15):2005-2022.

【11】Berger,J.Ways of seeing[M].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Penguin,1972.

【12】Hofstede,G.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Sage Publications,1980.

【13】Hall,E.T.Beyond culture[M].New York:Anchor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