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安宁”和“隔绝的陪伴”： “做正事”时为何听播客 ——数智时代劳动正义的听觉实践

 

引言

  现代人的生活中常能见到这样的景象：图书馆的书桌前，学生埋头奋笔疾书，蓝牙耳机里，播客主播正嘻嘻哈哈地讨论着自己最近的亲密关系；摩天大楼里的某个工位上，白领的十指在键盘上纷飞，通过不可触摸的数据流，未曾谋面的主播正对当下的职场氛围大吐苦水；深夜某间公寓的窗前，网文写手打开文档，主播温柔的男声或女声响起，电脑屏幕上创造的故事在继续，主播的成长故事也在房间中缓缓流淌……学生、白领、写手们都在做自己的“分内之事”，或者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讲，他们都在“做正事”。

按照人们的常识，工作、学习这类“正事”往往需要人们“集中注意力”，但正如本文开头所描绘的三个场景那样，如今许多都市青年的工作、学习都伴随着收听播客的行为。我们不由得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都市青年在做正事时选择听播客，听播客会给这些都市脑力劳动者的劳动体验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中文播客：数智环境中的文化工业和后现代的感官逃逸路径

  在其诞生的社会语境里，“播客”一词 (Podcast)是苹果公司便携播放器iPod和广播 (Broadcasting)  两个词的结合（Podfest China,2020），这种造词法从技术体系和知觉方式两个层面，巧妙地点出了播客的本质：可移动的听觉媒介。根据《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JUSTPOD》，2023年中文播客听众达1.17亿，预计2024年达1.34亿，2027年可达1.79亿。中文播客及其带来的“耳朵经济”引起了广泛关注。现有播客研究依然可以按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分为两个面向：

  第一类研究将播客看作数智环境中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内容，重点关注数字音频的独特话语方式，以及平台的技术-经济权力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塑造。早期听众接触播客的方式较现在复杂：需要打开网页，把音频文件下载到自己的MP3中。不知是否因为“打开网页并下载”的中介动作太麻烦，早在2005年就进入了中文互联网的“播客”，直到移动智能设备普及后才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可以认为，我国的主流播客听众群体是在移动互联平台化的技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依赖平台提供内容是其播客消费习惯（王媛，梅雨浓，2024）。因此，围绕作为技术环境的数智平台及其与生俱来的可编码、可互动、个性化表达等特征，形成了一类播客研究。此类研究认为从生产环节来看，播客是“天生叛逆”的媒介，主播拥有一定的符号生产和解释权力，甚至有可能再造公共领域（王长潇，刘瑞一，2019；李雪娇，胡泳，2022；高贵武，王彪，2022）。而从消费环节来看，播客平台满足了用户认知、心理、情感等多方面的需求（冯菊香，耿叔豪，2023）。此外，随着播客发展日趋成熟，有研究开始关注播客的“口语”形式本身具有的媒介特性，认为其叙事的线性逻辑、表达的人格化特征，能够缓解“加速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王婷，2024；陈卓睿，彭兰，2024）将人与人的关系带回拟部落状态，具有较强的社交和情感属性。第二类研究将播客看作视觉文化霸权中的感官逃逸机制，着重分析技术可供性条件下人和数字环境的动态关系，关注人类寻求诗意生存的可能。物质技术状况培养了相应的听觉方式，就播客而言，智能耳机-移动互联网-数字平台是收听行为的基座，也是收听者感官的栖居环境（季凌霄，2019；魏海，匡恺，2024）“播客收听行为”是人与上述技术环境的互动，生成了人以与个体所处空间的形塑性权力进行博弈的力量。通过听觉感官，人类被数智技术赋予了自主选择“在场/脱嵌”的权力，突出了技术具身条件下，感官平衡对人经验、建构世界的重要性（晏青,何丽敏，2023；朱丽丽，彭楠楠，2024；邢彦辉,李欣玲，2021）。

  可以看出，在当前的播客研究中，作为表达渠道的数字平台、作为认知途径的口语媒介形式、作为感官经验中介的听觉技术，似乎都成了“行动者”，它们均有自身的逻辑甚至目的，都能为作为“听众”的人“赋能”，或影响其认知世界的方式，或建构其知觉世界的维度。而真正在“听”的人，却仿佛成了这一现象中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只需要登上平台、戴上耳机，让媒介物-技术体系-人这个互动结构完整，便达成其存在的目的了。没有人关注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听播客。本研究便将以此为切入点，从播客听众群体画像入手，发掘“听播客”这一现象中被忽视的问题。

  根据《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JUSTPOD》，我国播客收听群体的画像具有以下特征：90%的听众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77.3%的听众从事脑力劳动；73.4%的人居住在一线或新一线城市；82.3%的听众年龄在35周岁以下。也就是说，中文播客的主流听众群体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在大城市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人。那他们收听播客的习惯，是否也与其生存于其中的生存状况、劳动性质有关呢？不妨对当下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一番描摹。

  （二）被忽略的收听场景：信息技术时代的劳动正义问题

  从工业时代起，人们的生产生活节律便再也无法逃离机器的运行节奏，劳动者成为内在于技术体系的一个个“部件”，技术成了劳动者的时空尺度，在当下的信息技术时代更是如此。如果说，工业革命与电力革命时期，技术对劳动的改造仍着重于激发非人生产材料的物性潜能，其介入人类时空感知的方式，依赖于对外部环境的改造，那么信息革命则全然不同，它将人类意识与精神需求一并视作生产原料，不仅是人类知觉世界的中介，更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时间与空间体验。劳动实践中的这些具体经验，改变了劳动者的生活情状，关涉到新技术环境中的劳动正义。

  马克思对劳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并不停留于经济层面, 而是深刻揭示劳动对于人及其社会历史的本体论意义，即，劳动标示着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和生命特质, 是人的力量的外在彰显和自我确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验逻辑考虑，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是对作为人类基本存在形式与推进和创造社会历史的劳动活动及其关系所进行的正义性探究（毛勒堂，2016），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对劳动这种体现人的本质的生命活动的考察，必然要落实到人的具体劳动实践之中去，关注在劳动过程中，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了维护、人的价值是否得以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否得以保全（徐斌，韩潇，2024）。

  相比起前信息化时代，播客主流听众的劳动实践体现出的最鲜明变化，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解绑”——当下，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人而言，只要不断网，随时随地都具有办公的条件，劳动关系的发生不再以空间为限制。而作为被编织在社会信息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不间断地处于“被叫起来工作”的可能性之中，让脑力劳动者们失去了感知和顺应自然时间节律的能力，常常感到焦虑不安。

  信息技术对劳动关系的时空跃迁的基础性作用不只体现于此，更在于信息革命以来资本由实体化向虚拟化的转变。如果说实体资本通过对物质劳动生产时间、生产资料的强制占有、支配是一种可见的权力，那么虚拟资本的权力则不再拘泥于劳动程序的某一硬性规定上，而是对劳动力的一种细致入微的、渗透式地掌控（唐松，2022）。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劳动过程实现数字化后，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分野趋于模糊化。而从空间上来说，都市中的脑力劳动者常常处于屏幕化的工作环境中，其工作流程被切割和分散成数字链条中的片段，只需要完成自己的规定性动作，多数时候并不需要和其他劳动者进行交流。因而许多劳动者反映，劳动过程中自己会感受到一种原子化的“孤独”。

  有学者提出劳动正义是否实现，要通过劳动实践来确证。拥有一定的自由时间、生命时间或感性时间是劳动正义的重要特征（章道德，2022）。在个体生命时间的限定之下,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比例对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人们每日从事生存资料生产的时间过多,那么留给自己的用于发展和享受的时间必然就会减少（鲍金，2016），社会时间的结构性压力也是听众收听播客的原因之一——试图从播客中寻求替代性的时间经验，甚至重塑了“本真性”的具体表现形态（陈卓睿,彭兰，2024）。随着自由时间的消失而来的，是劳动者被迫与附近世界脱嵌。原子式的劳动状态，让他们无需也不愿和周遭世界发生互动，在日常生活中反而感到无所适从，似乎找不到生命的意义。都市脑力劳动以数字平台为中介，似乎劳动形式越发轻松愉悦，打破时空界限，但实际上是无限提升了劳动的时空强度，且因为多数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在物理空间中均不可见，这种剥削更隐蔽。比如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弹性加班制为不发生在单位物理空间的加班行为打上了“自由安排时间”的幌子，事实上是对私人时间的“强行侵入”（廉思，2021）。

  本研究分析认为，当前数智时代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情状面临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侵害：既没有连续的思维时间，也没有充分的交往空间。通过与当前数字时代的劳动与正义研究的对话，发现：相比于发生于网络空间中，以数据为生产资料的数字劳动，和深困于数字基础设施与现实时空嵌套之中，出卖体力的数字劳动相比，都市脑力劳动常为相关研究所忽视，数智时代脑力劳动正义的问题远没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中那样明显，而是常常为人忽视。

  因此，研究计划以数字时代的劳动正义为分析框架，重新切入“中文播客”现象，将研究重点放置在：主流播客听众为何会在劳动时听播客这一场景性问题上，试图探讨和解释，听播客作为一种媒介实践，如何介入和构建青年人的劳动，改变了劳动的情状。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为确保访谈对象具有相应行为的代表性，研究按照下列标准对报名的访谈对象进行了筛选：工作时有听播客的习惯；工作地点位于一、二线城市；从事的工作是坐班制脑力劳动；年龄在18-35岁之间。这一群体所处工作环境基本能够配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能保证播客正常收听，且符合播客收听群体的基本画像，尽量避免研究中出现个案、特案。此外《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JUSTPOD》数据显示，我国播客收听人群中女性用户占比约为2/3，男性用户占比约为 1/3，研究根据这一结构特征，按照访谈对象的性别进行了二次筛选，使性别比例符合收听情况现状。

 

 

 

  研究制订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涵盖听播客频率、播音类型（单播/对谈/群谈）、听播客对工作专注度的影响、听播客时的技术使用、听播客时的心理活动等问题。访谈以线上方式进行，每次访谈约30-60分钟，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对初始文字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和主题分析，并提炼关键词，形成论文结构，其余文字资料均作为本研究的经验材料，用以对文章观点进行论证。

 

三、“有声”带来“安宁”：意识的连续和“自我”确证

  （一）数字环境中失衡的感官和模块化意识

  当下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人要做的“正事”，几乎都被数字技术所介入。感官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麦克卢汉，2011：30），作为脑力劳动过程的信息接收和处理，其前提是人体感官系统在媒介技术的协助下收集信息，并将信息运送至大脑的神经元系统进行编码处理，进而形成意象和意识。数字化的工具和人的感官系统的嵌合才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间的中介，二者缺一不可。

  马克思在《1848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因此在考察作为意识实践的脑力劳动时，必须考虑到当下的技术-文化如何重塑了人的感官知觉习惯。数字技术对作为劳动过程的信息接收和处理的影响，关系到知觉和意识两个环节。

  视觉是现代劳动最为仰赖的知觉，它强势占据着每一个上班族的一切时间。但耳朵是开放的，“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还是模拟社会?这点尚有待辩论，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屏幕社会。”（马诺维奇，2020：94）都市脑力劳动中，青年们常能因此感受到感官失衡，“每天都对着电脑，眼睛特别累，感觉总要一直睁着，一直有东西要看。”F8这样描述工作环境带给自己的感觉，“眼睛忙得很，耳朵和嘴一天可能都用不到一次，因为没人说话。看电脑久了会头疼，觉得自己要炸了——感觉那些字、材料要从耳朵里‘涌’出来了。”这种“涌出”的感受类似于麦克卢汉的“内爆”。“内爆”( implosion) 原本是一个物理力学名词，指“物体向中心爆炸或坍塌”，到麦克卢汉这里生发出两个层次的含义：人的感官比例失衡导致知觉-意识的变化；知觉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改变，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麦克卢汉，2011：144）。所谓“内爆”，就是每个人的知觉边界都无限膨胀，导致自身内在的感官余裕和与外部事物/人的空隙越来越小，从而感到一种收缩和被挤压。

  感官在物质和意识之间的沟通作用，柏格森曾做出具体阐述。在《物质与记忆》中，柏格森将内在对物质的知觉，即连续的心理事实所构成的物质在人大脑中的影像称为物象——心理系统连续运行产生的一种信息集合，属于两个系统，“一个属于科学，其中的每个物象仅仅与其自身有关，具有一个绝对价值；另一个属于意识世界，其中所有的物象有赖于一个中心物象，即我们的身体，并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柏格森，2013：11）。两个系统之间的沟通是如何发生的呢？柏格森道：“当我的感官向它们敞开时，所获得的就是这些物象，当我的感官关闭时，就无法获得这些物象。”（柏格森，2013：1）

  当F8因为数字化技术环境里脑力劳动中的视觉霸权体会到感官失衡时，她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一切感官都为视觉让路，只要屏幕上的图文开始跃动，一切思维活动都要停止，优先处理“看”到的新信息。

  这种不停跳转的感知模式，带来了意识的模块化。脑力劳动的数字化让劳动者之间的时间性关系在过程上变得更加紧密，在体感上却相互疏离，“我觉得自己特别‘割裂’，有时候忙一上午，也不知道都忙了啥，就是不停地在给各个不同部门的同事反馈。”F8在访谈中这样说，从事网络运营推广的她，需要在与品牌方、平台方、美工设计师、博主等各类角色的联络中辗转斡旋，“但你要问我完成了什么工作，我好像说不出来。”为了保证工作进度不因自己被延宕，脑力劳动者必须不停应对屏幕上的弹窗信息，在视觉符号的狂轰滥炸下刨出自己既多又碎的任务。在知觉信息-认领工作（开始思维过程）-被打断（中断思维）的循环中，脑力劳动者们的意识伴随着注意力分散在不同的网页和对话框中，失去了个人意识的连续性。

  （二）再造注意力：知觉的边界建构

  为了缓解这种意识“断裂”带来的不适，首先需要做的是重新凝聚起注意力。

  “集中注意力”本身意味着什么呢？从经验出发，“集中注意力”是一种调动生理基础、强调并凸显主体意志的过程性行为，从中可以体会出一种向内的“聚力”。对这种行为的呼唤往往发生在需要与异于“我”的他者进行某种“对抗”的场景之中。这里的“他者”未必是一个与主体构成竞争关系的、具体的人，或需要被主体施加某种力的、实体的物，也可以是一种会“扰乱”主体意志的外部环境。

  内在的运动-区分他者-外在的环境，这样的运行机制和互动结构或许也提示了我们从卢曼的系统论出发去理解“注意力”的可能。卢曼意义下的“系统”有四种基本类型：生理系统、心理系统、社会系统和机器系统，这些系统彼此之间互为环境(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诺伯2021：247-248)，或者说环境是系统的“背景”，是系统之外的一切与它相关的事物的综合。由此可见，甫一进入卢曼的系统理论世界，首先便会逢上“环境”和“系统”这对概念。卢曼认为，“系统/环境-区分”对系统来说是构成性的(秦明瑞，2018)，区分的过程就是系统对“什么是自身元素”的判定过程，这是系统结构自身的前提。通过区分，系统确定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而被其拒斥在系统之外的东西则生成系统于其中存在的那个环境。这也是卢曼的“系统”，与19世纪至20世纪系统论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之时的“系统”之间存在着的重要区别：生物-生态学所讨论的“系统”是关于“联系”的系统；卢曼的“系统”则是“选择”的系统。

  这种“选择”就是前文说到的“与异己力量的‘对抗’”。数字环境中的脑力劳动常让人感觉到感官失衡：外界持续不断的视觉刺激放大了其他感官的空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麦克卢汉，2011：61)。美工编辑F4这样描述这种感官失衡带来的注意力涣散，“有时候太安静了，就总是容易想起一些尴尬的事情，哪怕手上有‘活’，脑子也很难集中在上面”。而她缓解这种症状的方式是，“戴耳机听点儿东西”，她说“这样会让思绪不飘那么远。”

  伊壁鸠鲁曾提出：感官知觉是由周围一切事物通过不断发出的“流射物”(对象所流出的偶像、影像或有如薄膜的形象）影响感觉器官而造成的。（黄萌，2024：1）对于“知觉”的这个定义近似一种对感知场景的描述，这一场景的核心结构在于对“感觉器官”和“周围一切事物”的区分。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觉到什么是知觉诞生之处、什么是这之外的“环境”的情况下，知觉才能诞生。按照F4的说法，当外部的听觉环境“太安静”时，她感觉不到耳朵及其功能的存在，长期存在的大量视觉刺激又让其眼睛进入到对屏幕这一“周围事物”的麻木状态。失去了感知边界的意识开始游走，甚至会穿越时空触发记忆。而当F4主动找寻其他知觉刺激——比如“听点儿东西”，视觉之外的，还没有陷入麻木的其他知觉又回到了身上，她意识到“内部环境”（意识和思维）与外部环境的区别，飘散的意识也因此得以收回。

  所以当我们说“注意某事/某人/某物”，说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选择一些元素去感知、认识，这个过程伴随的似乎是不断排除其他未被选择的东西，并确保它们不会进入到感知-认识-行动的流动之中。但如果没有干扰性的信息，那么就不存在“排除”，自然也就无所谓“知觉”了。或许我们可以说，知觉诞生于“内外”之别。因此，当被问到“听播客和戴耳塞有什么区别”时，许多受访者都回答称“当外部环境很安静的时候，戴耳塞并不会帮我集中注意力”，因为“外面（工作环境）并不吵，是脑子非常吵。”（F7）

  如此，在感官失衡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需要的不是隔绝，而是“选择”和“区分”，知觉的“边界”越清晰，注意力便越集中。“在耳机里有声音的时候，就好像我给自己搭了一个‘罩子’里，想法不会‘到处乱跑’。”（F4）

  （三）内部的绵延和“自我”意识的连续

  现在我们知道，知觉是一个通过区分“我之内”和“外在于我的一切”，并因此接收和容纳“激扰”，实现生理-意识的结构间互动，从而维持自身运转的系统。对一部分受访的脑力劳动者来说，听播客是他们数字环境中基于知觉系统的“边界”工作的注意力建构尝试。当注意力被重新唤起，如何保障其在至少一段时间中的持续运作，就成为新的问题。

  当“听播客”这一行为和“做正事”的劳动场景相关联时，“摸鱼”二字总会立刻跳出来，仿佛提示着一种“抵抗”的意味。但在和有这种习惯的都市青年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类看似与“抵抗劳动”截然相反的叙事——他们在工作、学习时听播客，是为了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乍一看，这种说法非常违背常识：“播客”比起其他数字音频内容，有较高的信息含量，“听播客”即使不构成一种“干扰”，至少也是一种“分心”，怎么可能帮助人进入专注状态呢？

  克拉里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中指出，专心和分心应该被视作一个连续状态的两极，且它们彼此不断地流向对方；分心与专注从来不是对立的概念……而应将其理解为感知、体验的强度及区域的变化（克拉里，2017）。

  通过对话，我们发现，对经常要在多个“对话框”间来回穿梭的受访者而言，“专注”并不是一种指向外在某物的动作，而是一种内在的持续状态。如被要求描述自己在工作中的“专注体验”时，F8道：“我感觉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吧。”与此相对的，他们的“非专注”状态，多数时候都是“碎片化的任务带来的焦躁”，或者说是一种由外部世界带来的不平静。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分心”和“专心”之间的转换，是意识由被外部世界牵制、分割，到意识收回自身，变得强大而连续的过程。而注意力，是游移于两者之间的变量，也是一种手段，“个体的观察者可以借助于它超越那些主观局限，并使知觉成为它自己的东西。也因此，注意力同时成为一个观察者借以向外部中介的控制与吞并开放的手段。”（克拉里，2017：4）

  按照柏格森的观点：外部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绵延之中的“量”，量不可能凭空消失。但是，哪些量会被我们注意到，哪些量会被我们忽视，其实取决于我们的观察、兴趣，以及我们开展认识和实践活动所依赖的工具。外部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都是绵延中的量，不管是视网膜呈现出来的画面，还是耳朵倾听到的声音，我们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取决于我们选择用哪个或哪些感官向外部世界敞开。和眼睛锚定的明确方向感不同，耳朵表现出一种弥散特质，更强调参与的深度，是能安置内心世界的庇护空间。“刚开始时，用耳朵收听信息的方式，会让人不习惯，因为你平时接触信息的话是用眼睛的。如果只给你‘单一地’用耳朵接收信息的话，你会不适应，因为好像‘捕捉不到’，或者你好像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才能捕捉到你‘看’不到的信息。”F1这样描述自己进入“专注体验”的过程，“听着听着，感觉注意力‘回来了’”。

  “分心”的时候，感官对外部世界开放，能够接收到各种刺激，这时我们放大一部分“刺激”，反而能帮助建构起知觉的边界，由此唤起“注意力”，这个过程就是F1说的“投入精力去捕捉”，并“感觉到注意力回来了”；当注意力凝聚和放大以后，就会遮蔽知觉、达到“专心”的状态，即F1叙述的“感觉自己变充实了、没那么飘忽了”。所以文学作品里常能见到这样的描述“他聚精会神，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消失了”，和这消失的、外部的一切相对的，是强化的、内在的连续。

  那么为什么是播客而不是纯音乐或歌曲呢？作为一个听觉对象，播客有较强的叙事功能，不管是知识分享，还是话题对谈，又或是故事讲述，这也就意味着它是听觉材料之中相对最线性的形式，收听播客能为自己内置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环境。听播客对M1来说，就是在琐碎的数字化劳动中“找回自己”的方式，他说“办公的时候是‘活人微死’，没有自己，听播客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意识所觉到的内在绵延不是旁的, 而只是意识状态的互相融化以及自我的逐渐成长。”（柏格森，2016：79）对思维世界饱受多线程任务模式侵袭和困扰（彭兰，2021：69），在劳动中倍感“push”的脑力劳动青年而言，播客能带来的思维连续性是非常奢侈的——意识的集中、思维的连续，才能让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四、“隔绝”建构“陪伴”：原子化、屏蔽“附近”和想象交往

  （一）物质性环境中的数字化流程：方枘圆凿的交往场景

  现代都市脑力劳动者的办公环境总是大同小异的：嵌入式顶灯下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整齐排列的办公桌上电脑屏幕上不停有提示框跳出，更新着工作信息，环境整洁安静，几乎没有人说话，反而是键盘敲击声不绝于耳。“开放式办公空间”的概念与其落地后塑造的现状之间形成了一个滑稽的对比：为了方便沟通、提高工作效率而打造的办公环境里，人们往往一天到晚伸长了脖子、聚精会神地应对自己面前十几英寸的屏幕，反而和身边的同事几乎无交流。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里，交流不复存在，反而是“边界”意识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固若金汤——这一对比本身怎么不构成一个现代性景观呢？

  办公室、工位、电脑，三个“物”搭建起了脑力劳动者的线下劳动空间，这一在物质性上层层嵌套的结构，因为人与之互动关系的不同而存在极强的内部张力。从物理空间来看，办公室、工位、电脑，所占据的单位渐小，其中包含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单一，但从数字时代的真实办公情况来看，情形恰恰相反：受访者常常要在电脑里沟通协调工作，进行跨部门甚至跨单位的连接，与身边的同事极少交流，至于同处一层的办公空间的其他同事，“我可能到离职都不会认识。”M2说，“除非上厕所或者接水的时候见过。”也就是说，劳动者的肉身处于一个物质性的办公空间，但其工作所需的交流实践依循的是一个数字化的流程。

  当下脑力劳动者办公环境的物质性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体系的界面——屏幕的规定性上。有学者提出，屏幕是技术性和社会性上的双重元媒介（徐婧，卢浩乾，2023）。屏幕首先是由各类技术元件组合搭建起来的物质实体，更是数据与信息得以呈现的界面，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就等同于其所呈现的内容本身。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没有屏幕，劳动过程中的所有非物质性生产资料——一切数据化的信息都将无法被劳动者感知，更不要说投入生产。所以对当下的脑力劳动而言，“屏幕”是劳动关系得以生成的中介。似乎“过去我们委身于具体物理空间中办公的现实经验，逐渐转化为一种以屏幕为中介的屏幕经验”，但现实是我们依然委身在狭小拥挤的工位上，只是办公的实际动作转移到了屏幕和其所在系统的交互之中。

  不同于电影屏幕和电视屏幕前常常出现的群体性围观场景，电脑屏幕与用户之间呈现出一对一的关系。屏幕总是近在咫尺，处于用户抬手就能轻易触及的距离，这是一个诉说着亲密关系的相对位置（姜浩，2011）。但数字化工作流程中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去中心化的，很多时候和你有工作交集的人并不在你的身边，而你身边“触手可及”的人并不需要和你进行任何交流。交流切实发生的媒介环境给人以一种“私密”的人际关系体验，但是交流媒介的物质性却将人牢牢限制在“公开”的物理环境之中。刘涛解读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认为特定空间形态的生产对于主体的规训具有决定性意义，空间既是权力争夺的场所，也是权力实施的媒介（刘涛，2014）。

  肉身处于具有一定规定性的实体办公室里，但是密切的劳动关系却在虚拟的空间里，脑力劳动者的身体体验，是意识处理的多线并行和物质空间里的寸步难行，是通过屏幕建构起的亲密关系必须被迫半公开在物理环境之中，似乎随时有被窥视的风险。这样的现象意味着物质性的劳动空间和数字化的劳动过程之间难以嵌合，因此在现实生活里，劳动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有价值的交际和亲密关系。

  （二）屏蔽附近和拓展远方：反抗“被迫在场”以找寻“深度交流”

  当劳动过程基本在“线上”完成，被限制在工位和屏幕之间的身体就面临着一种“被迫在场”的状态——既无法回避被窥视的可能，也无法找寻真实的交流。为了对抗这种令人窒息的处境，他们选择了“戴耳机”。

  一种观点认为：耳机作为交往中介，实际上在人与人的线下交往中构筑起了一层无形的边界。这层边界蕴含着阻挡与拦截两重意义：一是希望公共环境中的人事物不要来打搅自己，而是希望自己的私密空间不被外人窥视（朱丽丽，彭楠楠，2024）。M3说，戴耳机是一种“别和我说话”的宣誓，“和周围的人都不熟，大家就做各自的工作。我也不想和不熟悉的人讲话，一是不知道说什么，二是感觉会打断我工作的进程。所以我会戴上耳机，别人看到你戴着耳机的话，一般就不会找你了。”

  在私人空间被办公空间侵占，甚至二者在数字平台上达成了某种融合以后，劳动者用“戴耳机”这一动作表达了“公私切割”的意向，某种程度上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私人空间（黄琳，秦卓伦，2024）。现有研究主张：智能蓝牙耳机的出现给了人们通过阻滞“听力”通道，以达到和外界“断连”的目的。这一观点当然是合理的，但也有言之未尽之处：首先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而言，他们所处的办公环境都是足够安静的，不需再额外建造一个没有噪声干扰的空间；其次，如果只是想在物理上阻断噪声，不一定需要耳机，耳塞也可以实现，并且后者带来的“清静”要更为彻底。在脑力劳动的办公场景中，耳机使用的特殊性只有联系其所播放的音频内容方可体现。

  现代人将自己笼罩在听觉空间里，声学家称这种“以声抗声”之法为构筑声墙（sound wall）。然而，在青年脑力劳动者的听觉实践中，耳机里的播客中筑成的“墙”，不是用来隔绝身体所在的现实环境中的“噪声”的，而是用“声”来对抗“被迫在场”带来的孤独。16位受访者中，有14位都表达了对“双播或群播”节目的偏爱，追问原因时，他们都表达出了对消失在生命中的深度交流的渴望。

  F9表示，“听播客会拓展我的生命。我特别喜欢和人聊天，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各种社团组织都特别活跃，跟人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结果现在……所以我会选择一些播客来听，虽然我必须坐在这儿，朝九晚六，没法去见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事儿，但我可以听播客里别人聊天。”她说，自己喜欢选择一些精英人士或者在某些她不熟悉的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主播的节目。

  “距离”意味着边界的拓宽，“脑内交流”是工位无法拘束、制度无法限制的。

  “听播客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面对着电脑，我很享受这种独处和‘对话’。”F6说，“独处”和“对话”这样两个看似矛盾的体验如何同时发生呢？她解释说，“我不觉得独处和对话是冲突的。我说的那种‘独处’，是自己的身体单独待在一个地方，我说的‘交流’是自己和自己的交流——当我有一个议题，我很想去讨论，听播客就是进入到这个讨论的空间，他们交流他们的，虽然我不能参与，但听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梳理自己对这个议题的想法。”

  F4也有类似的体验，她很喜欢收听职场相关的播客节目，“我们办公室氛围是很沉闷的那种，可能大家一整天也不说话……播客好像就是对面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交谈这个工作相关的内容，可以让我更好地去思考。”对选择在工作时听“职场”播客的F4而言，肉身所在的环境不能满足其交流的需求，收听和工作相关的内容能够保持自己思维的某种连续，甚至建立起一种稳定的“交流”空间。

  通过听播客，耳机对于线下空间的拓展和隔绝可能同时发生，（徐辰烨，彭兰，2023）一个人在办公环境中听播客既是对被困在工位的反抗，也是对真实交流的一种向往和追寻，由此实现了对于劳动空间的改造——当你戴上耳机，私人的边界立了起来，当你的耳机里播放的是播客，似乎就能去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不曾抵达的地方：或去了那个几天年假到不了的远方，或读完了那本根本没时间翻开的书，或进入了那个想做但因为‘不稳定’最终放弃了的工作，或是终于有机会能好好就一个话题和别人——甚至是和自己聊聊天。

  （三）对录制场景的视觉化想象：播客建构的“交往”声景

  通过戴着耳机听播客，脑力劳动者对内部声景的控制权与能动性得以实现——借助耳机建构的高度封闭和深度沉浸的声音环境，他们的思绪得以拓展工位的狭窄空间，沉浸于自主选择的、私密的声景之中（李娜，高鑫鹏，邓晶心，2023）。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从“声景”（soundscape）本身的概念出发，“内部声景”这一提法是否存在矛盾：毕竟“声景”的提出是为了解释大众传媒时代，声音媒介（尤其是作为视觉媒介电视、电影之辅助媒介的声音）如何在开放空间内建构起一个叙事场景的，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声音与开放空间的统一，强调声音在空间中的嵌入，而不是声音对空间的建构，或者说声音是如何拥有了一种“空间性”的。但本研究采用并拓展这一概念，因为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中文词汇用来概述下文将要描述的现象。

  声音是听觉经验的直接对象，而听觉经验则包含着音调、音色和响度等要素，通过听觉我们可以获取有关物体或事件的空间位置，但还不能由此确定声音的空间属性本身（贾向桐，冯枫添，2024）。声音包含的空间信息和声音本身的空间属性不是一码事。“我听播客听的是一种氛围。”M4说。这种氛围不同于提出声景概念的米歇尔·希翁将所说的“气氛声”——“包围着一个场景的声音，它存在于空间中，但不会引起对其画面内具体声源位置的注意。例如鸟叫声、很多昆虫的鸣叫声、教堂钟声、城市背景声。”“气氛声”是一种场景的底噪，它提示着一些关于画面的具体信息，但是“氛围”就是场景本身，它不给予提示，它打开无限的空间。

  F1也提到了“氛围”这个词，她说：“我戴上耳机，然后开始听这个博客，我就感觉我的心是沉静下来的。然后是一种很安静、很静谧的氛围。”可见，我们不应将感知系统所代表的东西与引起感知体验的东西混淆（Young Nick，2016）。听觉系统代表的是耳朵的功能，但是将我们引入这个“播客世界”的不是经网络传输至终端、解码后驱动耳机振膜的那些信号，而是我们引起我们感知体验的东西、媒介、感官、意识间的互动所构建的想象。

  恩斯特马赫做过一个关于音程和听觉的实验。他利用音乐来检验生理-心理现象，发现个体对声音体验的改变与个体对声音注意力的改变有关（Alexandra Hui，2013）。

  “我比较关注播客主播的声线吧，我喜欢那种沉静、温柔的声音，不喜欢太‘亮’太活泼的。”F6的注意力放在主播音色的质感上，收听播客时脑海中浮出的画面也富有一种静谧的诗意。她的叙事里，主播播音的场景、自己书写的场景，在主播的说话声和自己纸笔的摩擦声的融合里相遇，似乎两人同处一室，形成了一个奇妙的交往空间。

  当重点放在主播说话的内容时又会怎样呢？F7说：“我经常听一个英文博主的播客，他到处去旅游，有时候会直接说自己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他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在那里，可能因为他说英语吧。我会感觉我好像也到了异国他乡的咖啡馆，临街，我坐在他的对面，看街上的人走来走去。”听众和源事件之间的现象学亲密关系在听觉体验中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似乎不是听到源事件的信号或迹象，而是事件本身。当F7戴上耳机去“封闭”地听一个旅行博主用外语讲地球另一端的见闻，她听到的不再是主播的声音从他的声带，经由嘴巴，被录音设备录入后，转码并上传的一系列动作，而是直接“听”到了主播讲故事的环境。

  播客的空间属性就在于它用声音打开了想象的空间，将在现实工位上焦灼、孤独的劳动者容纳其中，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建构和拓展的能力：你可以选择是关注主播的语音语调，也可以更注意故事本身，或者你只是喜欢他们聊天中呈现出的嬉笑打闹的关系，都可以，你选择关注什么，你就会进入什么样的交往场景。

  通过戴耳机，脑力劳动者们可以从现实那死板又沉闷的办公环境里把自己分隔出来。但如果只是“隔绝”，长期以来习惯了高密度的信息填充，或大或小的事件、或远或近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青年人，又无法适应这种无从规避的知觉闲暇。所以，我们借播客追寻的声景，并不是声波消失或其传播通路被阻断而造成的万籁俱寂，也不是全然掌握、独属一人的私密空间，而其实是基于一种知觉上的连续系统的、对某种场景和关系的想象——是一种信息整全的、平滑而均质的“整体场中具有主体性的自己”。

  如谢弗所说：“当声音从颅骨上直接向戴耳机者发送出来，他不会再把事件当作是从声音的地平线上传来，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组移动着的事件所包围。他就是这组事件，他就是整个宇宙。”

 

结论

  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脑力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和劳动过程，也在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中塑造了不同以往世代的知觉和思维方式。研究发现，在办公时听播客是青年脑力劳动者寻求劳动正义的一种听觉实践，通过听觉媒介的物质性、收听动作、办公环境、播客内容等互动关系，从多个维度重塑和改善了数字时代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情状。

  从劳动的时间正义上来说：数字环境中的脑力劳动常使感官失衡，视觉霸权导致其他感官被抑制，而听播客为劳动者提供了额外的知觉刺激，意识不再局限于视觉信息的狂轰滥炸，重新唤起并集中了注意力，收回了在多线程任务模式下，劳动者易飘散、模块化的意识，使注意力持续运作，实现意识由被外部世界牵制到专注于自身的转变，保障了自我意识的连续性，让劳动者在碎片化的工作中更好地感知自我的存在和延续。

  从劳动的空间正义上来说：开放式办公空间虽物质上开放，但数字化流程导致人际交流匮乏，劳动者倍感孤独。耳机构筑隐私边界的同时，播客也拓宽了“行动”的空间。播客营造的独特 “氛围”，使劳动者将注意力从枯燥的工作任务和缺乏生气的办公环境中，转移到声音构建的交往场景。从现实办公环境的束缚中暂时解脱，通过 “脑内交流” 实现了对深度沟通的渴望，缓解了孤独感，拓展了生命体验的边界。

  但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景观俘获用户，提供服务的实质是窃取时间，麻痹用户对自由时间认知，受众陷入虚假感官满足，顺从资本增殖逻辑，丧失对真正自由时间的追求。同样，许多脑力劳动者听播客时，看似在享受数字服务，但如果一味依赖并沉溺于播客制造的交往想象，甚至占用其工作外时间，是否会逐渐失去对真正自由时间的感知与追求，甚至不自觉地服务于资本增殖呢？不过，如果抱有这样的疑虑，我们似乎会发现自己永远也不能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并将为此而陷入更深层次的忧心和焦虑之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4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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