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视频化疾痛叙事和自我呈现 ——基于对哔哩哔哩的研究

 

一、研究缘起与目的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21岁少女李悠扬在纪录片中《是坏情绪啊，没关系》中面对镜头说“我也很想光明正大地生病，但是生的是这种病”，因此直到外婆去世都不知道李悠扬“中度抑郁、重度焦虑”的病情。

  抑郁症（也称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涉及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并伴随兴趣减退和愉快感的丧失，给患者带来身心痛苦。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剧，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进一步凸显。我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9500万人[1]，具有患病率高、患病人群庞大的特点。与此同时，疾病污名化、公众健康知识的匮乏等也使得抑郁症患者面临较为严峻的现实环境，影响其在公共空间的表达和参与行为。

  互联网的普及为抑郁症患者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视频媒介的发展则提供了区别于文字的表现手段，让患者的“现身”机会得以增加[2]。作为传播载体的视频成为患者在现实空间外表达自我、诉说疾病的重要方式。本文从疾痛叙事理论和自我呈现理论出发，分析抑郁症患者在网络空间中围绕疾病话题所进行的媒介实践。考虑到当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年龄分布特点[3]和各视频平台内容生态，本研究选取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作为研究平台，以此为例对抑郁症患者在网络平台上的疾痛叙事和自我呈现展开研究，并进一步探讨患者将疾痛从私人化转向公开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意义生产。

 

二、文献回顾

  （一）疾痛叙事

  20世纪80年代，学者克莱曼提出“疾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这一概念，认为叙事是病人塑造和表达他们痛苦的一种形式，“疾痛叙事是一个病人讲述的以及由其他重要的他者复述的故事，以赋予独特的事件和长期的痛苦过程以连贯性…个人叙述不仅反映了疾病经历，而且更能表达疾病症状和苦痛的经验”[4]。克莱曼区分了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认为疾病是临床医学意义上的生物结构或生理功能的异常，而疾痛则关涉更为广泛的内容，强调患者角度的真实患病体验和个体、文化、社会因素在疾病经历中的作用。疾痛叙事超越个体对疾病感受的简单叙述，进一步深入描绘疾病是如何渗透到患者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自我认知中。此外，它还包含了疾病在更广泛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所承载的污名和隐喻，以及社会价值规范如何与患者的疾痛体验相互作用[5]。

  叙事提供了一个既包含疾痛事件又包含周围生活事件的语境，将个人经验、疾病表征、社会文化关联起来[6]，使得个体的疾痛叙事成为更富意义的整体。学者Williams认为，叙事可以通过疾病归因、消解死亡恐惧等方式帮助病人重建秩序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正常”身份认同[7]。患者在数字复合媒介与具身展演的相互作用下构建患病经验，为疾痛叙事带来新的可能[8]，自我呈现和表达[9]、社会支持的寻求与获取[10]、身份认同的建立[11]等成为患者叙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眼于抑郁症患者对疾痛的讲述和呈现，通过其生产的网络视频深入个体经验世界，从兼具医学性和社会性的自述话语中，获得对个体患病经验的感知和对疾痛及其叙事的社会文化基础的了解。

（二）自我呈现

  无论是现实物理空间中的交往还是网络虚拟情境下的互动，自我呈现始终是传播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戈夫曼认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通过特定的语言、行为来塑造和维持自己在他者心中的形象，对不同交往情境的适应体现了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背后的社会期望与规则[12]。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交往情境的更迭，社会互动突破面对面情境，网络空间中自我呈现动机、行为表现、影响效应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

  个体的自我呈现行为可能由社交与互动需求、情绪管理需要、自我强化和自我确认意向等多种因素驱动，用户不仅能动地利用媒介技术管理自身行为，同时也身处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受到其间规范的影响和制约。学者Hollenbaugh指出社交媒体的匿名性、持久性、可见性对用户自我呈现行为具有调节作用[13]；刘聪等则发现社交与互动、自我情绪管理是个体进行自我呈现的直接驱动因素[14]；张晓萌等认为自我呈现是小红书女性用户进行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这一过程也是其重塑自我社会性别的过程[15]。网络媒体的匿名环境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紧张感和病耻感，为其表达自我提供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分析抑郁症患者在视频实践中所呈现的疾病和自我，并探讨媒介和文化的作用，以获得对患者自我呈现行为及意义的深层认知。

 

三、研究方法和操作过程

  （一）抽样原则与方法

  本研究意在对抑郁症患者在网络平台的视频化自我呈现和疾痛叙事实践展开分析，涉及对大量视频模式和涵义的解读，因此采用内容分析法展开，并以哔哩哔哩网站（下称“B站”）上抑郁症患者发布的疾病关联视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以未登录状态在B站通过关键词“抑郁症”“抑郁症自述”进行检索，按照默认排序结果，人工筛选排除重复视频、广告视频等无效或不属于本研究范围内的无关内容，在两个关键词搜索结果下各取排名前75的视频，得到共计150条视频作为研究样本，并以单条视频为一个分析单位展开本研究。

 （二）视频编码与叙事分析

  为了解抑郁症患者疾痛叙事和自我呈现的具体特征及实现方式，本研究综合叙事分析思想和视觉框架分析模型，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需要，从“主题框架（标题类型、封面人物、叙事主题）”“风格框架（视觉符号、听觉符号）”“修辞框架（画面包装、视频色调、剪辑手段、叙事类型）”三个维度进行研究类目的构建和编码规则的制定。编码过程由两位经过训练的编码员完成，在正式编码前，抽取了20个样本进行编码信度检验，依据Holsti 信度系数公式R=（n*K）/1+（n-1）*Kn；K=2M/（N1+N2），变量的总体信度为0.889。同时，为获得对视频内容主题和患者表达及呈现行为的深层次认知，研究还对视频样本进行了叙事分析。

 

四、抑郁症患者疾痛表达中的叙事类型

  疾痛叙事是病人塑造和表达其痛苦的方式之一，在叙事中，患者展现个人经历、述说疾痛体验，其叙事受到所处社会中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患者采用不同的框架来结构其叙事内容，反映了其如何理解自身与疾病的关系、如何协调作为异常的疾痛体验与一般性的社会生活。本研究参考学者张梅兰等对社交媒体上癌症患者的疾痛叙事类型的划分，将B站上抑郁症患者视频化疾痛叙事划分为崩溃型、交流型和对抗型三种[16]，其占比情况及对应主题分布如下图。

 

 图1 叙事类型分布

 

 

图2 叙事类型与主题对应情况

 

 （一）崩溃型叙事：失序生活与价值否定

  崩溃型叙事（N=27，18%）中，患者对疾病和自身持明显的悲观态度，主要讲述或记录疾病对身心的负面影响，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倾向，叙事基调较为消极。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疾病的发作是不受自我控制的，而其表现则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和一定的持续性。患者以口头讲述和画面描记的方式直陈疾病带来的损害，如胸闷、心悸、手抖等躯体化症状，以及低落悲伤情绪、难以控制的崩溃等心理表现。与此同时，部分患者将外界负面评价内化为对自我的认知，易产生自我怀疑和否定倾向，在视频中伴随对自我的污名话语及行为[17]。

  “你还想怎么样，你拖累家里人还不够吗？说好听点你是抑郁症，难听点你不就是精神病吗？是啊，我真的是一个很烂的人。”（视频“抑郁症患者发病时写的”）

  患者在视频中展露受损身体，如手臂上因自残行为留下的疤痕、患病前后眼神的变化、扎有注射针头的手背以及哭泣崩溃行为等。受损的身体作为叙事符号记录并呈现疾痛，崩溃的行为则将痛苦外显，共同达成传播这一结果[18]。这种呈现挑战了健康人对于身体的惯常了解和认知，在简短的视频篇幅中传达出密集而强烈的情绪，带来文字表达所不具备的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在关涉生活的言语、态度和行动上将死亡话题排除在外被视作社会交往中应遵循的潜在规范[19]。然而，在抑郁症患者的疾痛叙事中，自杀、死亡等概念却并不鲜见。患者在视频中讲述割腕经历，记录面对生与死的痛苦和纠结。

  “我已经不想再向任何人求助，我只想慢慢等死，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还不会死去”（视频“一位重度抑郁症的一生经历”）

  这种对死亡话题的频繁提及背离了社会价值规范，体现出媒介虚拟传播与物理空间交流中不同的表达特点，也凸显了抑郁症患者面临的生活失序问题。

  （二）交流型叙事：群体归属与虚拟共在

  随着疾病的好转和状况的稳定，交流型叙事（N=104，69%）成为抑郁症患者结构其疾痛体验的常见叙事类型，患者克服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出平和稳定的一面，在镜头前与健康个体基本无异，并积极地与观众进行交流，叙事内容涉及到自我经历的回溯、疾病后果的损害等多个主题，话语风格则体现出互动特征。

  患者将媒体平台作为疾痛表达的窗口，实现故事的讲述和情感的传递。其中，对患病过程的回溯和对疾病损害后果的介绍是常见内容。患者对负性经历的介绍关涉到家庭、社会、个人等多个层面，并在对创伤性经历的回溯中尝试为患病这一结果找到解释依据，对自身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行重新确认，加深对自我和疾病的理解。

  “家庭暴力不会因为你成绩好就会消失。想要家暴你，他（指父亲）有无数种理由，这些都是在我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视频“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在语言风格上，作为讲述者，患者会使用“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等互动用语与观众对话，这样的话语被认为是以拉近距离、建立联系为目的[20]，部分患者则结合自身经历进一步分享相关信息和建议，并在视频中表现出对自身患病身份的认同和对所属患者群体的归属，使用“我们”的表述确认群体身份，并与屏幕前的受众建立心理连接，传递“共在”信念。

  “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认知扭曲的地方，可以多看一些心理类的书籍，会对我们这样的人很有帮助。”（视频“抑郁症的死亡是一种病逝”）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自己视为特定群体的一部分来构建自我认知，这种认同感使得个体从“我”转变为“我们”[21]。抑郁症患者在叙事过程中深化了对于群体的认同，这种认同可能会给自己及部分同为抑郁症患者的观众带来安全感和舒适感，为其提供面对和克服逆境的心理资源[22]。

  （三）对抗型叙事：疾病隐喻与抗争信心

  在对抗型叙事中（N=19，13%），叙事者将疾病视作需要且可以被处理和解决的客体，在叙事中表明对抗疾病的信念和信心，传递疾病可被治愈的信念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并伴随情绪由低到高的转变，显现出较强的自我效能感。

  患者采用隐喻的方式将疾痛与自我区隔开，实现疾痛的客体化，其隐喻的使用主要出现在两类情境中，其一为描述疾病及其治疗对身心的影响，如使用“薄雾”“笼子”“困兽”等隐喻性词汇传达身心感受和自我认知，让原本晦涩复杂的疾痛体验变得易于理解[23]；其二为描述个体如何理解自我与疾病的关系。患者使用“作战”“敌人”等词汇建构自我和疾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将自身视作具有对抗意识和行动能力的积极能动者，并由此遵从相应的医学模式对疾病进行干预和治疗[24]。值得注意的是，隐喻的使用也可能存在负面效应，如“战争”隐喻暗示着结果评价的胜负二元论，在这一语境下，患者如若拒绝或放弃治疗，则很可能面临“懦弱”“失败”的负面评价。同时，隐喻表达的简约性和抽象性也可能带来对真实而具体的疾痛体验的遮蔽，使得疾痛的某些特征被忽略[25]。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视作一种健康促进资源，能够保护人们减少或免受精神障碍的影响[26][27]。采用对抗型叙事的患者通常处于稳定良好或已治愈的状态，来自亲人、好友的社会支持在其叙事内容中常被提及，患者也更倾向于向观众传递积极信念。

 

五、抑郁症患者疾痛表达中的自我呈现

  随着数字视频的普及，视频化生存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个体在网络世界“现身”的机会大大增加，带来日常生活的媒介化[28]。抑郁症患者的视频化疾痛叙事和自我呈现是对现实生活的映射，患者通过影像展演再现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不仅勾勒出关于疾病的话语图景，也通过故事的讲述、场景的选择、镜头语言的使用等多种方式，呈现着在社会规范、文化惯习间存在着的自我。

  （一）后台前移：真实我的流露 

  戈夫曼在自我呈现理论中提出，社会互动的场景存在前台和后台之分，个体在前台所呈现的是被社会规范所接受和认可的一面，而后台则藏着不想让观众知道的、需要遮掩的一面。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抑郁症患者的视频实践突破传统面对面交往规范的约束，原属于后台的真实“本我”在前台得到公开呈现。

  在现实生活中，抑郁症患者容易受到误解和歧视，部分患者也倾向于隐瞒自身的患者身份以避免潜在的社会压力。而在网络平台上，他们向陌生而遥远的受众讲述带有隐私性质的患病经历，将私人化的疾痛经验转化成可供观看的媒介内容。同时，部分患者在视频中打破互动秩序、不按情境规则行事，抑郁症发作、尝试自杀等超出日常规范的行为表现构成了媒体平台上的破坏性展演，流露出患者的真实想法、真实情感和真实自我[29]。抑郁症患者在视频中的破坏性展演行为可分为两类，其一为对周遭事物的破坏和对自我的伤害。在本研究样本中，38位患者（N=38，25%）提到曾有过“自杀”“自残”“跳楼”等行为或实施此类行为的想法，41位患者（N=41，27%）以纪实影像呈现了受疾病损害的身体。其二为难以控制的哭泣行为，患者在镜头前记录下自己哭泣的状态，且在后期剪辑时并不进行修饰和加工，以身体和声音为媒介将情绪感受从后台移至前台进行直观展现。

  在拍摄场景的选择上，超过一半的患者（N=78，52%）以家庭居所等私人化生活空间为场景。同时，部分患者以素颜形象、身着睡衣出镜。场所、服饰、外貌等特征作为语言之外的叙事符号以直观、显性的方式共同构建出患者的整体形象。

  （二）自我管理：社会我的调适

  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30]。抑郁症患者既是受疾痛困扰的个体，也是生活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人。在视频中，除了直陈疾病伤痛之外，患者博主也表现出对社会规范的因应和对自我行为的调适。

  患者通过视频内容的选择性呈现有意识地表现出积极、乐观的一面，采用策略性的信息管理手段以构建符合情境规则的社会自我，如记录自身与疾病共存的生活细节，在视频中穿插大量微笑画面等。在主流价值规范中，坚强、乐观等品质是受到鼓励的，而消极和逃避行为则不被认可。抑郁症患者将外界的期待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在视频中展示对自我状态的监控、对身体的照护、以及进行体育锻炼、服用药物、阅读书籍等积极应对疾病的行为，构建出符合外界期许的能动者形象。同时，部分患者还通过向观众寻求建议和安慰的方式争取社会支持，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现实生活。

  “我不想我以后就落魄了什么的，就还是想考985、211大学，希望大家能帮我想想办法。”（视频“16岁中度抑郁返校上学了，但还是感觉很累，很难受”）

  在视频化媒体实践中，不同的景别选择与特定的视觉语法和象征意义相关联[31]。在本研究的样本中，部分患者采用了近景出镜的拍摄方式（N=62，62%），为观众创造出一种被注视的感觉，缩短与影像中“我”的社会距离，从而增加观众的情感投入和参与感，带来更紧密的心理联系[32]，这些媒介策略的运用也彰显了患者对社会性自我的调适努力。

  （三）身份转变：理想我的探索

  在抑郁症患者的自我呈现中，除了对真实我的袒露以及对社会我的努力调适之外，对理想我的探索和追寻也是重要内容。一些病情好转的患者或是从受疾病困扰的弱者转变为向他人传递健康知识、提供信息和建议的助人者，或是摆脱病人身份的桎梏，将疾痛经历视作重新认识生命价值、发现人生意义的机会，实现对理想我的探寻。

  在视频中，患者改变刻板印象里患病群体消极、颓丧的形象特征，在经过整理和精心布置的空间场景中以无异于健康人的状态向观众分享疾病应对方法和治疗经验，从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转变为追求自我实现、积极创造价值的行动者。患者博主将自身经历转化为信息资源，以亲历者的视角向观众提供具有真实性、个性化的参考，实现从求助者和受难者向助人者和利他者的形象转变。

  此外，还有一部分患者在走出伤痛后对疾痛经历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并在视频中传达对生命和自我价值的探索。

  “我从来没有想过，曾经对我来说像洪水猛兽一样的抑郁症，某一天会以馈赠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而它带来的那种强大的精神内核是我之前一直在寻找，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过的。”（视频“重度女孩长谈【抑郁症】：我从没有想过抑郁症有一天会以馈赠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

  患者将疾痛经历视作生命的馈赠，描述自己对抑郁症的重新理解及其带来的正向效应，向观众展示出对更高层次自我的追求，其形象也符合社会对患者治愈疾病、重获新生的理想化叙事期待。

 

六、总结与讨论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利用视频媒介构建关于疾病和自我的话语图景，其疾痛叙事关涉到个人经历的叙述、情感的表达、疾病知识的普及以及社会支持和认同的提供与寻求等多个维度。在叙事策略上，患者使用崩溃型叙事、交流型叙事、对抗型叙事等叙事结构来组织疾痛内容，采用口头描记和画面描记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在对媒介技术的能动使用和与社会规范的协商共存中传达出关于自我的真实的、社会的、理想的多种面向，构建出立体鲜活的患者形象。基于对患者视频实践的细致剖析并与既有研究的发现相对照，本研究进一步探讨抑郁症患者视频实践所承载的价值和意义，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融通个人历史与媒介话语

  抑郁症患者的疾痛叙事是其生活和经历的表征，对于患者而言，在现实空间进行表露可能面临各种压力和风险。而互联网则开辟出一片区隔于现实生活的安全地带，匿名性与虚拟交往为自我表达和呈现提供了安全感。媒介成为患者记录个人历史、沉淀个人记忆的物质基础，而同时借由中介传播，个体的私人叙事向公共空间流动，其所生产的个人记忆也构成了媒介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阿斯特丽德·埃尔（Erll）在《文化中的记忆》中探讨了媒介与记忆的关系。她指出，媒介和媒介化过程是个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促使个体经验“外化”为文化记忆的元素，另一方面个体也只有通过交流和媒介接触才能“内化”有关过去的共享知识[33]。抑郁症患者的视频叙事区别于传统媒介关注的“重要人物”和宏大叙事[34]，带来了常人化、微观化、生活化的叙事内容，这些媒介内容的沉淀也将影响集体记忆，为促进公众对患者群体的认知和接纳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患者的叙事实践还涵盖了健康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公共话语场景中提供了临床医学诊断内容之外的真实疾痛经验补充，为公众认知抑郁症及其患者群体提供了具有真实感的个性参照。这也呼应了近年来医学界对于“病人真实世界”这一概念的强调，即认为对医学、疾病和生命的认识不应局限于细胞、分子等微观层次，而是要回归到人的整体，关注病人的生活世界、情感世界[35]，带来更多的人文关怀色彩。

  （二）消解刻板印象和污名指称

  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嵌入日常生活并建构社会现实，具有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及其行为的能力[36]。在当下有关抑郁症的媒介议题及形象建构中，以机构媒体为主导的力量是媒介话语的主要生产者，患者群体在自身形象塑造和疾病认知议题上并未掌握主导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技术的渗透扩大了普通个体的发声渠道，赋予其面向更广泛的受众讲述自我故事、构建自我形象的机会。过往由于媒体报道、刻板印象等遭受歧视和污名的患者群体主动在社交媒体上抢占话语权和注意力，通过积极的自述和自塑实践回应社会误解、消解污名话语，重构鲜活生动、立体多面的自我，并对外界赋予的标签和评价予以反抗。

  媒介逻辑暗含着权力的博弈，新媒体技术在社会生活中渗透的过程，也是权力流动的过程[37]。借由社会交往、表达和行动实践，抑郁症患者从受动对象和权力客体转变为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能动者[38]，其进行自我表达和呈现的过程也是主动争取社会权力的过程，患者将被遮蔽、被扭曲的话题带入公共领域，成为可见的传播主体并为抑郁症正名，在凸显自我主体意识的同时也为自身及所属群体获得更多公平、机会和权力提供了可能性[39]。

  （三）延伸社会支持和自我价值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疾病损害不仅涉及身体层面，还包括社会层面，如社会功能的损伤、人际关系的破裂、机会和资源的丧失等[40]，种种负面影响下，患者长期处于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状态。而在互联网社交可供性的支持下，患者得以和现实熟人网络之外的群体建立连接，并产生信息、情感、价值的流动[41]。

  不同于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遭受歧视、被边缘化的处境，抑郁症患者在其自主生产的视频中即是主角，患者不仅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情感和经历，还通过信息共享行为提升自我价值，在向他人提供社会支持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行动意义。“可能给他人带来帮助”的信念推动患者进行视频实践，而来自他人的认可则有望帮助患者提升自我效能感。

  同时，在流量经济趋势下，短视频平台上用户生产的内容还被赋予了商品属性。抑郁症患者利用媒介进行视频制作与传播，部分博主则表达了对用户点赞、评论、分享、关注等行为的期待。他们将自身经历和经验知识转化为数字资本，并通过媒介传播寻求增值，提升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对网络媒体中抑郁症患者发布的疾病相关视频展开内容分析和叙事分析，描绘出患者勾勒出的关于自身和疾病的话语图景，剖析了患者在自我、疾病、社会等多个要素中进行协商的过程，并进一步思考了患者的视频实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对了解抑郁症患者网络生存状况、促进社会对患者群体的理解和接纳提供了参考，并为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数字媒体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作用有一定启发。

 

（作者简介：燕晓英，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雨璐，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1】光明网.《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发布.[EB/OL].(2023-10-10)[2024-03-10].https://health.gmw.cn/2023-10/10/content_36884233.htm.

【2】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J].中国编辑,2020,(04):34-40+53.

【3】心理中国.蓝皮书总报告|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现状、影响因素与服务状况[EB/OL].(2023-08-09)[2024-03-10].http://psy.china.com.cn/2023-08/09/content_42453596.htm

【4】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M].方筱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57.

【5】施晓瑞,张亦农,李蒙,等.人类学视域下糖尿病足患者疾痛叙事及文化意涵[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4,37(03):317-323.

【6】Pushkin R.Worlds of Illness:Biograph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Health and Disease[J].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1994,48(1): 103.

【7】Williams G.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narrative re-construction[J].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984,6(2):175-200.

【8】徐亚萍,李爽.疾痛身体的媒介化“活力”——对癌症患者社交视频日志的内容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 28(07):59-78+127.

【9】王莉,郭克宏.表达与支持：青年癌症博主疾痛叙事研究[J].青年记者,2023,(14):58-60.DOI:10.15997/j.cnki.qnjz.2023.14.016.

【10】晏青,刘钰.社交媒体平台抑郁群体的社会支持寻求研究——基于对微博“抑郁症超话”的考察[J].新闻界,2022,(06):45-56+64.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20620.004.

【11】邱鸿峰,周倩颖.同伴支持与恐惧控制:乳腺癌虚拟社区互动的平行机制[J].国际新闻界, 2021,43(06):98-113.DOI:10.13495/j.cnki.cjjc.2021.06.006.

【12】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Hollenbaugh EEHEE.Self-presentation in social media:Review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J].Review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21,9.

【14】刘聪,刘思琦,王蕤铃.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J].新媒体研究,2023,9(21):1-7+15.DOI:10.16604/j.cnki.issn2096-0360.2023.21.004.

【15】张晓萌,张静怡.社交媒体女性情感表达的路径与特征——以小红书评论中的女性间称谓为例[J/OL].情报科学,1-18[2024-10-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2.1264.G2.20240823.1229.004.html.

【16】张梅兰,侯晓聪.社交媒体平台的癌症疾痛叙事与患者自我疗愈研究[J].新闻大学,2022,(10):101-117+123.DOI:10.20050/j.cnki.xwdx.2022.10.010.

【17】Vayr F,Savall F,Bigay-Game L,et al.Lung cancer survivors and employment: A systematic review[J]. Lung Cancer,2019,131:31-39.

【18】郑大群.论传播形态中的身体叙事[J].学术界,2005,(05):183-189.

【19】迟西琴.论死亡禁忌与死亡教育[J].医学与哲学(A),2018,39(01):65-67.

【20】甘雨梅.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01):85-102+128.

【21】Greenaway K H,Haslam S A,Cruwys T,et al.From“we”to“me”:Group identification enhances perceived personal control with consequence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5,109(1):53.

【22】Cruwys T,Haslam S A,Dingle G A,et al.Depression and social identity:An integrative review[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14,18(3):215-238.

【23】刘维静.叙事医学视角下的疾病隐喻话语分析[J].叙事医学,2022,5(01):19-23+30.

【24】陈子晨.疾病的概念隐喻及其社会心理效应[J].广东社会科学,2020,(06):204-214.

【25】SONTAG S.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27.

【26】Li G,Li Y,Lam A I F,et al.Understanding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depression symptomatology from a longitudinal network perspective[J].BMJ Ment Health,2023,26(1).

【27】Gariepy G, Honkaniemi H, Quesnel-Vallee A. Soci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from depression: systematic review of current findings in Western countries[J].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6,209(4):284-293.

【28】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J].中国编辑,2020,(04):34-40+53.

【29】杨修业.破坏性展演：抑郁症的社会学意涵[J].社会学评论,2023,11(05):238-256.

【30】SONTAG S.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27.

【31】Kress G,Van Leeuwen T.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Routledge,2020.

【32】刘涛.图像研究的语义系统及其视觉修辞分析方法[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04):37-48.DOI:10.16783/j.cnki.nwnus.2021.04.005.

【33】Erll A. The invention of cultural memory: A short history of memory studies[M]//Memory in 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1: 13-37.

【34】吴世文,杜莉华,罗一凡.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转向与挑战[J].青年记者,2021,(10):9-11.DOI:10.15997/j.cnki.qnjz.2021.10.006.

【35】申张顺,齐惠军,许宁,等.走进病人的真实世界:一场临床思维的革命——读“临床判断:基于病人的真实世界”有感[J].医学与哲学,2020,41(03):17-20+33.

【36】陆国亮.从社会建构到媒介建构——唯物现象学的思想脉络与理论批判[J].新闻界,2024,(05):87-96.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40423.001.

【37】转引自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J].国际新闻界,2017,39(04):137-154.DOI:10.13495/j.cnki.cjjc.2017.04.008.

【38】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J].新闻记者,2015,(07):28-35.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15.07.004.

【39】曾丽红,叶丹盈,李萍.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J].新闻记者,2021,(09):86-96.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1.09.009.

【40】张晓宇.抑郁症患者工作记忆和社会功能研究[D].济宁医学院,2021.DOI:10.27856/d.cnki.gjnyx.2021.000085.

【41】臧雷振,李尉.“关系”社会的重塑：数字时代的强弱关系及其影响[J].浙江社会科学,2024,(08):86-98+154+158.DOI:10.14167/j.zjss.2024.0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