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清演播中主持人信任传播的视觉机制建构

人们一直希望能够与除人类以外的物品进行有反馈的互动。具象化来说，从人类的宠物，到现如今的智能家居，都是在以一种情感反馈的方式来对人类进行回应，从而建构与人类的认同感，进而产生信任[1]。主持人作为电视信息可信度的“符号中介”，更是视觉传播中可信形象构建的关键载体。随着4K、8K等高清、超高清电视技术的逐步普及，以及XR/LED虚拟背景演播室的广泛应用，电视主持人的视觉呈现正面临着深刻变革。然而，关于“技术冗余升级是否有必要”的质疑，正在引发来自内容生产端和受众端的双重反思。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拟态环境”概念所提醒，公众能够理解现实并非基于事物本身，而是基于媒介构建的图像与符号系统[2]。当超高清技术将主持人的毛孔、疲态等过度显现时，观众所接收到的“过度真实”反而容易违背他们对“可信形象”的心理描绘，导致视觉信任结构失衡。因此，单一的画质清晰度提升并不能改善用户留存率，反而在某些场景中带来“真实感错位”“视觉负担增加”等现象。例如，在以情绪渲染或氛围构建为主的文艺类节目中，过于锐利的画质会打破视觉的“模糊美学”，让舞台布景的虚构性暴露，从而削弱观众的情感代入。其次，在新闻演播或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面部细节的极度清晰可能会放大瑕疵，引发“超现实感”或“违和感”（感知断裂），降低可信度与亲和感。此外，对于长时间观看的观众而言，过度的信息密度与过多的视觉细节处理要求，可能导致眼部疲劳、注意力分散等问题。由此可见，超高清虽然技术上更为先进，但其应用效果必须考虑传播内容的类型、场景语境与观众心理接受机制，避免陷入“越真实越疏离”的传播悖论。在超高清演播中，主持人要完成信任传播，充分发挥高清演播的优势，规避科技迭代带来的“副作用”，成为高清时代的新课题。

一、超高清技术重塑主持人造型的“视觉编码”

高清电视（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HDTV）相对于标清电视（Standard Definition Television, SDTV）而言，其核心优势在于高分辨率、广色域和精细的画面细节，这种技术升级的首要优势就是提升视听体验。而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超高清（Ultra High Definition, UHD）显示系统已逐渐取代传统高清（Full HD）成为主流。以分辨率为例，UHD体系中的4K（3840×2160像素）与8K（7680×4320像素）分别是全高清（1920×1080像素）分辨率的4倍与16倍，显著提升了画面细节表现能力。在推荐观看距离下，其水平视角覆盖范围可从高清系统的约32°扩大至4K的58°、8K的96°，增强了沉浸式观看体验[3]。在色彩再现方面，UHD采用ITU-R BT.2020标准，其色域覆盖可达CIE 1931色度图的75.8%，远超高清所采用的ITU-R BT.709标准的35.9%[4]。此外，UHD系统将色彩位深由8位（约1677万色）提升至10位（约10.7亿色），大幅拓展了色彩的渐变层次与精细表现[5]。在帧率方面，UHD技术也支持高帧率传输，帧频从传统的每秒50帧（fps）提升至最高120帧，使快速运动画面表现更为流畅自然。总的来说，UHD技术通过在分辨率、色域、色深与帧率等多个维度的升级，显著提升了视觉图像的真实感、空间感与沉浸性，成为当代电视广播、影视制作与沉浸媒介应用中的核心支撑，让观众能看到更多的细节，色彩也更加鲜活。这种视觉上的优化直接提升了观众的观赏舒适度和愉悦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环境中，画质是吸引和留住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在第三十一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CCBN2025）开幕致辞中表示：“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对广电视听乃至整个互联网内容升级都意义重大。”[6]在媒介融合语境下，高清化已成为传统电视媒体维系其制度性话语权与技术竞争力的基础条件。作为媒介技术升级的重要阶段，高清与超高清技术不仅提升了视觉呈现的清晰度和细节还原能力，也有助于增强信息传播的精确性与感知可信度。特别是超高清电视的兴起，凭借其高度拟真、沉浸式体验、视觉奇观等感官优势，重塑了电视媒介的内容吸引力与符号权威。相比之下，移动媒介依托于碎片化消费、快速分发与交互性逻辑，强调时效性、便捷性、趣味性等传播特征。两者在功能定位与媒介特性上的差异构成典型的错位竞争关系，体现出在多元媒介生态中，不同媒介形态通过强化自身技术优势与感知价值，寻求相对独立的传播空间与受众定位。因此，超高清的推广不仅是技术革新的结果，也体现了电视媒体主动构建差异化传播优势、对抗数字平台侵蚀的策略性选择。

在新闻、纪录片等需要精确呈现细节的节目中，超高清画质能更清晰地展现现场环境、人物表情、文字信息等，有助于信息更准确地传递。然而，虽然高清设备的升级可以间接提升媒介信任，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媒介信任的核心还是在于内容的公正性、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与此同时，高清影像会带来“照妖镜”效应：超高清画质如同“照妖镜”，它不仅能清晰展现优点，也能放大缺点。制作上的瑕疵、背景的杂乱，甚至是主持人的细微表情管理不当，都可能被观众清晰捕捉，反而可能削弱信任。因此，电视制播中超高清的普及，对主持人的视觉呈现和非语言表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这些要求直接影响观众对主持人的专业信任与亲和力。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I.Hovland）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传播者可信度模型”理论认为，传播者的说服力来源于专业性、可靠性和吸引力这三个关键因素[7]。显然，更高清晰度的观看体验有利于提升这三个方面的理论在电视传播中被广泛用于解释观众对主持人形象的信任机制，尤其在视觉传播主导的语境下，其面部特征、妆容、穿着等非语言要素承担着“专业性”与“可靠性”的象征功能。英国学者冈特·克雷斯（Gunther Kress）与荷兰学者特奥·范·李文（Theo van Leeuwen）在其代表作《阅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中提出“视觉语法”理论，指出图像和视觉符号具备与语言类似的结构系统，能够通过构图、视角、色彩等元素传递意义[8]。这一理论为主持人镜头妆容、视觉呈现提供了全新的解码视角：主持人的妆容、服饰、镜头构图、背景色调构成了一个多维“视觉话语场”，观众通过“观看”而非“聆听”完成对信息信任的初步判断。这种传播路径在高清语境下被进一步强化，但也更容易被打破，可信形象更脆弱，并形成对技术条件支持的依赖。英国社会学者乔安妮·恩特威斯尔（Joanne Entwistle）也在她的《身体的时尚化》（The Fashioned Body）中提出，化妆行为不仅具有审美功能，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和性别角色的视觉呈现方式[9]。在主持人形象传播中，化妆、服饰、发型等方面的造型作为一种“视觉编码工具”承担着符号建构功能，构成可信形象的重要部分。

二、主持人造型是对“媒介真实感”的积极干预

在“像素至上”的媒介技术环境中，高清晰度的主持人的形象早已不再仅仅是“自然呈现”的个体面孔，而是经过系统化建构的视觉传播符号。化妆、发型、衣着、配饰等作为视觉编码组成，不仅承担修饰和美化的基础功能，更参与到主持人“可信形象”的意义生产之中。从符号学角度看，妆容作为视觉表征的符号载体，具有清晰的文化指向性与社会功能性。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话修辞术》中所指出的，日常生活中的表象实则构成一套“社会意义的神话系统”[10]，主持人的妆容作为“可视神话”，将职业性、权威性、亲和力等抽象品质视觉化地“编码”在面部构图中。底妆的均匀性、眉眼的锐度、色彩的冷暖搭配不仅传递着审美，也传递着角色定位和情感态度。在此意义上，化妆不再是附属于形象的修饰手段，而是一个具有媒介语义的传播符号，是构成主持人“专业可见性”的视觉话语环节。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编码—解码”传播模型中，主持人所呈现的妆容更代表了媒体制作方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传播策略的视觉呈现，是对“可信”这一形象内涵的前置性编码。观众作为“解码者”，并非被动接收这一视觉信息，而是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审美认知对主持人形象进行解读和建构。尤其在超高清（4K/8K）或虚拟演播环境中，视觉传播的“精度”显著提升，化妆的每一处细节都构成可被放大解读的符号单位。这不仅使主持人的妆容成为高解析度媒介中的“视觉焦点”，更促使其作为视觉传播内容本身被纳入可信度判断的维度体系之中。可以说，化妆成为主持人与观众之间意义互动与社会认同协商的中介机制，是构建“可信形象”不可忽视的视觉语言。当然，高清化下的“视觉透明”也引发了某种视觉焦虑（Visual Anxiety），这是一种“拟态真实感”——表面越真实，越容易产生如“恐怖谷理论”（Uncanny Valley）所指出的那种不适，使观众对主持人形象产生不自然甚至不信任的反应。在超高清语境中，主持人的妆容、面部动作甚至AI优化处理过的影像，都可能落入这一“视觉谷地”——越趋近完美，却越不自然，进而削弱观众对其真实性与可信度的感知。视觉传播不再只是追求“看得清楚”，而变成一种“被过度观看”的心理负担。尤其在新闻直播等以“真实在场感”为核心价值的传播环境中，这种“超现实的真实”反而使主持人形象面临信任危机。这种视觉焦虑不仅是美学判断的问题，更是媒介技术对人际传播信任机制的一种干预与挑战。因此，此时的化妆传播不再是附属行为，而是对“媒介真实感”的积极干预。

在直播媒介盛行的语境下，“主播”们通过虚构形象与“过度美颜”等手段所展现的视觉业态，揭示了当代影像传播中形象建构的虚拟化与技术依赖倾向。与此相应，在超高清与沉浸式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化妆传播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修饰行为，而是逐步演化为一种服务于技术呈现、配合影像清晰度与观感控制的形象调控策略。对于新闻节目主持人等基于“可信度”构建传播权威的职业角色而言，妆容设计不但需适应超高清摄像对细节的高敏度，还必须在技术美感与真实可信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视觉层面的“信任传达”。这种“职业新需求”不仅服务于外观的美化，更作为一种主动介入视觉传播过程的“调色手段”，参与到“媒介真实感”（Mediated Realism）的塑造之中。需要强调的是，这其中的所谓“媒介真实感”并非指自然主义的完全还原，而是一种在技术框架与视觉习惯中被社会接受并建构起来的“可信之真实”。而化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界面性作用：它在真实的肌肤与镜头之间建起一层符号滤膜，使视觉再现既不会裸露，也不至于过度虚假，从而维持观众对主持人形象的“视觉信任”。尤其是在超高清技术带来的“视觉极清晰化”趋势下，主持人形象暴露于一种近乎病理性的观察之中，任何细小的瑕疵、疲态或光影错配，都可能破坏原有的可信印象。此时，化妆的传播功能体现为一种“调和机制”或“视觉介质”，它通过色彩管理、质感控制与光线协调，修复影像中的技术过度，缓解高清成像所带来的“视觉异化效应”。因此，化妆不应再被视为附属于主持人所谓“个人气质”的表面处理，而是媒体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视觉编码环节，是对“媒介真实感”进行艺术化与技术化调适的关键中介工具。它反映出媒介美学向技术—文化复合系统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身体规训”与“视觉政治”。这一过程可以类比为一种“视觉修辞”行为，即主持人通过精准的视觉表现向观众传递可靠性，而不仅仅是“好看”或“得体”。当然，主持人的可信形象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化妆师、灯光师、服装师、导演等各工种的协同结果。从媒介生产理论（Production of Culture Approach）来看，这种协同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视觉传播组织机制——技术条件决定了视觉风格的可行性，制度与组织决定了视觉控制的系统效率。为了实现对“媒介真实感”的有效建构，将“可信主持人”塑造为媒体公信力的视觉象征，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系统性干预：

1.理解“媒介真实感”作为情境信任系统的共构机制。所谓“媒介真实感”并非单一维度的真实再现，而是一种由媒介技术手段、传播者形象策略与受众心理预期三者交互建构而成的情境性信任结构。此系统既依赖于媒介环境的技术呈现——譬如超高清技术的兴起，又受制于传播者的感知编码及受众的主观心理反应。

2.构建视觉干预机制以服务于充满真实感的视觉表征。在超高清与虚拟演播环境中，化妆、服装与灯光构成复合型视觉调控机制，譬如：

（1）化妆趋向于“高清修复型”风格，即以质感轻薄、隐匿毛孔结构与提亮面部结构光为目标，以“自然”“恬淡”的风格适应超高清镜头的细节放大效应。同时兼顾自然，避免“塑料感”，同时注意照顾脖颈裸露肌肤与脸部妆造的对比反差；

（2）服装色彩与虚拟背景（如XR技术或LED墙面）协同优化，重点规避摩尔纹、镜面反射、明亮背景等视觉干扰问题，强化视觉整体感。在超高清拍摄中，黑、白、灰等中性色调的可视层次更加细腻，暗部和亮部的细节表现显著提升；广色域技术的运用也使绿色、青绿和黄色等人眼敏感色域的呈现更为真实、饱满。然而，若在不支持HDR或广色域的民用高清设备上播放这类内容，部分色彩与动态范围信息将被压缩或丢失，可能造成图像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下降，从而引发视觉上的差异;

（3）灯光功能由传统照明转向“视觉引导系统”。通过光比、方向、软硬与色温等方面的调控，引导观众视线焦点，营造心理聚焦机制。

3.实施主持人视觉形象中的“可信编码”策略。可信主持人形象须通过一整套稳定且低干扰性的视觉符码进行编码，包括中性且不喧宾夺主的色调选择、稳定而正视的眼神交流、避免夸张的面部表情、充满礼仪化的待人接物，以及妥帖而统一的造型风格。这些要素共同构建出视觉维度上的“可信”感知基础，进而强化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三、超高清演播的视觉机制建构

随着超高清及相关演播技术的广泛部署，主持人在镜头前的视觉呈现已不再只是个人形象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传播效果、媒介信任与受众认知反应的系统性传播议题。从视觉呈现的三重机制——技术真实、形象真实与情境真实来看，主持人在超高清演播环境中建构“可信图像”，并进一步承载媒体机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视觉机制的系统性转型：从“图像辅助”到“信任建构”

在传统标清时代，主持人的视觉形象作为内容传递的“外在支撑”存在，在传统评价系统中，能够做到得体、亲和、符号清晰准确即可。然而，在4K、8K甚至更高分辨率的图像细节放大逻辑中，观众对于面部表情、眼神交流、服装质地、光影反射等非语言信息的敏感度被极大提升，主持人的视觉细节已成为受众进行“信任判断”的关键参考依据。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清晰度的提升，更是传播模式的转向——主持人不再是“透明媒介”的代言者，而成为具有身体存在感的视觉主体。正如传播学者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信任：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中所指出的，在高度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个体将借助“可感知的符号系统”进行风险判断与信任投射[11]。超高清下的主持人形象，正是这样一个被观众高度“感知”并“投射信任”的视觉符号系统。

2. 视觉机制构建的一体化逻辑：技术、形象与场景的协同

在超高清演播体系中，视觉机制的建构并非孤立地依靠主持人的妆发造型，而是一套涵盖技术布置、视觉场景与传播策略的协同系统。具体体现为：

（1）技术真实：视觉细节的极限展现与容错机制。高清摄像机、HDR技术、LED虚拟背景将演播室建构为一个超真实的视觉空间，同时也放大了原始图像中不稳定的部分——毛孔、眼袋、妆面厚度、衣料褶皱、环境反光等皆成为干扰信任传播的“视觉噪音”，需要通过妆容产品的细化（如高清粉底、局部遮瑕）、灯光补偿、后期图像增强等技术手段，来实现“视觉真实”的容错与修正。

（2）形象真实：可感可信的符号编码。在受众看来，“可信的主持人”往往意味着稳定的语速、平衡的视线、适度的表情张力、干净利落的衣装、质感统一的色彩搭配，这些外在特征并非自然呈现，而是通过专业化的视觉设计干预而来，是传播机构对“形象真实”的系统性编码。这一过程体现出一种“象征资本”的生产逻辑：主持人越具“专业可信感”，越能赢得受众对媒体平台的结构性信任[12]。

（3）情境真实：语境匹配与角色稳定性。随着视觉清晰度的提升，受众的情境感知度随之增加，主持人视觉机制也必须进一步强调与节目类型、话语风格、文化语境相匹配。譬如，在新闻播报中，主持人形象应当强调中立、庄重、理性，而在综艺类、生活类与体育类节目中则可以更多加入趣味、活力与轻松感。若主持人造型与节目语境不符，便会破坏观众对“真实情境”的感知，产生“可信度滑移”。

3.从“图像传播”到“可感信任”的媒介转向

受众对于主持人的“黏性”源自信任。“信任”并非孤立个体的主观感受，而是生成于人际互动的“间性”结构中。这种“主体间性”不仅意味着信任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主客间性”——即人与技术、人与媒介之间的经验关联。在现代传播环境中，媒介物不只是信任的传递工具，更是信任生成的参与者。语言、图像、声音、算法系统等媒介形式，以其具体的物质性嵌入交互过程，构成信任的感知基础与行动支撑[13]。因此，信任既是社会心理现象，也是技术与媒介制度共同编织的结构结果。媒介中“他者的被感知程度”不但直接影响交流质量，也影响着主持传播的信任度。

心理学者约翰·R·肖特（John R. Short）、埃德里克·威廉斯（Ederyn Williams）与布鲁斯·克里斯蒂（Bruce Christie）曾提出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这一概念，指的是互动中他者被感知到的真实性[14]。超高清不仅提高了感知技术，也提高了观众对“人”的期待阈值。在传统传播路径中，主持人主要承担“语言—符号—内容”的传递者角色，视觉形象更多服从于内容逻辑。而在超高清环境下，图像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成为信任传播的“中介力量”。观众不再被动接收信息，而是在视觉经验中“判断是否可信”。这一机制的转向，表明超高清演播技术正在促使媒介传播更快速地进入一个以“视觉可感性”为核心的新阶段，具体表现为：“信任”不再单靠话语逻辑建构，而要通过可被“看见”的稳定视觉呈现，主持人的形象成为“机构可信度”的缩影，媒介品牌在这些“代言人”身上进行视觉授权。视觉机制不仅调控信息接收，还调控情感认同与心理契合，从而完成传播的深层目标。

因此，虽然电视设备的升级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电视清晰度从标清、高清，再到超高清的不断演进既提升了观众的视听体验，也为媒体增强专业感与吸引力提供了技术基础，但信任的建立不能简单依赖于单纯的清晰度堆叠，而应秉持一种“有限高清主义”的立场：技术应服务于传播效果，要谨慎滑入“技术至上”的自我崇拜，其路径可类比于“摩尔定律”式的技术迭代，即技术更新与用户期待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关系。然而，与摩尔定律强调的“硬件物理极限与算力指数级增长”不同，清晰度的提升面临“感官体验边界”与“成本—效益失衡”的限制，更多体现为一种媒介感知的社会建构过程。电视传播的核心始终是内容，画质的提升只能是支撑。唯有在建构相应视觉信任机制的前提下，高清化才具备真正的传播意义。技术升级“必要”但“不可无限”，更应与传播效果及观众的视觉感知逻辑相协调，否则将陷入“清晰但无效”，甚至产生视觉符号“冗余传播”的悖论。

总之，超高清演播环境下主持人的视觉机制是一种复合型传播结构，它涵盖了技术真实的建构、视觉符号的编码、节目语境的匹配以及观众心理的调节。这不仅仅涉及化妆与服饰，更关乎对信任传播过程的视觉层面重构。可信视觉机制的建构，难以单方面依赖于清晰度的技术迭代，将成为未来主持人形象设计、演播系统迭代与媒体公信力维护的关键课题。

（作者简介：高高，上海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持人造型工作室负责人、东华大学硕士生校外导师；

包磊，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广联有声阅读委员会副理事长）

【1】储瑞杰,庄睿.人机互动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拟人化传播对用户信任机制建构的分析——以DeepSeek为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2(07):111-115.

【2】沃尔特·李普曼.胡泳译.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06.14-15.

【3】NHK Science & Technology Research Laboratories.(2016).The Road to 8K Super Hi-Vision.NHK STRL.

【4】SMPTE.(2016).High Dynamic Range and Wide Color Gamut Video Ecosystem.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5】ITU-R.(2015).Recommendation BT.2020:Parameter values for ultra-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systems for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exchang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6】牛梦笛,胡晨冉.“超高清”正走进千家万户[N].光明日报,2025-04-29(005).

【7】SHovland C.I.,Janis I.L.,Kelley H.H.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21.

【8】Kress G R,van Leeuwen T.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6:3-15.

【9】Entwistle,Joanne (2000).The Fashioned Body:Fashion,Dres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Cambridge: Polity Press,pp.49,68-69

【10】罗兰·巴特.屠友祥译.罗兰·巴特文选4神话修辞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7：02.

【11】尼克拉斯·卢曼著,瞿铁鹏,李强译.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05.28–33

【1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晖译.实践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1–130.

【13】漆亚林,李秋霖.媒介考古学视阈下信任媒介的认知建构与传播理路[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01):89-100.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24.01.010.

【14】Kreijns,K.,Xu,K.,& Weidlich,J.(2022).Social presence: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34(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