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传统文化形象传播失真的治理研究：基于文化记忆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中有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关乎文化安全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时代命题。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媒技术的普及，为传统文化的叙事和传承创新注入了新活力。传统文化作品凭借影视改编、数字技术和互动叙事等新型文化形态，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推动了传统文化形象在数字平台的广泛传播。然而，智媒技术在革新传统文化叙事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解读浅化、主体认知退化和价值效用淡化的风险。在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传统文化形象常被过度符号化、娱乐化，甚至低俗化，从而削弱了其深厚的内涵和精神核心。文化记忆的异化，可能导致文化传承的断层，误导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社会价值观，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重点关注智媒时代传统文化形象的再生产过程，并借助文化记忆理论来分析这一过程。文化记忆理论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该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效视角，用于理解传统文化形象如何在智媒环境中被再现、改编和创新，以及其对社会文化认同和历史延续的影响。基于文化记忆视角，本文将探析智媒时代传统文化形象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记忆构建和冲突过程，并提出推动传统文化有效传承和健康发展策略。

一、智媒时代文化记忆的构建

  自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将记忆研究纳入社会学范畴以来，记忆研究已发展出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记忆之场”等为核心的“概念丛”，并与族群、媒介、认同、权力等诸多议题相关联[2]。20世纪80年代，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理论的基础上，将记忆研究扩展到文化领域，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将集体记忆区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种形式。其中，“交往记忆”依赖于个体的口耳相传，通常持续三至四代人的时间；而“文化记忆”则通过文字、图像、仪式等媒介形式将发生在绝对过去的事件固定下来，从而超越时间的限制得以保存与传承[3]。文化记忆作为社会群体对自身历史的建构性重构，其载体包括神话传说、宗教仪式、纪念碑铭、经典文本等，功能在于通过共享的意义系统维系群体认同、塑造集体身份，并为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基础[4]。每个社会都会对其历史经验进行选择、整理与重构，将其转化为构建当下社会稳定与辉煌的基石。这些经过选择与加工的往昔，最终沉淀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尊崇的价值与遵循的规范[5]。同时，文化记忆并非单纯地保存过去的知识或经验，而是通过集体的符号系统、仪式、语言等方式，使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再生[6]。因此，扬·阿斯曼直言，他所阐释的文化记忆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记忆理论”[7]。作为记忆理论，它强调了文化符号作为载体，其超越个体生命界限，确保记忆得以历时性延续的重要性；作为文化理论，它凸显了文化记忆作为民族内部凝聚结构，对建构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关键作用与价值。文化记忆不仅连接和重构“过去”，也建构“现在”与“未来”，其所具有的文化属性与凝聚功能，为社会文化研究提供了贯穿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重要桥梁。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文化记忆的载体也在发生转变。在智媒环境下，传统文化形象常常通过影视作品、游戏、短视频等媒介形式被“再编码”和“再记忆”。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再现，还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的过程。这些媒介形式为传统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全新的途径，使传统文化形象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迅速传播到更广泛的受众中。然而，阿斯曼提醒人们，文化记忆的概念所描述的现象中，不只存在着传统或传承（Uberlieferung）、接受（Rezeption）以及越过“中断”而对过去进行的继承或延续的一面，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遗忘（Vergessen）和压抑（Verdrangen）。因此，在智媒时代，如何在传递传统文化形象的同时，保持其历史性和深度，确保其核心价值不被扭曲，是文化记忆构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传统文化形象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结，其在智媒环境中的再生产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乎集体记忆构建、重塑与维系的复杂博弈。因此，本文借助文化记忆理论，旨在深入探讨传统文化形象在智媒时代被歪曲滥用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健康发展。

二、文化记忆视域下传统文化形象的异化样态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承载于特定物质载体（如文本、仪式、影像、文物等）之上，得以大范围传播、长时间传承并被不断重构的记忆[8]。近年来，影视、动漫、纪录片、舞蹈、音乐乃至各种类型的长短视频以及商业娱乐活动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形象元素，也吸引了诸多消费者。传统文化形象的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严肃的文化传承，而是逐渐转化为具有娱乐性质的符号，许多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故事被轻率地改编成幽默、讽刺或荒诞的形式。

  在智媒环境下，传统文化形象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传播与再生产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驱动下，传统文化形象的再创作与再编码呈现出三种异化样态：形式层面的符号化与表层使用、内容层面的精神内核消解与曲解，以及更深层价值层面的文化主权争夺与重构。这三种异化，本质上是对文化记忆载体、内涵和功能的系统性破坏，从而使文化与其主体（人）的关系发生倒置[9]。

  （一）形式异化：文化记忆载体的符号化与表浅使用

  文化记忆依托于具体的文化符号作为有形载体，其形式具有高度的成型性和稳定性[10]。这些载体，如经典文本、仪式、媒体影像等，是文化记忆得以保存和传承的物质基础。然而，作为一种信息商品，中国传统文化形象在智媒时代面临着严重的过度符号化现象：其被视为可进行商品化运作的信息，经由算法与资本的“阉割”，深层意指被抽离，仅保留视觉、听觉等浅层次的感官刺激[11]。这种以符号取代内容的表征叙事，虽然满足了“短平快”的传播需求，却忽略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使其在数据转化与生产传播中化身为以感官刺激和注意力吸引为标准的浅层次文化。这直接导致了文化记忆载体的形式异化。

  以“杜甫很忙”“李白很忙”系列网络段子为例，网友通过PS将历史文化名人置于荒诞场景中，例如杜甫扛机枪、骑摩托，李白当魔法师、卖西瓜等。这种将文化记忆的承载者（历史人物）进行过度娱乐化的方式，使得承载着规范性和形成性价值的经典文本失去了严肃性。原本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桥梁的经典文本，其教化后世与文脉传承的功能被削弱，致使受众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丧失完整语境。

  再如部分网络剧对经典故事的随意改编，《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中大量现代化桥段和“土味”台词的加入，使原本饱含伦理价值与审美意蕴的传统叙事变得浮浅、庸俗，这正是对文化记忆载体形式的扭曲。此外，名人故里之争亦是一种形式异化的表现。例如“南阳与襄阳之争”围绕诸葛亮故乡展开的长年营销，虽以弘扬文化为名，实则演变为地方文旅资源的争夺战，甚至不惜制造历史虚构与舆论噱头。

  通过符号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这种对传统文化形象的歪曲滥用削弱了传统文化形象承载文化认同和历史传承的功能，致使传统文化“形式异化”。此类现象不仅误导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历史人物和文化故事的理解；也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中丧失了其应有的深度。

  （二）内容异化：文化记忆精神内核的消解与曲解

  相较于形式异化，更为深刻的“内容异化”正在悄然侵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异化的核心在于对文化精神内核的消解和曲解，使原本承载道德价值、哲理智慧的传统叙事失去了其本真的思想力量[12]。文化记忆除了有形的载体，还包含着民族集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精神符号，它为民族成员提供“理论文本和行动蓝本”，有助于民族成员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谁”和“应该做什么”[13]。然而，在智媒环境下，为了迎合市场，一些文化产品擅自更改基本史实，突出呈现其中具有对抗性、矛盾性和话题性的情节，使受众无法真正理解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这种内容异化的背后，是资本逻辑对文化精神的牺牲。

  2024年国产影片《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的争议正是一例。该片被网友一致批评为“魔改与低俗化”，在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上严重背离原著，将曹雪芹笔下反映封建礼教与人物命运冲突的深刻文学内核改编为俗套的爱情剧情。类似的问题在网络小说与古装剧中普遍存在。例如，在《我要做皇帝》等架空类小说中，历史人物被改编成恋爱偶像、情感纠葛的主角。这种对经典文本所承载的文化记忆精神内核的消解，使得作品无法像传统经典那样为人们所尊重和推崇，从而失去了对民族成员的道德和价值指引功能。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国产游戏对历史人物形象的随意改动。手游《江南百景图》中岳飞的“肉袒牵羊”造型引发巨大争议，因这一形象本为古代屈辱投降仪式，根本不符合岳飞“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形象。而日本游戏《恋姬无双》中将《三国演义》里的将军们塑造成性格各异的“美少女战士”，如关羽变成爱吃醋的少女等，更是对经典形象的颠覆性改写。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在追逐点击率与商业利益的过程中，文化原貌被不断简化、扭曲甚至反转，文化载体空心化、文化内容轻薄化的趋势日益加剧。因此，守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仅要在创作中坚持文化自觉，也需在传播中增强文化担当，以确保文化记忆的持久生命力，照顾到集体内所有成员的情感和利益[14]。

  （三）价值异化：文化记忆话语权的博弈与重构

  文化记忆作为民族内部的凝聚性结构[15]，其最主要的功能是超越时空局限，通过外在的文化符号来维持记忆的历时性延续，并为群体提供成员式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因此，文化记忆不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为民族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在媒介融合的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形象的传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跨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异化——即文化话语权的被动转移与认知偏差的扩散，其本质是关乎文化尊严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博弈。

  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影片以西方叙事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仁义的价值表达，显露出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涵的误解与浅化。再如《末代皇帝》以西方视角演绎中国历史，将神秘与异域作为叙事卖点，突出“东方的他者”形象。这种以“西方眼”看“东方魂”的处理方式，常常掩盖了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和价值立场。

  与此同时，这种“文化错位”还体现在其他国家对中华文化元素的挪用上。如韩国女团IVE的MV中使用中国结、祥云、皮影等元素，却未对其文化出处进行说明，反而尝试将其归入“韩式美学”体系，引发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这是文化挪用的问题，更是文化主权的边界认知与价值尊重问题。

  尽管面临挑战，但我国本土文创作品也开始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主动重塑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话语权。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发布，便因其对《西游记》精神的现代化表达与视觉呈现获得海内外广泛好评。该作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与叙事方式，成功打破文化传播中的“他者”视角，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面对价值异化的挑战，我们更应主动作为，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文化表达的话语权，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全球舞台上的自我定义与价值确认[16]。

三、文化记忆视域下传统文化形象被滥用的危害

  传统文化形象的歪曲与滥用不仅是对文化本身的扭曲，其负面影响还深远地波及文化传承、社会价值观、国家形象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不仅削弱了文化的核心价值，还导致了文化认同的迷失，误导了社会的价值观，并在全球化语境中产生了“文化错位”的现象。

  （一）文化记忆的断裂：文化传承受阻与文化认同迷失

  文化记忆延续着共同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认知，承载着人们深层情感联结和身份归属。它将人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确保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然而，传统文化形象的歪曲和滥用首先破坏了文化传承的根基，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经典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化的误解，使得其中的道德价值和哲理智慧未能得到正确继承，导致了文化传承的断层。

  这种断层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的“去真存假”。如上文所提及的手游《江南百景图》中岳飞“肉袒牵羊”的造型，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更是在集体记忆中植入错误的、被扭曲的符号，使得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民族英雄的认知产生偏差。文化记忆的功能在于激活集体记忆，提炼身份认同的文化元素。而当这些元素被扭曲时，其情感唤起功能也会随之失效，人们无法通过共享的文化符号获得身份归属感和情感联结，最终使得公众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产生误差，并逐渐失去对其的认同。这种对集体记忆精华部分的篡改与滥用，削弱了文化记忆作为民族历史整合系统的功能，并动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二）文化记忆的失范：价值共识的削弱与道德规范的混乱

  文化记忆作为价值理念的载体，能够将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整合起来，从而深化对人的影响。然而，当承载着文化记忆的传统文化形象被歪曲滥用时，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便会因文化记忆的失范而遭到侵蚀。传统文化形象的歪曲会让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对道德准则产生怀疑，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的价值体系。研究显示，网络媒介，尤其是娱乐化内容，正在影响未成年人的价值取向[17]。

  这种失范源于商业逻辑对文化价值的绑架。在资本市场的诱惑下，以注意力为导向的娱乐化消费成为一种超意识形态。为了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们以扭曲传统文化原真含义、歪解历史价值为乐，甚至将荒谬的观点隐匿于新颖的数字包装中，借机炒作、鼓噪舆论。这使得文化记忆不再能够作为价值理念的载体，从而无法有效凝聚民族精神和价值共识，导致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混乱。

  （三）文化记忆的争夺：国际形象受损与文化话语权博弈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形象的歪曲不仅影响国内文化传承，还通过跨文化交流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当外部通过被误解和扭曲的影视作品了解中国文化时，常常形成片面甚至带有偏见的印象。这加深了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西方影视作品对中国文化的简化或恶搞，往往忽视了历史与文化的多维度真实性，使中国文化在国际上陷入“他者化”的境地。一方面，文化记忆通过强化集体认同帮助社会成员形成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具有排他性[18]。此外，其他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挪用，也进一步削弱了文化的尊严与主权。

  （四）文化记忆的抑制：文化产业发展受限与创新活力消退

  传统文化形象的歪曲滥用对文化产业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文化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健康的再生产是文化产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篡改传统文化形象，尤其是在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过程中，往往会降低文化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也限制了本土文化群体对这些文化元素的创新，压缩了创意空间。

  此外，全球消费主义通过对文化记忆进行选择性挪用，企图以文化层面的消费控制来建立“文化霸权”；通过占据市场和创意资源，以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文化记忆的续写和重塑，使得文化创新活力受到抑制。

四、文化记忆视域下保护传统文化形象的对策分析

  文化记忆的功能可以分为潜在文化记忆和现时文化记忆两种。潜在文化记忆是指过去的记忆存储在档案馆、博物馆等场所中，只有当这些记忆被激活并赋予新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时，它们才具有现实意义；而现时文化记忆则是指那些在特定时间段内发挥作用的记忆部分[19]。智媒时代传统文化形象的歪曲滥用，本质上是对其文化记忆载体、精神内涵和话语主导权的破坏。因此，对策的制定需要从重构和重塑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价值体系和时代样态出发，以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健康发展。

  针对传统文化形象“形式异化”和“内容异化”的问题，其核心在于文化记忆载体的失范与精神内核的消解。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从制度和受众两个层面，夯实文化记忆的基石，确保其在智媒环境下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1.完善制度保障，规范记忆生产

  文化记忆的延续性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符号被固化，并在社会中不断地被重复和再现。为保障这一过程的规范性，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执法监督力度显得尤为重要。这包括明确对传统文化形象的合理利用与滥用边界，并对涉及传统文化形象的影视、文学和游戏等文化产品进行严格审查。

  同时，物质形态具有不稳定性，其只有被符号化之后才能长久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文化符号管理体系至关重要。这包括建立传统文化元素数据库，强化版权保护，对各种文化元素进行登记、分类与管理，明确版权归属和使用规范，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并加强国际版权合作与交流，借鉴其他国家在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方面的经验。在流通领域，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对文化数字化资源进行永久存证和确权，通过NFTFi（非同质代币金融）等手段，解决文化数字资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流动性问题[20]。

  2.培育数字素养，提升价值辨识

  在文化记忆的接收端，我们需要系统提升受众的数字素养，使其能从海量传统文化数字叙事资源中精准提取契合自身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容。因此，在受众层面构建系统化数字素养培育工程至关重要。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受众的信息辨别能力。扎实的传统文化专业理论，是受众有效甄别复杂数字信息的基本功。要以经典文本为核心，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图谱，将典籍文献转化为通俗有趣的短视频内容，通过线上公益性专题讲座和专家互动教学，引导受众把握文化的核心脉络与精神内核；另一方面，构建批判性思维框架，增强价值判断能力。传统文化叙事资源的筛选偏好本质上取决于个体的价值取向。因此，需通过主流价值观的浸润引导，帮助受众建立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自觉抵御低俗化、异化解读传统文化内容的侵蚀与渗透，使其在优秀传统文化叙事的正能量滋养中获取思想启迪。

  （二）激活潜在记忆：推动文化传承的活态化与创新性发展

  文化记忆的功能不仅是回顾过去，还应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动力。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再现，而是根据当前的需求赋予过去新的意义[21]。在处理传统文化时，我们应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一方面，文化记忆中的“冷回忆”将历史视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排除社会变化；另一方面，“热回忆”则从过去汲取经验，帮助社会明确方向并增强信心。这种“热回忆”使我们能够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前进的动力，推动其现代化转型和创新发展[22]。因此，我们需要将储存在档案馆、博物馆中的“潜在文化记忆”激活，使其成为面向未来的“现时文化记忆”。

  1.坚持守正创新，重构时代样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明形态的实践逻辑要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扬弃过时陈旧的形式，借鉴仍有价值的内容，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与现实社会相适应。这种活态化传承，能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品质凝结到具有表征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系当中，赋予其新的时代记忆内涵，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样态。换言之，我们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创造性转化为契合当下时代大众价值观与审美偏好的产品样态与作品形式。

  2.深化创作引导，强化行业自律

  在影视、文学、游戏等创作领域，应加强对创作者的教育培训，提升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尊重。作为“记忆”的再现者，创作者对文化符号的理解和诠释深度，直接影响着文化记忆的准确性与凝聚力。因此，须推动行业自律，建立行业标准和自律机制，引导创作者遵循文化伦理，避免低俗、恶搞的创作行为[23]。只有当创作者能够自觉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并以“热回忆”的方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时，才能真正创作出符合大众精神需求和价值导向的优秀作品，从而维系和强化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可以设立奖项，表彰在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企业，以激励更多人参与其中。

  3.推动数智技术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数智化技术具有强大的文化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传统文化活态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工具。应利用VR/AR、动态捕捉、3D影像等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呈现。例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重构神话故事、创新数字叙事、运用现代技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解码与重构，成功打造了独具东方美学的视觉奇观[24]。同时，利用数字孪生、全息投影等技术，可以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表现方式，实现从再现到活现的场景构建。例如，数字敦煌通过球幕和VR 技术，让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石窟艺术，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25]。

  （三） 拓展传播边界：增强国际话语权与民族认同

  智媒时代，传统文化形象的“价值异化”问题，实则是一场文化记忆话语权的博弈。文化记忆不仅是知识的储存，更与个体情感和认同密切相关[26]。在国际传播中，文化记忆能够为民族身份认同提供合法性根基。面对“价值异化”带来的文化主权争夺和国际形象受损，需要主动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边界，增强国际话语权，从而在跨文化语境中重建中华文化的国际记忆。

  1.增强文化自觉，有效对外传播

  一个民族要推动文明的发展跃升，首先要认识到自身文明的命脉所在及命脉所是。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文化记忆理论为视角，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逻辑、动力机制与突出特性，从中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力量与人文底蕴。通过构建多元化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确的中华文化记忆，避免“文化错位”现象出现。

  2.规制资本逻辑，净化传播生态

  尽管资本向文化领域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但其对文化产品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却成为污染传统文化数字叙事育人生态的经济根源。要警惕“资本逻辑反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输出的阻碍，通过加强价值引领和法治约束，规制资本逻辑，引导资本建立短期收益服从长期价值的认知范式，从而创作出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传统文化叙事精品，实现文化有效传承与资本长期增值的双赢。

  3.构建媒体矩阵，重塑文化认同

  针对全球语境下文化话语权的被动转移与认知偏差的扩散问题，我们需要打造民族文化符号媒体宣传矩阵，其是增进中华文化符号认知、普及公民文化符号常识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应壮大主流声音，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同时根据不同媒体平台的特性和用户习惯，制作多样化的内容形式，形成优势互补[27]。通过一个全面、立体、高效的宣传矩阵，可以有效增进公众对中华文化符号的了解和认同，进而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智媒时代对传统文化形象的保护与传扬，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在制度上夯实文化记忆的基石，更需在技术上实现文化传承的活态化与创新性，同时在传播上增强国际话语权，在思想上规制资本的逐利性。唯有通过多维度的协同发力，我们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财富，从“潜在记忆”转化为“现时记忆”，使其在智媒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文系民革上海市委会2025年度委托课题“上海发展AI+新型文化业态的创新路径与体制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林，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智能传播系副主任；

陈易斐，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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