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健康传播逻辑起点、现实困境和提升路径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媒体加大健康科学知识宣传力度，积极建设和规范各类广播电视等健康栏目，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十年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深入推进，依靠信息技术、移动技术，社会各界在健康传播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健康传播作为人们认知健康科学、接受健康观念、形成良好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1]，是健康教育的核心载体与实现路径。2025年10月，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2]，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在健康传播视域下，健康教育是一个传播过程，相关的健康信息传播给那些能够利用健康数据减少健康风险和提高健康保健的个人[3][4]，大学生健康教育能够使年轻学习者参与丰富、有意义且体验式的学习情境，带来丰富的学习成果，并为他们继续深造和从事各种职业提供途径[5]。在智能化媒介环境高度演化的今天，健康传播的对象、渠道、策略、技术和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6]，系统化反思健康传播条件转变带来的变化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一、高校健康传播的逻辑起点

  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强调知识、态度、信念在促进个人健康行为改变方面的关联作用[7]，强调传者如何将医学健康知识传递和传达到受众，从而影响到行为改变，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因此，大学生健康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播和抵达的过程，还是兼顾国家战略价值、学科理论价值和个体发展价值的系统性育人工程，具有三重逻辑。

  （一）价值逻辑：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建设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在于通过推动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大学生健康教育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组成部分，在价值逻辑上呼应时代诉求，呼应“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思想。高等院校大学生健康传播突出以健康理念、健康知识、健康技能的知识传授、态度改变和行为培养为重点。健康传播具有治理效能，规范、科学、正向的校园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抵制和对冲网络不良健康信息，有助于“健康素养”的整体提升，引导学生将“健康中国”理念融入未来生活、工作中，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建设。

  （二）融合逻辑：彰显知识技能实践的融合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受众”正在成为更加有主体性的个体“用户”，其信息接收行为更偏向基于个人决策的主动搜索和个性化定制，以及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社群化传播[8]。健康教育需要打破专业教育与健康教育脱节的困境，在内容框架构建上，多层次、模块化构建“健康政策+健康理论+健康素养+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一体化的内容体系。将健康教育内容与传播手段深度融合，兼顾大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突出“健康知识－健康技能”实践融合。高等院校采取了案例教学、情境模拟、项目实践等多元化方法，运用课堂教学、专题讲座、校园健康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健康传播及教育。

  （三）共生逻辑：形成内在共生的契合

  健康传播过程本质上是健康信息的传播、抵达、内化过程，是健康教育的运行基础和路径依靠。健康传播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健康知识、健康态度、健康行为的“知信行”统一。专业是健康传播的生命线，温度是健康传播的共情纽带，两者决定信息的接收度与传播力[9]，健康教育目标则是依靠健康传播的专业和温度，依托健康传播实现信息流动、互动反馈、效果转化。健康传播作为传播分支，既有传播学普遍的基本属性，同时以公益性、科学性、干预性为核心特征，强调以受众为中心，更强调范式、渠道、方式等行为模式。归结到大学生健康教育上，健康传播是手段、载体与工具，健康教育是目的、归宿与场域。二者在目标、过程、机制上高度契合。

二、高校健康传播的现实困境

  本文以全国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上海、云南、陕西、浙江等9省市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36份，组织访谈25人次。通过数据整理和访谈材料梳理，发现当前大学生健康知识获取主渠道由课堂、书本转向网络新媒体，健康信息呈现传播速度快、内容碎片化、形式娱乐化、真伪混杂化的鲜明特征，呈现出以下现实困境：

  （一）协同机制不全，校院衔接简单

  大学生健康教育是“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实施，满足新时代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10]，存在“协同效能耗散，治理机制缺失”[11]。在调查中，“您是否了解或体验过由高校和医院合作开展的健康教育活动”的调查结果为“经常参与”“很少参与”“不参与”分别为30.6%、44.9%和24.5%，可以认为，中高等院校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仍处于“表面化”阶段。尽管十多年来，高等院校在不断探索和引入医学机构协同的具体举措，但由于医学机构自身的特殊性、操作性和实践性，通常会集中于临床医学教育，其他高等教育涉及协同较少。但是在健康教育上协同责任划分不清晰，院校与医疗机构在健康教育中的职责界定模糊，医疗机构更倾向于机构本身力量来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高等院校则倾向于“教育任务”的完成，双方缺乏针对健康教育的协同规划与沟通对接。

  （二）课程体系不全，内容设置单一

  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是提升健康教育效果的基础，但目前存在“专业程度不够高、健康教育开展目标不明确、健康教育机制不健全、教学内容欠全面性等诸多问题”[12]。在调查中发现64.1%的人认为在学校开设了系统性的健康教育课程，访谈中多名师生提及“缺乏整体性”“缺少全局化”“统筹不多”，普通高等院校健康教育重视课程顶层设计，但还是以零散化、碎片化和组装化为主，课程逻辑的整体思考上存在局限。在课程内容上，调查中发现：“您认为当前学校有关健康生活方式（营养、运动等）的内容是否能满足您的需求？”中“满足”为47.9%，“您认为当前学校有关心理健康的内容是否能满足您的需求？”中“满足”为42.9%，在慢性病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安全应急与避险（如急救知识）上“满足”均超过76%，同时也发现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理论知识灌输，对健康技能的培养和行为养成关注不足，健康知识普及还存在缺失。

  （三）传播形式单一，教育手段固化

  当前，高等院校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以兼任教师为主体，多数由公共卫生专业教师、辅导员担任，缺乏来自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师参与；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时，会根据专业发展需要提及“健康教育”相关内容，但是没有健康传播实践去进行教育，同时很难嫁接在传播效力较广的媒体与平台，从而导致教育与传播的效果不佳。在调查中，“您认为当前学校健康教育的教学形式与传播形式如何？”总体上学生认为形式多样，30.6%认为还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堂之外的形式方面，90.8%的人为“公益组织举办的讲座”，39.8%的人为“展览”，21.4%的人为“话剧、短剧”，15.3%的人为“学生团体组织的教育实践”；在获得健康知识的渠道方面，70.1%的人选择“学校课程”和“新媒体（微信微博等）”，40.8%的人选择“校园海报”，47.6%的人选择“医院专家义诊”，25.5%的人选择“官方媒体”；“您是否使用过Al技术／软件获取健康信息？”中“使用”为39.8%。由此可知，高校的健康传播还是依托课堂教学手段为主，虽然有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兼容式教育，但还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要模式，实践式、融合式、嵌入式较少。

  （四）评价标准不全，效果反馈有限

  “育人性、发展性、问题性，是认识与开展高质量课程评价的逻辑起点和初始动因”[13]，在高等院校中“健康教育”既是一系列课程总和，也是教育实践活动总和，对“健康教育”本体评价遵循宣贯、发展和问题三个维度来思考。宣贯评价方面，评价方式通常侧重理论考核，理论考核重点是健康知识掌握，对健康理念、健康中国建设、行为习惯培养等方面考核嵌入有限；发展评价方面，方式固化，主要以考试、调查、当面反馈等形式，没有从个体角度思考，与“健康素养”“健康中国战略”之间联系较少；在问题评价方面，现有的评价多以知识性考试或活动参与度为主，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学生健康素养的实际提升和行为改变，健康传播的“问题导向”不明显。虽然，目前高等院校健康传播评价进行了探索，但是结果反馈应用不足，难以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

三、高校大学生健康素养的提升路径

  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健康素养培育已经进入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绑定、与数字传播技术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健康传播作为传递健康知识、塑造健康观念、引导健康行为的核心载体，其在大学生健康素养提升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结合当前健康传播体系中高校健康教育存在的协同机制不完善、课程体系不健全、传播形式固化、评价体系缺失等现实困境，需从传播载体、内容供给、主体协同等维度系统性优化培育路径，推动大学生健康素养实现实质性提升。

  （一）数字赋能，提高教学传播的“互促度”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算力算法研究的深入，数字革命已经从“未来”变成“已来”，人工智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数字革命带来教育领域反思，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教育界面临的时代课题，健康传播与健康教育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2022年11月20日，教育部发布教育行业标准（JY/T 0646—2022）《教师数字素养》，并发布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的内容，“包括5个一级维度、13个二级维度和33个三级维度”[14]，教师数字素养为健康教育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素养赋能。高等院校依托数字素养框架，共同提升健康教育教师和学生共同数字素养，依托现有的信息化平台丰富健康教育形式，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整合高等院校的理论教学资源与医疗机构的资源，开发虚拟仿真健康教学、线上健康教育病例研讨、数字健康科普等多元化教学手段。推动数字素养与健康素养双向互促，引导学生运用数字工具获取健康知识、开展健康实践，在提升数字应用能力的同时，深化对健康理念、临床技能的理解，实现“教、学、练、考、评”全流程数字化升级。

  （二）路径嵌入，提高理技兼修的“契合度”

  高等院校健康传播路径的优化直接关系到健康教育效果，从调查中得知“您比较信任哪些渠道的健康信息”的前三位分别为学校教育、官方媒体和官方公众号，“您认为利用新媒体（如短视频、公众号）进行健康传播的效果如何？”中51%的人认为“容易接受”，90%的人认为“会有效果”，76.3%的人认为“健康教育路径嵌入学校和医疗机构”，“能提供更权威、专业的健康知识”。路径嵌入有两个维度：一是知识视角维度，将健康知识教育、健康行为教育和健康价值观教育有机统一[15]，路径嵌入知技合一的教育教学中；二是课堂和实践维度，在依托课堂教育主阵地基础上，继续发挥两个重要的“发声地”，特别是权威的、官方的媒体传播路径，增强健康教育教学的互动、体验和交互。高等院校相对于其他科研机构还具有独特的优势，高等院校是知识的聚集地和分散地，将知识传授、知识传播和技能传授能有效结合。以医学院为例，很多知名医院都是医学院校的下属单位，将健康教育实践纳入医学生见习、实习的核心内容，明确临床带教医师的责任，要求医师在带教过程中，结合临床案例，传授患者健康教育技巧、健康科普方法等内容，让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三）内外协调，提高校医互助的“结合度”

  高等教育是具有规律性的教育，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内外规律：“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办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又要遵循内部规律”[16]。健康教育作为高等院校教育中的一个类型，也要遵守这个内外部规律。具体到高等院校健康传播上则是要考虑健康传播的特殊性，而健康教育内外规律则是一方面对外要适应健康中国战略建设，另一方面对内要通过高等院校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备开展健康传播能力的人。同时，院校培养人的“主力军”是教师队伍，构建“院校教师+临床医师+公共卫生+专家导师”的复合型、融合式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充实健康教育专职人员和兼任师资队伍，弥补院校专职人员在临床实践经验不足的短板，也发挥院校教师理论优势。建立常态化的健康传播师资培训机制，定期组织院校健康传播教师到医疗机构实践学习，了解临床健康教育的最新动态与健康教育实践技巧，深入医患交流过程中，增强健康教育教师对患者健康教育的“身临其境”感。

[本文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第十三届“阳光计划”项目《医教协同背景下高校健康教育的宣传文化育人范式研究》（项目编号：25YG42）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张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孙甜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参考文献

【1】董璞玉,肖砾.做好健康传播工作助力健康中国建设[J].传媒,2022,(17):11-12.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1）。

【3】Kreps G L.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health care[J].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1988,53(4):344-359.

【4】Tones B K.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ideology of health promotion:a review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J].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1986,1(1):3-12.

【5】Dixon R,Robertson J.Paradigms of health education in Aotearoa New Zealand:A heuristic for critiquing the promises,practices,and potential of school-based health education[J].Curriculum Studies in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2023,14(1):56-72.

【6】陈梁,符伦瑞,韩槐志.新媒介技术重构健康传播：实践变革与理论演进[J].新闻与写作,2025,(10):5-15.

【7】吴炜华.健康传播的媒介重构与本土创新[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9,(1):41-51.

【8】张黎星.从视听内容到精准服务—上海广播电视台健康医疗类节目在“健康中国”战略下的创制演变[J].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6,(1):64-70.

【9】王庆凯,梁小燕.健康传播的路径探索与创新思考——以中国新闻网中新健康为例[J].传媒,2026,(5):62-65.

【10】梁国力,刘继峰,李辉辉.健康中国战略下高校健康教育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及解决策略[J].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5,46(03):65-70.

【11】王冰雪,游立,舒曼.“大健康观”的力量：高校健康教育的整体性治理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6,46(12):12-17.

【12】孙艳红.关于地方高校健康教育问题的探讨[J].枣庄学院学报,2020,37(06):131-134.

【13】徐彬,刘志军.高质量课程评价的逻辑起点、内涵特征与培育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24,44(06):13-18.

【14】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2022-12-02）[2023-06-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15】闫炳才.三位一体的高校健康教育模式构建[J].高教学刊,2024,10(14):87-90.

【16】【17】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8,(03):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