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视野下的少儿电视新闻节目研究 ——以《新闻同学》和《小小看新闻》为例

引言

  在传统观念及生活模式中，文化传承通常呈现由上一代向下一代单向流动的路径：儿童是受教育方，成年人是教育方。然而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权力关系在特定场域中出现了逆转——青少年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多元，其对知识的主动选择与建构能力也随之增强。在《小小看新闻》和《新闻同学》这两档栏目播出的近30年间隔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教育方式日趋先进、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数人才能使用的“特权”技术变成了全人群普及的日常应用，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97%[1]，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原住民”。

  学者周晓虹提出的“文化反哺”概念因数字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的加速而得以强化，年轻一代凭借对新技术的掌握、对流行文化的敏感度及对社会化媒体的运用，反向影响年长一代如父母、祖辈，使其在媒介接触方式、信息接收习惯乃至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变化[2]。两档同样以少年儿童为受众的新闻节目，受众人群因所处时代不同，在技术赋能程度、知识结构和自主能力等方面形成差异，导致不同时代节目在议题设置、内容生产、渠道分发等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对象

  自20世纪90年代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即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儿童参与媒体，倡导儿童享有接触适龄媒体内容、参与媒体传播的权利[3]。1995年10月1日，作为国内首档面向少儿的电视新闻节目，《小小看新闻》（以下简称《小》）在上海有线电视台开播，每期时长10分钟，日均播出12条新闻，并于次日白天多次重播。从播出时长与新闻条数看，该节目以“小时段、大容量”为主要特色，单条新闻时长多在一分钟以内。据创办人沈渊培回忆，《小》的内容以编辑的二次加工与适配为主，由专业编辑人员、教育系统工作人员从各电视台已播出的新闻素材中筛选、改写，并按当时受众的理解力重新编辑[4]。编辑团队每日需在中央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当日新闻中逐条筛选、反复甄别，将复杂事件拆解为简单句式，简化专业术语、放慢叙事节奏，力求在保证资讯价值的同时兼具童趣，契合6—13岁儿童的认知水平。

  《新闻同学》（以下简乐《新》）自2022年1月13日起，每晚七点在哈哈炫动卫视与B站同步播出。虽同样每天播出约12分钟并于次日多轮重播，但其日均播出报道数仅5—6条，不足《小》的一半，单条报道时长普遍达2分钟以上。与《小》不同，《新》的制作团队不再以配音是否放慢、语言是否通俗、表达是否简单为核心考量，而是将少儿的主体性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让儿童接受采访、成为报道的主体，让儿童参与制作报道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让儿童决定报道的内容。

  这一转变在具体报道中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操作模式，下文将结合个案逐一展开分析。

二、后喻文化理论与话语权转移

  1970年，人类学家、文化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前喻、并喻与后喻文化三个概念：前喻文化指长辈向晚辈传授知识；并喻文化指同辈间相互学习；后喻文化则指长辈向晚辈学习的一种文化模式[5]。在这一基础上，周晓虹提出了“文化反哺”理论，指出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会呈现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进行文化、知识和价值观输送的现象。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发生了快速迭代发展，传统经验失效，而更亲近新技术的年轻一代反而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资源，由此也具备了向年长一辈反向输出文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在《小》开播的90年代后期，议题设置权完全掌握在媒体编辑与专业从业者手中，儿童多处于传播链条的接收端、信息传送的末端，仅作为被教育者存在，具有鲜明的前喻文化特征，其内容生产呈“自上而下”的单向输出模式，儿童仅作为信息接收者，无法参与议题的选择与建构，也不具备参与提议选择和构建的能力。

  但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聚集知识内容的互联网也成了青少年的信息知识新来源，青少年对新知识、新文化具备更敏捷的辨识能力和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新》的出现，使议题设置权有了从媒体机构的绝对垄断，逐步过渡为与受众共享、部分让渡给儿童群体的可能性，也在多个场景中实现了话语权的反向转移。以下从议题与内容主体、生产流程、采访主体三个层面展开具体分析。

  （一）从“成人视角”到“儿童主体”，议题与内容主体的转移

  1.首期报道主题对比

  《小》开播于主流媒体强势发展的时期，带有强烈的前喻文化特征。其首期节目恰逢国庆当日，10条报道中7条与国庆相关，包括“国庆招待会举行”“全国各地举行国庆活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的介绍”“乌鲁木齐人民欢度国庆”“市民悬挂国旗”“天津市建成巨幅国旗造型”等，其余为国际国内要闻与天气预报，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所有报道均由编辑从当时的中央广播电视台一套、东方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已播出的内容中精选、改写、重新剪辑，以主流媒体和成年人的视角，凭借内容的绝对选择权与发布权向未成年人传达信息。编辑记者的意图非常明确，他们将全国各地的国庆信息进行整合编辑，向少年儿童受众发布国庆的盛况和当天的国际重大事件的信息内容。栏目以少年儿童作为受众，聚焦信息需求作信息发布，但少年儿童并不成为内容主体。

  而在《新》的开播首期节目，编辑即在内容编排上选取了多条跟儿童相关的内容，涉及家庭教育、学校生活以及课外美育等，包括新的家庭教育法实施、上海小学生用卫星将新年祝福送上太空、湖北武汉的小学生用阿卡贝拉形式演绎古诗《元日》等。在这些报道里儿童不仅接受了采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还成为了报道内容的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相关报道中，5名儿童分别就各自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角色回答了记者提问；“小学生‘浪漫’祝福送上太空”的报道关注了两位上海的小学生，他们基于对5位陌生成年人的2021年“开心和遗憾”的了解，结合自身所掌握的航天知识，联络专业技术人员，让“瓢虫一号”卫星带着他们对成年人的祝福升空。面对长辈“看向月亮寄托思念”的传统表达，同学们给出了他们的方案：“虽然我们不能联系月亮，但我们却想到可以联系一颗名叫‘瓢虫一号’的卫星。”相较《小》的知识类信息传达，《新》将儿童放在了内容的主体位置，不仅让他们通过接受采访表达观点和输出信息，更让他们成为了报道的主体，展现自己的学识能力和创新水平，让受众能够通过报道了解当下少年儿童的风貌。

  2.儿童“知识专家”在场

  《小》播出的十余年间，儿童在节目中鲜少作为采访对象出现，因其内容均取自各主流媒体已播出的素材。《新》则不再将儿童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对象，栏目记者与编导以平视的态度对待儿童，使其成为采访对象中比重最大的群体。

  得益于近年来学校与家庭教育方式的变化，更得益于新媒体时代信息内容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儿童接收信息和知识的深度与广度都有了大幅拓宽。“孩子具有电脑操作和语言使用上的优势，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6]，许多孩子以专家或深度爱好者的身份，在节目中展示自己在特定领域的知识积累，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小专家”案例（见表1）。

 表1　《新闻同学》受访“小专家”案例举要

  类似接受采访、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知识与能力的小专家在《新》里数不胜数。随着儿童在互联网与新媒体环境中的活跃度显著提升，其在特定领域所掌握的知识，对经验丰富但未必熟悉相关新兴领域的成年人而言，往往同样构成新的认知增量——无论对记者还是受众而言，这些孩子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向成人反向输出知识的能力。《新》以少年儿童作为知识讲述的主体，采用儿童视角与儿童话语展开叙事，成人记者更多承担记录者与辅助者的角色，不主导内容解读、不替代儿童表达，而是将专业知识的阐释权交还给儿童。化石讲解（聂子敬）、传统首饰展览（吕彦桦）等案例，均属这一模式的具体呈现：成人观众需通过儿童的讲解获取相关知识，实现了儿童向成人的知识反哺，儿童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向主动的“知识输出者”的身份进行跃迁，让文化反哺从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传播内容。

  （二）从专业主导到全民参与，内容生产权转移

  《小》播出的年代，主流媒体垄断了从制作到发布的全流程，内容制作的门槛非常高，需要专业的录音录像与剪辑设备，制作人员亦经过专业培训，节目内容因而由媒体机构中专业的记者与编辑主导，具有权威主流媒体的专业性。

  随着21世纪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剪辑软件的简化，短视频的制作门槛大幅降低，制作视频不再是专业人员的特权。《新》开播不到半年就进入了防疫时期，但节目每天的播出并未因此按下暂停键，如何实现？栏目组鼓励孩子们以视频形式记录居家生活、抗疫故事与社区活动，孩子们或独立、或在父母协助下用手机拍摄素材，通过邮箱将素材或制作好的短视频发送给各自在家的制作人员（含编辑、记者与后期）等。两个月内节目组收到投稿近千条，这些素材经编辑与家庭之间不断沟通、来回打磨，其中的300余条来自全上海乃至全国少年儿童拍摄的视频内容最终与观众见面。例如，2022年4月27日的节目中，播出了三条来自学生的投稿视频——《居家：宅出正能量 手写标语为抗疫加油》《生活：居家也精彩 用手工装点时光》《居家：日常居家消毒小贴士 请查收》；2022年5月9日的节目中播出了四条投稿——《防疫：小记者见闻 零感染小区里的“摆渡人”》《疫情结束后 你最想做什么》《生活：用巧思点缀时光 用双手纪录春天》《运动：小胖墩的宅家运动励志记》。借助智能化设备，儿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制作中：他们和编导一起探讨选题、拍摄素材、参与后期剪辑、参与文稿撰写、录制配音——这些以前只能由专业媒体从业者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借由一部手机即可让孩子与家长在家中和编辑人员一起远程合作完成。

  周晓虹在《无法忽视的器物》一章中提出“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同年龄成反比”[7]。各类新的电子产品的普及正在重构传播权力，推动内容生产从专业主导向全民覆盖转变，而青年一代具有一种“天生的无师自通或不学而能的领悟能力”，《新》让儿童参与到制作过程中，让他们记录所见所闻、表达所思所想，使其成为节目内容的供给者，而非单纯的接收者。

  （三）从“专业记者”到“儿童小记者”，采访主体与叙事权的转移

  《小》的播出以各台已播出的内容为素材，主要依靠编辑的二次创作，虽然栏目也使用了儿童作为主持人，但其角色更多的是象征性地呈现，栏目主要满足少年儿童的信息需求，儿童作为主体在内容呈现上并不显著。

  《新》的播出则以自采自制为主，栏目组尊重并平视孩子，始终把镜头对准孩子：除了让孩子成为采访的主体，栏目组还把话筒交给孩子，让他们参与选题的策划、一起拟定采访提纲，并在现场以自己的语言方式完成采访任务。2025年全年约有350位小记者参与报道，报道范围覆盖体育节现场、非遗课堂、社区邻里互助、国际盛会、城市治理与校园生活等多个层面（见表2）。

表2　“小荧星小记者”实践场域举要

  虽然这些参与的儿童并非真正的记者，但来到新闻现场手举话筒进行提问，参与报道、配音、写文稿这一系列标准的新闻采编流程，让孩子从仪式感中获得了记者的身份认同感。孩子们不仅报道身边事、家庭事、校园事，也参与到国家级、世界级的重大活动中，例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高规格活动。栏目始终坚持对儿童的平视，尊重儿童的体验与感受：即便面对高规格活动，也让儿童以自己感兴趣的视角，保持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在内容呈现上与专业媒体记者形成显著差异。以进博会报道为例，专业媒体记者侧重报道展会的规模、成果与行业影响，聚焦参展企业、贸易成交额、产业发展趋势等主题，语言风格严谨客观，着重信息的传递与解读；而《新》的小记者则聚焦进博会中适合儿童的科技产品与互动体验项目，语言更偏个人化与口语化，如采访参展商时提问“有什么适合我们小朋友戴的眼镜呢”“静不下心写作业怎么办”，与机器人互动时直接发问“你觉得你是进博会最聪明的机器人吗”？需要说明的是，这类提问源于孩子的日常经验，并不具备新闻报道通常要求的普遍性，但其价值恰恰在于，它表明儿童已不再是信息接收的终端，而是参与到了信息编码的前端。栏目记者也鼓励孩子们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表达真实想法，不刻意干预其采访视角与表达风格，让小记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这种以儿童记者为核心的采访模式，不仅让节目内容更具独特性与亲和力，也推动了少儿新闻采访主体的根本性转变，使儿童话语权得到大幅提升。

结论

  在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信息浪潮全面冲击个体与家庭生活的新时代，数字知识的崛起与自下而上的技术反哺，推动了与长老权力相抗衡的时势权力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范式、存在形式以及教养传递与话语掌控模式[8]。笔者以《小小看新闻》与《新闻同学》两档相隔17年的少儿新闻节目为比较对象，在“文化反哺”的理论视野下，从内容选择、生产流程和议题设置三个维度，考察了少儿电视新闻节目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新闻同学》因技术赋能、逆向教育呈现出的明显“文化反哺”迹象，让我们看到在数字时代，少儿节目的革新已不仅是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是代际权力结构产生变迁的缩影。“文化反哺”成为重塑媒体与儿童关系的核心逻辑。从两档栏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儿栏目已经从传统的“保护—教育”二元框架，进化到让儿童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内容生产、制作和议题设置中，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家庭与社会中知识和技术流动方向的重构。儿童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具备数字素养和表达诉求的积极行动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受众能力的跃升也对媒体生产进行了结构性的重塑。即使面对未成年人受众，媒体也必须摒弃单向灌输的旧格局、旧叙事，在平等对话中寻求专业引领，将儿童视角内化为内容创新的基因，才能在动态的传播构架中保持生命力。

（作者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总编室）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R/OL].(2023-12-25).

     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3/1225/MAIN1703484375296SPBHV29S0V.pdf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1997-10-)

    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old_attach/P020120612485123735661.pdf

【3】联合国大会.儿童权利公约[R].纽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9.

【4】唐书林.新闻播给“小小”看[J].新闻记者，1996(05):26-27.

【5】[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周晓红、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1,16(02):46-56.

【7】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69-195,249-260.

【8】杨菊华.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的消长：数字时代的代际关系[J].学术月刊,20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