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建立 ——基于“恽代英”活动影像考证实践的思考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历史影像记录了城市发展变迁，在当下信息化、视觉化、智能化的时代，城市历史影像研究需要“把握外部之变，提出应对方案”。

  当前国内城市历史影像研究长期存在重赏析、轻考证，重传播、轻求真的问题，影像误用、乱用问题频出，史实错讹现象令人深省，各种角度的研究和成果呈现碎片化，未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学术研究体系。现代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基于兰克史学“追求历史事实”[1]的理念，把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作一种证据科学。基于此，本文特提出建立“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的学术构想。笔者依托上海音像资料馆馆藏丰富的城市历史影像资料，与研究团队一起，在“城市历史影像考证”领域进行了丰富的、多维度的考证实践，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经验的基础上，对“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初步探索。本文旨在通过探究、考证城市发展中留存下来的影像资料，获取更多未知的信息、知识，填补城市可视化史料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建立“影像证史、影像补史”的全新研究路径，为中国城市历史影像研究创新、城市文脉保护与城市文化发展提供有现实价值的学术支撑。

图1：考证发现的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在方斜路上的游行活动

一、城市历史影像价值的崛起：研究体系建立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动因

  城市历史影像特指拍摄时间久远并保存下来，拍摄内容主要为城市风貌、历史事件、地标建筑、著名人物、社会经济运行等影像素材，是不同于文献资料、照片资料的一种可被用于记录历史变迁的史料。城市和它的空间、场所如同迷宫一样，珍藏着生命片段、时代瞬间、文化习俗以及建筑与遗迹的各类痕迹和碎片[2]。这些被影像记录的城市信息，可以发挥“存史之真，补史之缺，纠史之偏，详史之略”的功能。

  目前，国内可见最早的城市影像可以追溯到1898年，美国爱迪生公司来华拍摄了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的风貌。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电影导演、新闻记者和机构等，也包括国内的电影制作者、爱好者，他们从各自的需求出发，以不同的视角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进行了考现拍摄，记录下当时城市的街巷风貌、建筑形态、市井民生、民俗业态、市民生活和历史事件。

 图2：小东门外洋行街“万盛祥”店招与街道风貌

  由于影像史料具备原生客观性、场景完整性、细节真实性三大独特优势，能够精准还原街巷格局、建筑形制、商业业态、服饰风俗、交通方式等微观历史细节。如1910年代上海老城厢地区小东门处的外洋行街的判定，即通过导演布洛斯基制作的纪录片《经过中国》中“万盛祥”“大和祥”等店招信息，结合历史地图与报刊报道，进行综合考证而得出。通过准确的地理信息，便可对当时的历史街区进行街巷格局、风貌场景建构。此外新闻影像往往出现在新闻现场，大量的历史事件都被摄影机记录下来，这些海量、丰富的信息，成为当代城市史研究、老城更新、文脉传承不可或缺的一手可视化核心史料。

  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民间影像征集、城市口述史研究的推进，历史影像的史料价值被持续激活，已然从辅助性的观赏素材，转变为独立的、可考据、可证史的核心资料。

二、开展考证的重要性：历史影像资料研究的痛点与乱象

  在历史演进、城市变迁过程中，比如因战争、社会动荡等原因，不少影像资料出现内容丢失、源流不清、保存不善、碎片化剪辑等问题。许多影像中的地标建筑、街区肌理等内容，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拍摄者并未标明，观看者对拍摄内容一头雾水。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短视频、城市文旅宣传、地方史普及的热潮，城市历史影像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但学术层面的规范化考证体系尚未建立，严重滞后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衍生出诸多行业乱象与学术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影像历史资料价值的发挥。

 图3：在1937年的航拍中考证发现工部局大楼（即老市府大楼）的画面

  研究考证普遍缺失。当前国内关于城市历史影像的研究与解读，大多停留在审美赏析、场景介绍、年代泛谈的通俗层面。多数传播内容与基础研究仅简单标注影像拍摄城市，缺乏对具体地点、精准年代、核心事件、人物信息的严谨考据，未真正将城市历史影像作为“硬通货”的城市发展史料对待。

  史料误用问题愈发严重。网络传播中大量城市历史影像存在张冠李戴、年代错乱、场景嫁接、后期篡改、翻拍造假等问题。不少伪影像、存疑影像未经考证，便被随意应用于城市史志编纂、官方文旅宣传、学术论文配图、展馆展陈等，造成城市历史叙事的偏差，误导公众认知与基础研究。如纪录片业界长期将“一·二九运动”、“五卅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影像错用至“五四运动”的视频产品中，造成大范围史实误传。而进入到当下的AI时代，大量AI生成、加工的历史视频，部分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更需要进行真伪的辨别。

  学术研究体系存在空白。纵观国内影像史、城市史、电影史研究领域，目前尚无专门聚焦城市维度的历史影像考证理论、专属研究范式和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仅有少数的个案研究实践。通用影像史学侧重宏观影像美学风格理论、影视文本分析，建筑史学侧重建筑单体研究，文献片学派侧重碎片化的引用等，分散的个案研究无法适配新时代城市的新叙事要求，系统性的、有针对性的专属学术流派研究处于空白状态。

  民间研究零散无序。城市历史影像有一部分在民间私人收藏者、爱好者手中，可以称为“私家影像”。这部分历史影像的整理、考证行为，缺乏学术规范指导，虽也有研究考证成果出现，但呈现碎片化、随意化特征，其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权威史学史料，也缺乏可供认可的传播渠道，造成资源的浪费。

三、“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建立的价值与定义

  城市历史影像，特指以城市全域空间为载体，以城市的街巷建筑、城市肌理、市民生活、经济业态、民俗风情、重大事件为核心记录内容的各类活动影像史料，涵盖范围广泛。类型包括近代新闻电影、纪录电影、文献电影、科教片、剧情电影、宣传片、私人影像等，与其他影像类别不同，其具备鲜明的纪实属性和城市地域性。

  所谓城市历史影像的考证，其核心价值是“历史求真”。区别于普通历史影像、历史视频的通俗解读、美学鉴赏等，城市历史影像考证以“历史考证”为基本原则，对城市历史影像的真伪属性、拍摄年代、空间方位、核心内容、事件背景、人物信息、史料源流等进行全方位、多维度、可溯源的严谨考据，最终形成客观、精准、可互证的史学结论。

  推动“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的建立，有较强的现实紧迫性和学术必要性。在学术层面，能够填补城市可视化史料考据的细分领域空白，完善影像史学与城市史学的交叉研究体系，改变城市历史影像研究“无标准、无范式、无体系”的现状；在实践层面，能够建立标准化的影像考证流程，实现城市历史影像的去伪存真、精准释史，修正长期存在的史实错讹。

  “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的建立可构建全新的影像实证研究路径，实现影像、文献、档案、实物、口述多史料的交叉互证，极大丰富城市史的研究维度，推动城市史研究从文字、图片叙事为主，转向“文字+图片+影像”三重实证的立体化研究模式，为新时代城市文脉保护、历史街区活化、城市文化精准传播提供权威、严谨、可溯源的学术支撑。

  须注意的是，城市历史影像考证一定要杜绝孤证定论、主观臆断，要将“历史影像+文献+档案+口述+图片+地图”等“硬通货”史料，开展交叉互证，确保所有考据结论严谨可信、经得起学术复核与历史检验。

图4：考证发现的1927年远东运动会上“王开”的影像【3】

四、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的五大核心维度

  笔者根据多年来开展城市历史影像研究和考证实践经验，结合城市历史影像的特性，确立年代、空间、内容、源流、真伪五大核心考证维度：

  第一，年代考证，实现精准时序定位。依托影像中的字幕信息和画面内容，包括建筑形态、人物样貌、服饰妆容、商铺字号、文字标语、时代器物等微观细节，结合城市发展的历史事实，精准界定影像的具体拍摄年份与时段，解决年代错乱问题。如人物服饰、发型，可用于辨别晚清、民国两个不同时期的影像拍摄时间。

  第二，空间考证，精准勘定城市坐标。这是城市影像考证的核心特色维度。通过比对古今城市地图、行号路图录、行名簿、地籍图、街巷沿革史料，结合地标建筑、街区格局等空间特征，精准勘定影像拍摄的具体街巷、片区、地标点位，还原城市空间变迁脉络。如根据1932年的纪录片《“果敢号”世界巡航》拍摄的闸北地区的铁轨与真耶稣会堂，结合1932年出版的杂志《上海战影》刊载的两幅图片与“日兵纵火焚烧横浜路之教堂及民房”、“日本海军在北四川路横浜路一带所掘之地穴”的文字记载，再与1932年《新测上海地图》中关于横浜路、宝山路、淞沪铁路走向相互印证，就可准确判定宝山路横浜路口的空间坐标[4]。

 图5：纪录片《“果敢号”世界巡航》中1932年宝山路横滨路口景象

  第三，内容考证，深挖城市影像内涵信息。聚焦影像承载的社会历史信息，解读画面中城市的风貌、民俗、交通、人群等内容，挖掘影像背后的社会生活史、城市民俗史，补足文字史料缺失的微观历史细节。如伊文思拍摄的纪录电影《上海城市印象》，就对1970年代初期上海的物价、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了微观、细部的记录。

  第四，源流考证，完善史料溯源体系。包括追溯影像的原始拍摄者、拍摄背景、馆藏来源、发布渠道、传播流变、版本更迭情况等，并区分官方馆藏影像、私人拍摄影像，对影像价值进行分级定级，明确史料权威性层级。如1927年苏联导演雅科夫·布里奥赫制作的纪录片《上海纪事》，其部分镜头源于同年拍摄的另一部纪录片《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就需要对这批拍摄素材的传播、流变进行考证。

  第五，真伪考证，立足史料保真底线。重点辨析影像素材多用、画面拼接、场景移植、翻拍复刻、人工造假等问题，区分原生原版影像、二次加工影像、现代伪造影像、网传不实影像，特别是AI生成影像，需要高度重视其真伪的认知。通过画面细节比对、像素特征分析、时代元素校验，建立城市影像真伪甄别标准，建立伪影像、存疑影像名录，从源头杜绝史料误用。比如新媒体平台上大量的AI上色历史影像，就需要辨别影像内容的真实性。

五、考证案例：在剪余素材中发现的五卅运动著名领导人“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1）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称赞他为“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他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五卅运动”期间，恽代英一直在上海负责指挥“五卅运动”。1925年7月14日《申报》刊登《两团体援工游艺会纪》，记载恽代英在会上进行演说。8月5日《申报》刊登《夏令讲演会委员会开会记》，记载“每星期开讨论会后三次，根据讲师所讲各项问题，自由提出讨论，并请杨杏佛、杨贤江、施存统、恽代英、董亦湘等各讲师为指导”[5]。根据两则报道可见，恽代英至少于1925年7—8月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相关工作。

  长期以来，恽代英的活动影像从未被发现。笔者在研究1925年苏联导演史涅伊吉洛夫拍摄的纪录片《伟大的飞行》及其剪辑素材中，发现了恽代英的身影。

  史涅伊吉洛夫1925年夏天来华。苏联政府派六架飞机作为莫斯科至中国的航行。参加航空考察队的除飞行员和随航机械员以外，还有中央各报刊的记者和两位电影工作者——导演史涅伊吉洛夫和摄影师布留姆。旅行的目的是“拍摄有助于苏联观众正确了解现代中国和蓬勃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材料，从而揭露帝国主义者对起来斗争的中国人民的诽谤和歪曲”[6]。《伟大的飞行》于1925年年底在苏联上映。片长一共6本，后3本讲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情况。

  史涅伊吉洛夫在回忆录中讲到其行程：6月21日佛晓时分，从新西伯利亚起飞[7]。首先前往的是蒙古乌兰巴托，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进入国内降落的第一个飞机场是庙滩，并前往张家口拍摄了冯玉祥和他的军队。7月9日飞往张家口，13日飞往北京[8]。在张家口停留数日后，史涅伊吉洛夫先乘火车前往北京，比考察队飞机早到两天。为了更好地拍摄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确定了下面的路程：“乘火车经过天津和南京前往上海，由那儿乘轮船到广州，最后，再沿原路返回北京”[9]。

  史涅伊吉洛夫讲道：“我们到达上海正是‘五卅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正是城市沸腾的时候，正是罢工延续已久的时候，正是外国租界像个被围困的城堡似的时候，正是在城内中国街区沸腾着人民对帝国主义者的强烈仇恨的时候”[10]。《伟大的飞行》除公开播映的内容外，还有大量拍摄素材因各种原因未被剪入正片，此前一直藏于俄罗斯的相关机构。在对《伟大的飞行》剪辑素材进行挖潜与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段拍摄于今上海市黄浦区沪南体育场（原上海公共体育场）的影像。判断依据如下：

  （1）“两江女子体育师范”的店招。根据1925年7月16日《新闻报》刊登的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显示，校址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11]。

  （2）5号有轨电车及电车铁轨。在1925年的上海地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位于方斜路的“两江体育女学”和“公共体育场”的标注，以及方斜路上的5号有轨电车路线。

  （3）“国际青年纪念日”“九七”旗帜。根据1925年9月7日《申报》报道，9月6日在西门蓬莱路西城小学校举办的纪念国际青年纪念日大会上，恽代英发表了演说。9月7日举办“九七国耻纪念及追悼各地死难诸烈士大会”，会后游行路线“自公共体育场整队鱼贯而出，各执国旗及白纸小旗，由方斜路，经过老西门、大东门，又自小东门穿至新北门、老北门、小北门一带后，环游至老西门”[12]。此外，关于影像中拍摄到维持秩序的军队，也有提及奉军“在老西门、小西门、公共体育场，以及民国路一带等处，加岗驻防，并有四人一组，荷枪实弹，在城厢内外往来梭巡”[13]。

  综合历史影像、历史地图和报刊报道，可以确认这段影像拍摄了“五卅运动”期间在方斜路公共体育场处进行游行示威活动的内容。同时发现一段疑似恽代英的画面。该画面记录工人游行示威场景，一旁是正在监视游行队伍的奉系军阀队伍。疑似恽代英的人物在镜头中一闪而过，镜头时长很短、画面较为模糊，但该人物的面貌、发型、五官特征、着装等，均与恽代英高度吻合。

 图6：恽代英的活动影像画面（1925年）

  此外，史涅伊吉洛夫拍摄时间与恽代英在沪的活动轨迹吻合，其在沪拍摄时，上海总工会一直派人协助。因此，我们合理断定，该影像人物为恽代英。后经多位党史专家、恽代英家属和恽代英纪念馆等多家机构的核实确认，认定画面中的人物为恽代英。这也是目前为止恽代英烈士的唯一活动影像。

  作为一个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的案例，研究考证过程用到了地图资料、报刊资料、图片资料、档案资料、口述资料和田野调查等多学科的方法，较全面地体现了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后续继续完善“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的相关理论、原则、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厘定，提供了参考。

结语

  城市历史影像承载着一座城市世纪变迁的视觉记忆，是不可替代的城市史学珍贵史料。中国幅员广阔，拥有众多具有丰富人文内核的城市，在电影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各个城市都形成了有其自身发展脉络、自身地域特色、反映自身发展历史的“城市历史影像库”，这些不同城市的历史影像，是一座巨大的、尚未发掘的富矿。

  当下城市史研究既有宏大的时代背景，也有聚焦城市细部问题的专题研究，在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碎片化、通俗化、主观化的影像解读模式，已经无法适配新时代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的需求，建立“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文脉保护的现实刚需。

  “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从建立到发展、完善，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对“城市历史影像考证”进行规范认识。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14]。这种规范认识对于推动“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的建立，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文是对推动“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建立的初步探索，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或许有不正确的地方，尚待各界学人指正。除了前文提到的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的基本原则、方法之外，还应在“城市历史影像考证规范”“城市历史影像研究理论”等专题中进行规范性、前瞻性的探索，为各地档案馆、方志办、文博机构建立标准化的城市历史影像档案研究体系提供参考。同时，对学术规范体系、学术研究平台、学术人才梯队培养、成果落地转化等，也要展开更多有益的讨论。该系统工程的建立与逐步完善有待学界和社会各界有志于“城市历史影像”研究的同仁共同探索。

  “城市历史影像考证”研究体系以“实证求真”为核心，以“跨学科融合”为支撑，以“专题化”为研究目的导向，以“标准化范式”为成果载体，将会重构城市视觉史料的研究体系，让历史影像回归史料本质、承载更多学术价值。通过严谨的影像考证研究，还原真实城市历史、守护城市的“时代记忆”。

[本文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历史影像采集研究领域专家培养计划”(2025-A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广播电视台媒资管理部（暨上海音像资料馆）副研究馆员]

参考文献

【1】[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孙立新译.近代史家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编者导言，第23页.

【2】黛博拉·史蒂文森著，董亚平、何立民译.文化城市：全球视野的探究与未来[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45页.

【3】李东鹏、沈小榆.王开照相馆创始人王开的最早活动影像之发现[J].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8年4月.

【4】李东鹏、毛为勤.影像揭秘中共四大会址周边历史风貌——《“果敢”号世界巡航》纪录片中的新发现[J].档案春秋，2018年第8期.

【5】夏令讲演会委员会开会[N].申报，1925年8月5日，第15版。

【6】[苏联]B·史涅伊吉洛夫著，郁有铭、刘星译.两次旅行中国[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7】[苏联]B·史涅伊吉洛夫著，郁有铭、刘星译.两次旅行中国[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8】俄飞机已抵张家口[N].申报，1925年7月13日，第7版.

【9】[苏联]B·史涅伊吉洛夫著，郁有铭、刘星译.两次旅行中国[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10】[苏联]B·史涅伊吉洛夫著，郁有铭、刘星译.两次旅行中国[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11】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暑期秋季招生[N].新闻报，1925年7月16日，第5版.

【12】纪昨日之九七纪念追悼大会[N].时报，1925年9月8日，第5版.

【13】纪昨日之九七纪念追悼大会[N].时报，1925年9月8日，第5版.

【14】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