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我的创作是从内心喷涌出来的

您是开台元老，对初创时期的上海电视台是什么印象？

我开始在电台，1958年上海要开播电视，当时电视属于电台管，就派我们几个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当时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但是都很有干劲，每天朝气蓬勃。什么工作都干，创业阶段敢想敢做，可以说是无知无畏吧。学习了很多东西，经过各种创新尝试，大家都进步很快。我当时学的是技术，调机器的。

但后来您以编剧身份闻名，说到上海电视剧生产的历史，您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是的，后来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我挺能写，就让我转行去做了编播。此后几十年一直在电视台摸爬滚打，电视剧创作成为我的钟爱、我的生命。

我们查到的资料说，中国的电视剧生产从70年代末开始起步，上海占据了其中的半壁江山。

上海电视剧有一个很辉煌的开始。比如仅在1979年，就出品了《玫瑰香奇案》、《选择》、《约会》、《永不凋谢的红花》、《祖国的儿子》等等等等，题材很广泛，制作水准在全国是领先一步的。

您上手的第一部电视剧就获得了极其热烈的反响。

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是1979年的《永不凋谢的红花》(即《张志新之死》)，曾轰动一时。那是人们积压在心中对“四人帮”的愤恨，是对张志新异乎寻常的钦佩和同情，是时代群情的轰鸣。我觉得我这部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有人情味，突破了“四人帮”时期创作上的“三突出”原则，摒弃了过去写英雄人物“高、大、全”的模式。张志新不仅仅是振臂高呼的英雄，她也是有夫妇之情、儿女之爱的常人。

说一说具体的创作过程。

这个剧本三天就写成了，可以说，我的创作是从内心喷涌出来的。“文革”期间，我被发配到东北农村，常常在北风呼啸的寒夜，独自反刍思考。“文革”后知道了张志新的事情，热血沸腾。我在辽宁省法院看到她一尺多厚的审讯笔录，看到她被虐杀的场面，非常震惊和愤怒，我想即使写这个剧有什么风险，也要豁出去争取把她的形象再现在电视屏幕上。

播出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对当时反思“文革”、拨乱反正起到了作用。

在拍摄过程中，报纸天天报道她的事迹和我们拍摄的消息。电视台门口天天围拢着人群，就是想握一下手，问几句话。台里三十门总机全部爆满。播出后我应邀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体育馆、各高校等作了三十多场报告，每次群情激昂，泣不成声。外国通讯社也关注起这部短篇电视剧，还有联系购片的。

以此为开端，您开始了电视剧创作生涯，出了很多好作品。

是的，在震动、感动之余，我再次审视了电视这个媒体：电视技术有可能让你的作品顷刻之间传遍天涯海角，塑造的人物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何等了得？！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敬畏感、责任感，甚至愿为之献身的宗教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电视台本台的编剧是没有稿酬的，有时下生活的开销还是自己出的。那时电视编剧的社会地位不高，文学圈子的朋友是不屑“触电”的，也不认为电视剧是艺术。还有，电视剧是集体创作，剧本只能算是半成品吧，拍摄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时是一种煎熬。再有，拍电视剧需要投资，上一部戏很难。我内向清高，但为了让领导、合作者了解这部戏，硬着头皮去游说。比如初期的《家事》，一位年轻导演拒拍：“这写的是什么呀？没有英雄人物，家庭妇女成了主角，这不跟旧社会的戏差不多了吗？”就连《上海一家人》开初也没通过。所幸只要道理讲透了，大多还能做成。人们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我在实践中感到：电视剧，特别是较长的连续剧，编剧是有可能发挥较大作用的。

这么多年从事电视剧创作后，有什么感悟可以与我们分享？

电视剧应该拥有大众而不只是小众，但若是为了获得大众，一味迎合，观众也不一定买账。我觉得要让观众喜欢一部作品，艺术技巧当然是必须讲究的，而最根本的是和观众心灵相通。一般说，作者对人生有较多的思考和看法，平视中稍有穿透，把人们所思、所闻、所想或潜意识中存在而又不太在意的东西，提炼出来经过艺术加工，写一个质朴而生动的故事，塑造鲜活的人物，把时代背景和内心表达隐于其中，比较容易成功。比如《家事》，“文革”过去不久，两个破碎家庭重新组合，虽然很难，但是人们已经厌倦了争斗，渴望爱和祥和；《她在人流中》，背景是人们已经逐渐走出了伤痕，忙自己的前程，过自己的日子，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少了，渴望交流和理解；《结婚一年间》写一个外地来的大学教师下嫁到上海石库门人家，让观众跟随她的目光，使熟悉的生活陌生化，以审视自己固有的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否都是天经地义的。这三部作品反映了普通人的心态，也有我的心路历程。

中国视协和上海视协曾联合举办黄允电视剧作研讨会，这是中国首次为一名电视剧作家召开专题研讨会。

对，这是80年代中期举办的，会议开了三天，有京沪的大评论家和理论家仲呈祥、余秋雨、梅朶、花健、高鑫等，他们原来是文学、戏剧、电影方面的专家，带了各自的角度来看电视剧，但艺术是相通的，对我还是很有启示。

接着我就写出了《结婚一年间》、《离婚前后》等有较好评价的作品，我自己也觉得有了点长进。比如《离婚前后》，在我脑中盘旋已久，考虑到电视剧是家庭老少共观的，后来找到一个巧妙的叙事方式才动笔的。播出后专家很赞赏，观众也动情。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跟日本读卖电视台合作的情况吗？

1985年，日本读卖电视台青山社长邀请上海台合作一部电视剧。我的合作编剧是山田信夫（日本名片《华丽家族》的编剧)，导演是著名导演森崎东，题材是日本战争孤儿。当时我国电视剧起步不久，能和日本名编导合作是一次学习机会；而且这个题材我也有兴趣，所以欣然接受。确实，这次合作让我开了眼界，了解了日本电视剧现状、电视剧作家队伍、工作程序等等，合作中森崎东导演沉稳而有构想，节奏有张有弛，第一个镜头就让人一震，整体质朴而生活化。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题材的剧本合作是如此之艰难，山田和制片人的看法令我吃惊，比如剧中涉及的侵华战争背景时，他们不肯提“侵华”，我知道他们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文化和处境不同，日本有些人对侵华战争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如果按照他们的方案，我将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山田在日本是权威编剧，而中国电视剧还是初创，我想他不一定把中国创作人员放在眼里，见我据理力争，冒火地问：“是怕你们领导通不过吧？”我说：“首先是我的心灵通不过。”接着，我从容阐述，外柔内刚，如此来来往往磨合了两年，最终青山社长也肯定了由我完成的最后一稿，并表示刮目相看。经过中日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拍摄得很成功，两国媒体有大量评价，两国观众都有新鲜感、真实感，日本报刊上称我为“中国的桥田寿贺子”(桥田为日本著名女剧作家，《阿信》的编剧)。此剧中国版片名为《亲属》，由当时国家副主席王震手书片名。日本版片名为《家族の肖像》。

您生于南通，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怎么写出广受好评的代表作《上海一家人》的呢？

应该说，这部戏各工种发挥得都很好，演员也有魅力。作为编剧，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没有见过旧上海，要写出上海味，必须下功夫，那几年我利用间隙时间到上海下只角里弄下生活，走访了上百位上海老人和家庭，调查了二十几爿上海老店。那时创业老板在世的都有八九十岁了，有时再次造访，人已不在了，我很庆幸赶上末班车，采访到许多第一手材料，又翻阅了几十年前的旧《申报》，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我写作不是从理念出发，先有框框，再填故事，也不是模仿自己倾慕的大作家或走红的影视剧，而是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领悟来写。此剧1992年首播，直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人还念念不忘。如今该剧剧本手稿被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收藏。

今年，是上海电视台开播60周年，您有什么话要对年轻的电视人说？

我已经是耄耋老人了，常常羡慕现在的年轻电视人，他们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更宽松活跃的社会环境。他们更能施展才能，创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