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把我们的事业推向辉煌，要努力，再努力

您之前是南通市广电局局长，怎么会调到上海呢？

当时我岳父八九十岁了，他是上海外贸方面的专家，子女大多在部队，他孤身一人很困难。尽管当时江苏广播电视厅要调我去任副厅长，我考虑上海家里的困难还是婉拒了。我向时任上海广电局局长的龚学平反映了情况，呈上书面请调报告。

之前我爱人已经先行调入上海新闻出版局报刊处，我是在1988年年底调回上海的，到上海广播电视局任办公室主任，局党委委员，分管基本建设、经营、财务等。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塔的筹建，龚学平是总指挥，我是常务副总指挥，基建处处长钱文亮是副总指挥。整个工程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比如钱的问题，没钱怎么办？当时龚学平的朋友出了个主意，搞一个银团贷款，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牵头，工行、建行等七八家银行成立了一个银团，这在上海滩还是第一次。利息怎么算，特别是外汇利息，英文叫着labell，我不懂，逼着我翻了很多财务方面的书。我后来尽管调到上海电视台，这期间我们对施工质量、进度还是抓得非常紧，特别是基础施工质量，发现问题即用电视记录下来，在质量会议上播放，效果很好。因为老龚说了，盛重庆啊，你在南通造过一个塔，这个塔你要多出力啊。

您是哪一年调入上海电视台的？能具体谈谈当年电视发展的情况吗？

任命书是1991年，是时任市长黄菊签发的。因为我本身学的是新闻，干的也是新闻。当然，要非常感谢领导的信任、爱护和培养。

我先讲讲硬件建设。我当台长期间，在广电局的领导和直接指挥下，我们先后造了两幢大楼。广电大厦，就是坐落在南京西路的，还有威海路的上视大厦。这两栋楼的建造我都是总指挥。特别是威海路的上视大厦，从动拆迁开始一直到建造好，花费的精力是难以计算的。我印象当中市政府的一圈会议室都用过了，解决动拆迁问题。在建造过程中的问题也很多，包括整个结构、布局、施工质量、施工进度、外立面，甚至细到玻璃的颜色等等，可以说我是全身心地投入。龚学平也非常关注，一直来施工现场指导工作，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新大楼使用前，我和党委书记办公室桌子对桌子，宽度仅够两人坐下，门口放两张单人沙发，两个柜子，就这样一个办公室，面积大约10平方米左右，当时的办公条件就是这么艰苦。可是有一个好处，谁要来谁来，门始终开着。来了就来了，你来谈事我手头可以放一放，如果手头确实有急事，打声招呼办好了你再来，很方便。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等大楼造好启用了，我调走了。后来朱咏雷台长说，老盛你真辛苦，房子造好了，你自己一天也没有用过。

在90年代，我们的电视剧、译制片是最繁荣的年代，如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十六岁花季》、《孽债》、《封神榜》、《上海人在东京》，戏曲电视剧如《西厢记》、《金龙与蜉蝣》等等。译制片更多，《成长的烦恼》、《鹰冠庄园》、《神探亨特》、《大饭店》等等。我们当时的生产能力，比中央台要强得多。我们确实是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因为不改革不开放就没有前途，也缺少前进的动力。你说到成立五台三中心是为什么？为了引进竞争机制，所以成立了东方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后来又增加一个上海有线电视台，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现在又合并到一起了，这也是形势的需要。

东方电视台成立对你们压力很大吧？

确实很大。东方台办台，很大一块资金是从上视拨出去的，等于说上海台出钱找了一个对手，而且是比较强的对手。东方电视台成立了，而且干得不错，我们压力很大。但我很高兴，其实压力就是动力。在那段时间，我们在管理体制上、机制上、节目编排上都做了很大的改革。比如说早新闻，我到国外访问，看到国外的早新闻很多人关注，我们就率先推出早新闻，率先推出新闻直播。在文艺节目中，东视办得很出色，咄咄逼人。我们也不甘落后，先后搞了几台有影响的大型文艺节目，或称几个风，民族风、中国风、亚洲风、五洲风。到最后那一风，我已经到东方明珠了。特别是民族风，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中国有56个民族，但是没有一张完整的合家欢。我说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海纳百川，在电视上要充分体现出来。后来我们到北京请民委的人，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云南少数民族比较集中，我们和云南商量请他们助一臂之力，把当地的少数民族请一些人过来。因为上海市和云南省是结对子的，我们和云南台的关系也很好，他们一口同意了。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叫独龙族，他们住在山上，人不多，有半年是封山的，要来的话得提前半年出山。这些少数民族，民族服装一穿，南京路上一走，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另外就是亚洲风，既然是亚洲风，就应该请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还要派记者出去。我们派了几路记者，吴四海去了日本，搞了个敞篷车在那里直播，效果极佳。还有到以色列、印度等。正好有一个印度学生在复旦大学学习，我们把他找来，晚会上让他与家人视频连线。我们的记者同时把那边的信号传到晚会现场，场面十分感人。在筹备亚洲风的时候中央台就提出要和我们合作，我说可以。后来中央台派了郎昆导演过来，所以这个节目是我们上海台和中央台同时播的，而且是直播，影响搞得很大，后来一年一风，每个风都有特点。这都是竞争的产物，通过竞争把我们两个台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了。

当年搞过一个重走长征路，这个节目给人印象很深。

我们搞重走长征路，走之前先组班子，应启明、黎瑞刚、蒋为民三人组成团队，再找摄像等等。线路都商量好了，但走出去以后，很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回来时人人都瘦了一圈，个个晒得黝黑。我记得送走他们后我就住院了，在病床上收到他们的来信，告诉我可能预算不够。我回了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认为是合理的就可以用，你不该用的当然不能用。回来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把预算用完，还节约了钱。回来不仅仅搞了一个纪录片，还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一个大型的文艺晚会。采访中，帮助一些长征中失散的人找到亲人，在晚会上，让他们见面，又派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还做了一个碟片，在人民大会堂，请了当时部分在京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老战士，有些是高级将领，包括杨尚昆、肖克、向守志等都来了，真的把我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因为他们都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情怀，同时，他们也想看看过去战斗过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

您对现在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怎么看？

现在传统媒体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90年代辉煌过，现在面临的问题和90年代不一样。新媒体有它的优势，我总结了几个字，快、广、博、新、便，装口袋就走。但我们自己的优势也应该看到。现在我们的设备都武装到牙齿了，没有理由搞不好。我们的职工群体，不是本科生根本别想进来，整个文化水准和专业水平都很高，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和宝贵财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新媒体的挑战怎么去面对它。我们常常讲，新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好，什么为王？内容为王。比如说现在网上传的东西，短视频，网络视频，节目的新形态等等，我们也可以组织队伍生产，我们的有些信息会比他们快得多，我们要抢先发布，而且发布的东西更具权威性。现在网上的东西除了它的优势以外，劣势也很鲜明，虚假的东西太多，真实性才是新闻的生命。

主流媒体不仅要开拓传播渠道，更要重视传播效果。

新华社有新华网，人民日报有人民日报网，解放日报也有网，我们当然也要拓展渠道。问题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络平台和网生节目办得更加吸引人。人家可以那么吸引人，我为什么不能吸引人呢？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不是网络问题。

您刚刚说的，要权威，也要好看，结合点在哪儿？

网上归网上，电视归电视，这是不对的。我们在意识当中可能要更加注重电台、电视台和网络平台的深度融合，花精力把它办好。最近，中央台提出“台网并重，先网后台”。他们的“央视快评”“国际锐评”在网上影响极大。视频是传播的最高形态。未来也不会变，改变的只是渠道、终端和呈现方式。

您觉得现在的年轻电视工作者该怎么做？

大道理可以说很多，对于从事广播电视事业的年轻人，我想说，我们现在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各种挑战，我相信人的一生当中挑战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扎实的工作，一定可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各种挑战，把我们的事业推向辉煌，要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