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让外人了解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中国

您1963年分配到了上海电视台后，最先担任的是什么工作？

第一年算是实习，让我做后期保管等，在老记者出去拍片的时候打灯光，帮他们剪辑片子。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是胶片，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剪，然后用胶水接起来。之后还要把这些片子登记保管。上海电视台第一本电视新闻的记录册就是我做的。我把电视台从1958年以来的所有片子都整理出来了，登记造册。

第二年开始，我跑农村新闻。因为一般新来的记者年纪轻，就跑远一点的地方。除了拍片，各种各样的工作我都做，就两样没有做过，一个是录音，另一个是洗印。其他，我都做过，包括字幕、配音等。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说不是我的事，我就不做。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概念，什么事情都要做。我们确实是理想主义的一代。电视这个事业需要我，我就干得很快活。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奖金。工作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快乐。

能介绍一下您到农村采访报道的情况吗？

我们当时拍摄是分两步的。先不带机器，而是带着本子去采访，回来再写稿件。比如说我去拍养猪大王陈胜龙，都是事先去采访完，回来把分镜头写好交给领导看，领导同意了再去拍。

当时有个说法，记者不光是去工作的，还要去改造主观世界的，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到农村拍摄，不但要带机器设备，还要带行李铺盖。我从电视台出发，坐长途车到公社。到了公社再乘“二等车”到大队，所谓“二等车”就是前面一个人骑自行车，我背着所有东西坐在后面。到大队以后，大队长说“你到某某小队去，我们已经联系好了”。我就得再走过去。农村很有意思，你向农民问路，他都说“不远的，就前面一两里路”。那你就走吧，可能要走两三里甚至四五里。那年夏天，我下农村拍片子，走得整个脚都是血泡，一走一个血印，就这么走到小队。所以，那个时候拍片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

当时电视新闻还是用胶片拍的吧？

刚开始还是用胶片拍。那时假如我要拍一个两分钟的新闻，就给我一百尺片子。这一百尺能拍多少时间呢？两分半钟。也就是说，我只有半分钟的片子是可以浪费的。这当然也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镜头不能被浪费，所以必须得摆拍，得提前设计好，才可以拍啊！所以我们当时拍一个新闻或者纪录片，都要先交分镜头剧本。换句话说，这个片子还没有拍，在脑子里已经是一个完成的片子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浪费。当时的胶片都是进口的，金贵啊！

早期有条灾害新闻的报道曾引起轰动？

1979年石化厂因为一只老鼠引发大火。当时我们是去拍工人加班生产迎接元旦的内容的，偶然碰到这件事，老鼠把电线咬断了造成全厂停电。我们拍了以后用不用呢？当时我们台的负责人、德高望重的邹凡扬同志决定用。这条新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上海的电视纪录片长期保持着全国性的影响力，它是如何起步的呢？

到80年代，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国家形象在海外却很模糊，甚至有些人像是从哈哈镜里看到我们国家形象的。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一些东西来反映中国呢？ 1984年，中央下令在全国各个电视台成立对外部。对外部不是为了生产文艺节目，也不是为了生产新闻节目，而是为了生产出口的纪录片，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中国。所以我们肩负着这么一个任务。但我们当时的纪录片没有批判精神，而是带有应景的性质和光荣榜的性质。正因如此，我们的纪录片不能深入人心，不能把人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映出来。这个能叫纪录片吗？1984年年底，我到宁夏去参加第二届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央台有一个统计数据：上海电视台从1981年到1984年四年时间，通过中央台这个渠道一共出口两小时的片子，在全国三十个省市中排在倒数第三位。这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觉得我们太失职了。回来以后，我就给龚学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这次去开会太难受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三年的时间改变这样一个状况。龚学平同志很有魄力，他说：“那不行，什么三年？一年就要改变现状！”于是，1985年1月，就从新闻部里抽了十几个人成立了对外部。成立对外部之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85年全年，我们就从中央台出口了19条片子，一举成为全国第一。

对外部采取了怎样的措施使得上海的纪录片创作能一下子提高得这么快呢？

从1985年成立开始，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每周有一天业务学习，主要内容就是看片子，看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包括获奖作品。第二，我是责任编辑，我从解说词动手， “帽子”、“靴子”一概不要，所有的形容词都给删掉。对外的纪录片就是要讲大白话，老老实实的。第三，我们要拍光明的，要拍成绩，也要拍问题，不能全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一个立体的中国，那才是真实的中国。

通过三年的努力，我们知道了海外电视观众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相当于中国小学生水平，我们必须像对待小学生一样，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讲得形象、生动、有趣才行。另外，我们开始认识到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它就是一个商品。必须先要卖出去，才能有社会效益。

刘景锜工作照

说到上海纪录片就不能不提《纪录片编辑室》，这个栏目是怎样创立起来的呢？

到1992年，我们的纪录片通过出口，在海外已经有一些地位了。但我们在台里没地位，纪录片经常被当成一个用来填空档的节目。我们经常想，是不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栏目？按国际惯例，我们想搞一个一小时的栏目，节目50分钟，广告10分钟，每周一期。大家想了很多名字，后来我说还是叫《纪录片编辑室》吧，栏目里一定要有“纪录片”三个字，为纪录片正名，又因为那时有一部电视剧叫《编辑部的故事》影响很大，所以就取名叫《纪录片编辑室》。到1992年年底，我们把这个栏目规划好了，把节目时间缩到40分钟。

到1993年1月，我们正式开播了。开始，这个节目没有人关心，收视率排在十几位，一直到《毛毛告状》播放了以后，一下子万人空巷。街上、电车上、商店里都在讲毛毛，而且我们分成上、下两集，观众要等一个星期，才能看到下集。着急啊！就从这部片子开始，我们栏目的收视率一下子起来了。

您怎么理解纪录片在外宣中的价值？

我1969年拍第一条纪录片。但那时我也不知道纪录片和新闻片究竟有什么区别。直到1985年以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才逐渐认识到纪录片首先应该有一个现实的价值。当时的现实价值就是能让海外观众看到，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中国大地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又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纪录片不仅仅是为现在而做的。因为纪录片有真实性，因为它是同步记录，我们就在事件和人物的身边，所以我们记录下来的应该是真实的、第一手的、有历史价值的。除此之外，我们的纪录片还是一种创作。它不仅仅是纯自然主义的记录，它还体现了编导的个人风格，所以纪录片还具有审美价值。

但是纪录片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我认为是用来沟通的。纪录片把东方的文化介绍到西方去，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东方来。所以有时候我说，纪录片是一头驴，纪录片的编导就是赶驴的人，驴的身上背负着文化到世界各地叫卖，让其他人认识这个文化。这就是纪录片。文化是不可能被完全融合的，它只能沟通，或者说主要是被沟通而不可能被完全接受。所以我认为纪录片最根本的使命在于沟通。

这是否也是您做了这么多年外宣工作之后的一种感悟呢？

我认为我们上海对纪录片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恢复了纪录片真实的本性。我们国家的纪录片虽然起步很早，但是真正理解并且承担起纪录片的使命，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纪录片的本性就应该是真实，它是真实的信使而不是虚伪的信使，要让我们的后人看到我们拍的有血有肉的东西。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我们记住的上海纪录片的功绩就是这个。

人们需要真实的东西，历史需要真实的东西。总有那么一些文化人会做这个工作的，我相信一定会不断有人来做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现实价值并且真实的纪录片的。我把这些希望寄托在一些能够甘于寂寞并且不追求名利的青年人身上。中国的电视应该走向世界，中国电视走向世界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