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努力做好党的新闻工作者

您是如何进入电视台工作的？

我1962年高中毕业就去当兵了，一开始在警卫连当机要通讯员，后来到了安徽以后我从连队被选拔当了电影放映员。因为1969年要提干了，我就要求回来，复员到了上海，通过广电局挑选进了电视台。我考大学的时候填志愿就想当新闻记者，没想到部队复员到地方以后分配我去电视台当记者，初心不改，非常荣幸。

您刚到电视台时的情况怎样？

我1969年4月1日到上海电视台报到，北京东路2号。当时电视台是电台下面的一个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视部，但是牌子挂的是上海电视台，所以实际上那时候的电视台台长等于是部主任。整个电视台一共才36个人，新闻组7个人，其中记者只有3个人，一个叫朱盾，是我的老师，还有一个叫陈正才，我很荣幸，一来就当记者。

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摄影扛的是16毫米的摄影机。摄影、编辑、洗印，什么都干，所以一个月拍不了几条新闻。钱都是国家全额拨款，进口胶片买不起，我记得一尺柯达是一美金，都是用“代代红”国产胶片。国产胶片质量差一点，偏红，但是便宜。我们那时候还每天派管理组的同志去新华社拿图片新闻，比如重大事情，周总理会见谁，毛主席会见谁，新华社很快照片就出来了，我们不可能抢到这种镜头，就问他们要图片，回来以后再编文字介绍，这样播新闻。如果拍片子，就弄个黄鱼车装灯具、电线、摄影机，自己拉着，骑着黄鱼车去，没有采访组，就是一个人。

您什么时候开始做编辑的？

1974年年底成立编辑组了，那时候叫我当组长，组员是穆端正、邹凡扬、宋继昌，加上我4个人。下面的片子都编好，每天都送到我们编辑组来，4个人分工，帮他们修改。

我们的编辑组是整个新闻组下面的一个组，主要工作是编稿子、修改稿子。1976年的时候新闻组是我和周济同志负责，周济同志负责面上宣传，政治方面是我在管，负责“揭批查”运动和重大报道，还有就是查清楚和“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揭露“四人帮”的罪行。这样过了两年，重新调整班子，龚学平同志调来担任新闻组组长，周济和我任副组长，我兼党支部书记，还有其他3个同志，6个人组成新闻领导小组。龚学平同志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在部队又是搞新闻的，他来了以后，应该说为我们的电视新闻改革出了大力，出了很多的好主意。比如对新闻的体制改革做了一个重大的决策，编播摄录一条龙，这是全国第一个。因为以前新闻组技术不在我们这块，他打通关系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还有评工记分也是全国第一个，按新闻部人头每人5元，奖励拍得多的、拍得好的，不搞平均，不吃大锅饭。这应该说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觉得这条路走的是对的。

从80年代开始上海电视进入了黄金时期，有好几个全国第一，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新闻在全国是第一位的，那段时间我在负责新闻部，每年全国新闻评奖我都去，确实新闻一等奖我们拿得最多。

1983年的除夕之夜是上海第一次以全直播形式播出新闻。所谓全直播就是先口播，接下来放录像带，录像带接下来口播或者接着放录像带。这样播很危险，所有岗位时间都要对好，如果有人稍微疏忽一点，那就全部搞乱了。这个形式是国外引进的，如果临时发生重大新闻，可以送上来以后，马上插进去。以前都是串好了播，你没法动它。当时包括中央台也是录播，应该说龚学平同志很敢闯。

还有重大事件现场直播，我们也是国内第一家，国家领导人访美归来直播，龚学平一个人自己在转播车上做切割导演，现场直播。我在技术中心一面拿电话跟中央台保持联络，一面跟龚学平这里保持联络。当时糊里糊涂，也没想那么多，龚学平领头，我们就跟着干，胆子也够大的。

还有报道朱建华跳高，我们两个记者，一个朱黔生，一个陈正才，两架机器拍。他们片子拍得非常好，当场就转播出去了。中央台再回过头来播新闻联播，等于是把前面那个报时的给去掉了，直接放这个，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我那时候在技术中心，电话拿在手上，就和中央台联络：“还有多少时间？好，马上退场！”中央台就马上退场。那个时候没有框框，提倡大家敢想敢说敢干。

1983年以后，新闻部抽调骨干成立对外部，对外部与后面的国际部有什么关系？

对外部就是国际部前身，一共18个人。我在对外部只待了一年时间，很短，抓了一件事就是到北京去了解中央台对外节目的要求。因为那时候地方台无权向国外输出节目，必须通过中央台这个口子，由他们审定之后发出去。所以我到北京去了解一下，他们怎么对外，他们的节目有哪些特点。那时候副主任是刘景锜，我们一起商量制定这一年的对外节目计划，落实选题。这一年我们的对外节目是全国第一位，一下子上去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成立电视二台的时候提我到二台当副台长和总支书记。

说说当时电视二台的成立过程。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上海广播电视进行重大体制改革，实行“五台三中心”的体制，上海电视台分成一台、二台。二台承担了经济宣传的重任。同时，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大锅饭。这一重大改革，得到了各级领导大力支持。江泽民、芮杏文、陈丕显、薛慕桥、荣毅仁等8位中央和上海的有关领导为二台成立题词。

电视二台于1987年年初开始筹备，当年6月15日播出。二台下属经济部、社教部、体育部（体育部两年后划归新闻中心领导）。二台台长由抗战老战士时敏同志担任，我任党总支书记兼副台长，潘永明任副台长。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电视二台的成立，为编辑记者展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一批批优秀的栏目和节目涌现出来。经济部每晚播出的《信息总汇》，与人民生活密切相连的《小菜场》栏目和《交通、气象、商情》，深受广大观众欢迎。朱镕基总理说：小菜场节目如果不搞了，群众会说我朱镕基不抓菜篮子工程了。二台的社教节目也独具特色，《法律与道德》、《科技之窗》、《生活之友》、《医药顾问》等，培养了很多业务骨干。

由于这场改革在体制上是不彻底的，一台、二台不是独立的台，是台中台，5年之后，1992年年初又重新合并，结束了电视二台5年的历史。东方电视台在二台原址成立，后来他们搬去了浦东。

成立上海卫视的过程？

1998年年初，市委常委决定要成立上海卫星电视台，这是好事情，大事情。上海卫视是全国的卫星电视里面比较靠后一点上卫星的，中国是云贵川先上，因为西南地区山高林密，老百姓看不到电视，所以就通过卫星。后来很多地方慢慢发现卫星的覆盖面大，可以做广告，就都上了。上海卫视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江泽民同志对黄菊说我在北京看不到你们上海的节目。黄菊就在常委会上讲，江泽民同志有这个要求，龚学平你负责把卫星电视办起来。这样龚学平就跟广电局讲，要搞卫星电视，指定穆端正来办。但是那时候穆端正已经是副局长了，东方台台长，这个是从零办起来，他忙不过来，他们就商量把我调回来当常务，具体事情我来做。然后就按照局里要求，调干部、招人员，准备搞新体制、新人马、新机构，这样把上海卫视办起来了。10月1日开播，从3月到10月大半年时间，我没有一天休息过，天天泡在办公室里面，这也是一种使命感，一种光荣感。

1998年10月1日上海卫视开播，汤谓达在新闻导控室

您进台37年，入职时的初心是什么？

当记者，努力做好党的新闻工作者，有种光荣感、责任感。那时候就是想好好地做党的宣传工作者、党的电视工作者，做一个好的记者。

作为老前辈，您对新入职的青年电视工作者有什么希望或者寄语？

碰到困难不要气馁，也不要见异思迁，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将来还是会有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