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一个好的编辑记者应该是个杂家

你是怎么到电视台工作的？

我大学毕业后，因为是中共党员，分配到市委统战部搞落实政策工作。当时市委统战部离电视台不远，吃好中饭常常到电视台来串门。当时担任台领导的是龚学平，他是我姐姐吴复民的学弟。总编室主任袁鸿钧，在总编工作的还有胡珂与王华琴等，都是复旦毕业的，一来一往就熟悉起来。我从小喜欢读书，有点闲钱就买书，家中书也多，吹起牛来海阔天空。一日龚学平对我讲：我看你是当编辑记者的料，还是到电视台来工作吧！我想了想就答应了。这应该是1985年的5、6月份的事。当时还有个私心：我的父母都在，身体非常不好，需要我照顾。当时我家住在巨鹿路成都路，用今天的地理概念就是中共二大会址正对面，离电视台太近了，到电视台上班，走一走不过几分钟。也是因为近，我在总编室值班是最多的。平时值班室里留了一个我家的电话，如夜里有什么事情要处理或应付，就打电话找我，我可以随叫随到。

你进台这么多年，回忆职业生涯，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我在电视台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总编室，其中还到电视剧中心文学部工作过一、二年，根据鲁彦周的小说改编了一部单本剧《逆火》，杨坤主演，在柏林电视节得了个“亚洲未来奖”。此外，当时为了提高14频道的收视率与广告收入，试点搞了个“承包”，与冯正治搭档，让我当了频道副总监，当时任副台长的宋明玖半开玩笑地讲：广告与收视率上去了，奖励你一套房子。以后广告与收视率上去了，房子当然不会奖给我，但台领导让我与在14频道工作的张军、陈帆去了趟美国。

你在台总编室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在总编室工作多年，概况起来的工作是两项：一是管理，一是服务。所谓管理就是协助领导管理全台的节目。包括上情下达，把上级的指示不折不扣地传达给搞宣传的各个部门；将台领导的各项要求，一五一十地安排好。所谓服务，就是帮助做节目的各个部门，从策划开始，有时还要帮助下面修改文稿，一直到播出。宣传台里的节目当然也是总编室的本份，有许多节目的宣传稿都是我自己撰写的。再有就是审片。我当时在总编室负责三审，包括电影、海外影视等都是我负责三审的。再有就是大型文艺节目，一般都是由台领导审，领导出差在外或实在没空，就委托我代为三审。我觉得审片最大的一点是原则问题不放松，其它的都是可以通融的。编导们做一个节目相当不易，不知有多少人化费了多大努力，最后一关送审就要审片者真诚待人，尊重他们的劳动，爱惜他们的成果。审片既是管理，也是服务。当时台里仅2个频道，节目也不很多，一来二往，我与许多编导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记得新闻界的老前辈邓拓说过一句话：一个好的编辑记者应该是个杂家。我看书颇多，学问颇杂，但样样不精，是个差劲的“杂家”。但担任审片确实是挺合适的。

听说上海电视节从第一届开始，你就参与了电视节的具体工作，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这倒不假，上海电视节开办之初好像叫“上海友好城市电视节目展播”吧，时间是在1986年12月，以后成了有评奖内容的“上海电视节”，并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上海电视节办公室。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在电视节开办前两个月从电视台抽调过去的。集资的主要工作人员是来自台广告部的；开、闭幕式主要活动是台文艺部负责的；宣传这一摊事都归总编室负责，每一部门的主管基本上都是台领导。我从第一届开始就参加，主要跟着台领导负责电视节的宣传。

我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几乎各兄弟报社的领导我都认识。我真心地和各报负责文艺报道的记者交朋友，比如某报社一位专跑电视台的记者生病住院，我就以台总编室的名义，专门到医院给她送花表示慰问；再比如某报一位记者，担任政协委员要写提案，某些史实不清楚向我求教，我毫无保留一一作答，一个电话打半小时是常有的事。这样凡是我要求他们帮助做些什么宣传，可以讲有求必应。

此外在电视节的工作就是选片：把各国送来的片子看一遍，挑选出来让终评委评审。电视节开办20多届，我初审选片就选了20多届，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986年12月10日-16日，首届上海电视节

你的一大爱好是文史写作，著述颇丰，听说也是因此，你受命创作了一本讲述东方明珠建造过程的《明珠耀东方》？

是的。我刚才说过，我是从统战部与文史馆调电视台的，因而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相当熟悉。写作是我的爱好。余秋雨教授在我的《跌宕人生》一书的序中写道：“在电视领域他无疑是个专家，但他并没有荒芜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专业积贮，经常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把本职工作之外的‘自留地’种得一片葱绿。”到现在我已出版了十本书。其中《中国托派的苦难与辉煌》很有社会影响，而《上海1931》这本书，还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提供的重大题材创作项目的资助。我认为电视台的编辑记者们多才多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完全有余力搞朗诵、搞摄影、搞音乐、搞写作……

咏雷是知道我的情况的。他从东视调回上视当台长后，感到上视中层干部中暮气较重，力主改革，建议将50岁左右的中层干部从现职中解脱出来，让位于新生一代。他找我谈话，我完全支持。于是他新建了一个机构：策划研究室，让我当主任。在我处工作的都是退下来的“老同志”，不久不少人辞职走了，咏雷又找到我，让我去薛沛建那里报到，说要写5本关于上海文化产业的书，作者是由龚学平点名的。我去大剧院会议室开会，分配到的任务是写东方明珠。我花了近一年时间，单采访龚学平就有10多次，其他采访的人有上百个。我问龚学平，造这座塔什么事最难？他回答说：集资。其实造东方明珠总共才化了10个亿多一点，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小菜一碟。但当时却“一文钱逼死了英雄汉”。到2004年该书出版，东方明珠早就完全还清了贷款。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摇米机”。大家不要忘记，现在我们员工发的年终奖，有一部分是东方明珠赚来的。

从此你的工作重心转到了东方明珠？

对，从写东方明珠那天起，我的编制也转到东方明珠。2002年左右东方明珠要创办一个新媒体公司——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就是采用无线发射的技术，在公交、地铁、轮渡等一些移动的公共交通上安装电视机，播放电视节目。这项工作得到了黎瑞刚的大力支持。他目光敏锐，一下子就看到了它的发展方向是很远大的，同时也是文广集团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这项工作交给了东方明珠集团，但当时集团中没有人是搞电视节目内容的。于是钮卫平就对我讲，东方明珠要办移动电视，你就在移动电视当负责节目内容的副总编吧！这样一直工作到了2017年春节，正式退休。

9月27日举办的纪念上海电视开播60周年活动，会场上播放的“上海电视台60年”宣传片是你撰稿的？

是的。我写这篇文章饱含着充沛的激情。我1960年考进上海中学，求学阶段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十年浩劫粉碎了我的一切梦想！是改革开放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上海电视台给了我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我对台充满了感激之情。其实，上海电视台60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要感谢时代，都要感谢孜孜不倦奋斗的全台职工。作为记录者的我做的真是一项十分谦卑的工作。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电视事业也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我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们顺势而为，勤勉努力，我们台、我们每一个员工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