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要珍惜、要敬畏人民授予的话语权

叶老师请您作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1947年6月生，籍贯湖北武汉。我是上海出生，上海长大。我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职员。

您的父母都不是从事文艺工作的？

是的。我从小喜欢电影和话剧,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到上海艺术剧场（现兰心大剧院）去看话剧。那时候主要演出的是青年话剧团的剧目，我有时候坐着电车去，因为小时候的零用钱很少，把所有的钱买了戏票，只能走路回家，要走一个多小时。这种记忆我非常清晰。

到了中学还是喜欢话剧、电影。一部电影我能反复看十多遍。那时候是先看新片，到了星期天去早早场再看。像《鸡毛信》、《普通一兵》这些片子，反复地放，我就反复地看，这可能是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了。

您高中毕业之后到新疆去了？

我那时候在青年宫的话剧队，去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可是因为我是红绿色盲，没有考试资格，所以我1964年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当时那里条件很艰苦，但磨练人，在新疆那段时期的经历对我来说收获很大。我当时在农四师文工团待过，担任创作组的组长，之后到了兵团文工团又是创作员，创作了不少相声和文艺作品。有几段相声还是有点影响的，像《白骨精现形记》、《一件棉衣》。最主要的一段相声是《火焰山下亲兄弟》，讲一个上海知青到了吐鲁番以后和当地的维吾尔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部作品参加了北京1976年的全国曲艺调演，回到新疆后连续演出了4个月，反响十分热烈。

那您是什么机缘到了上海电视台工作呢？

我从新疆回来，1979年调到了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工作。到上海广电整整40年，是改革开放给了我发展的机遇，是上海电视台给了我成长的平台。借用老台长龚学平的一句话：他是电视业改革的产物。我真的很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进台之后，我就赶上了“第一届卡西欧杯家庭演唱大奖赛”。当时卡西欧的收视率很高，主要原因是这个节目让普通家庭走上了荧屏。对于主持人来说，它给了主持人很大的空间。主持人一改以往照本宣科式的报幕，完全能够根据现场情况即兴发问、随机应变，调节整个现场的气氛。我是相声演员出身，嘴皮子比较利索，反应比较快，让观众耳目一新。当然那个时候正需要这样风格的主持人。当时我们看不到欧美、港台任何的主持，也算是一种原创了。

卡西欧大奖赛当时播出的时候可以说万人空巷了。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86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因为决赛是放在19：00新闻联播之后，又是在央视春晚之前。收视率是94.5%，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了。那个年代，电视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还是很神秘的。卡西欧大奖赛打破了观众与荧屏的界限，让普通老百姓在电视荧屏上可以看到自己，可以看到身边的人，所以说卡西欧是中国电视史上最早的真人秀。当时走在路上，大家的话题都是卡西欧，每逢播出几乎所有的上海人家都是围着电视机观看。当然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通过这个节目也红了，我记得当时在石门路那边打公用电话，一排车开过去，司机看到我，从车窗探出头来，“一二三，卡西欧！”真的是这么火。

主持人在台上会有一些临时的突发状况，您都是如何处理的？

“现挂”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势，但是挂什么，就有利有弊了。相声表演也有这种突发情况，但二者有所不同。因为曲艺演员就讲“笑和乐”，主持人则不然，要笑而可信，乐有所思，品位要上去。对我来说最艰苦的或者最痛苦的过程就是这个。所以我总结成一句话，主持人说的话，必须是小孩听得懂，老人懂得听，青年喜爱听，领导愿意听。你要去琢磨这句话怎么说，所以主持人的话其实很难说的。

“记词”也是主持人的基本功，我是要把主持词能连续快速背诵6遍才敢上台的。我甚至连其他主持人的词也能背出来，我开玩笑说过，谁忘词了就微笑地看着我，如我答不上，观众就会以为我忘词了，这一招还真帮过几个初上阵的女主持。我敢说，至今观众没有在荧屏上看到过我拿稿主持的镜头。

上海解放40周年节目摄制现场

上海电视台一直是创新的先行者，能谈谈90年代的《今夜星辰》栏目吗？

1990年7月推出了一档杂志类的综艺节目《今夜星辰》，我集编导、策划、主持、制片于一身，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主持人中心制”。1993年就开始到境外拍摄综艺节目，这也绝对是领先的。当时经费紧张，不能像现在可以去打前站，我们都是到了现场现编现拍。记得一次在美国拍摄，只有我和摄影两个人，我是脑子里编剧本，心里分镜头，嘴上念台词，手里还在指挥，真的很锻炼人。

《今夜星辰》这个节目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每期更换一名嘉宾主持。一是由我们邀请当红的明星，包括在境外拍摄就请当地明星，还有就是推荐，反响很好。后来很多栏目或者电视台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但遗憾的是这个节目我们只做了3年，但连续3年收视上了电视台之首，甚至超过《新闻联播》，被观众评选为最受欢迎的栏目，获得“星光奖”“优秀栏目奖”。我也在1993年被观众投票评选为“我最喜爱的主持人”第一名。

您是如何理解主持人这一职业的？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职业，是有一份社会担当在里面的。80年代很多热心观众看到我就问，你们电视台有多少人，我说1000多人。观众说不对，不是只有十多个人吗？他们指的就是主持人，所以主持人就是电视的面孔。你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是万众瞩目。主持人其实也是无冕之王，你掌握着荧屏上的话语权，至高无上。所以主持人的台词，我理解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死台词，你要一字无误地背出来，像地名、人名、一些主题思想；第二部分是活台词，就是你的即兴发挥；第三部分是潜台词，就是虽然没有词，但其实是你的文化内涵，你的思想觉悟，你的政策水平的综合体现。一句话，就是你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这些决定了你这句话，话到嘴边该说，不该说，多说、少说，是热情地说、还是敷衍地说。所以我觉得，我干了这一辈子电视，最大的感悟就是要珍惜，要敬畏这份人民授予的话语权。

回顾您从早期到后期的主持风格，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有很明显的变化。我十多年前参加朱军的《艺术人生》节目，他问我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主持人。我说我最早是一个爱抖包袱的主持人，后来变成一个爱挑战自己的主持人，之后又变成一个很脆弱的主持人，经常爱掉泪，但现在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主持人。这时台下的倪萍站起来问，将来呢？我说将来，我一定是一个最关心主持人的主持人。所以我真的是把主持当做事业，同时也把它看做生命。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您觉得电视的出路在哪里？

我想得更多还是从主持人的角度。现在随着电视发展，综艺节目的架构、形态变化非常之大，观众的需求也在变化。可我觉得主持人的功能反而在弱化，所以现在有些青年主持人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但是我这么理解，如果说我当年在80年代的时候，是从报幕到主持给了我一次机遇，我倒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新的机遇又来了，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加油。

主持人要为观众所想，所以那句话我很赞同，就是主持人要爱观众，观众才会爱主持人。我举个例子，我曾经作为慈善基金会的宣传大使去慰问程家桥路的痴呆老人。那些老人的记忆都没有了，可是突然有个老人过来抓住我的手说：“哎呀，我认识你，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姓叶，很能讲的，经常到外国去的！”当时我就朝医生护士求救了，问怎么回事。他们都笑了，说这位老人连家里的人都不认识了，还认识你。当时我一点不夸张地讲，真是心在颤抖。他把仅有的一点记忆给了主持人，所以当时下定决心，为观众主持一辈子，为老人服务一辈子！

担任主持人这些年，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赶上了好年代，干上了我最心爱的事业。感谢始终支持我的观众。

电视台去年年底颁给了我一个“特别贡献奖”，上视从没发过这样的奖，因为突然，所以那天我哭得很厉害，领导的褒奖，同行的激励，我非常珍惜，我真的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