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电视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团队精神

您是什么机缘到电视台工作的？

我是1979年开始到上海电视台实习的，当时还在市人防办公室政工处工作，人防办也要搞宣传，派我到电视台学习，秦海老师手把手地教我，1983年，我才真正进入到新闻部。

您换过多个岗位，当时的电视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电视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团队精神。这是一个高效的、富有战斗力的团队，纪律严明，要求高，抽出一支队伍就能打胜仗。在这样的团队里工作和锻炼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我的很多同事和搭档，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非常优秀，教会我很多。这一路过来，我非常感谢电视台对我的培养，给我的教育。

举个例子，1985年6月27日，上海造漆厂发生大火。一到现场，公安局宣传处处长就说，你们不要靠近，造漆厂里面都是易燃物品，一旦引起爆炸，一公里范围都会波及。我非常佩服的老记者朱黔生就说，你先不讲这个（危险），今天发生这个事我们有责任现场报道。当时的主持人就站在离火场大概一百米不到的地方进行现场报道，我也背着背包机冲到油漆车间。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消防队已经在救火了，水非常烫，根本站不住，我想赶快爬到油漆桶上，没想到鞋子在水里被油漆给粘住了，因为夏天穿的是凉鞋。后来好不容易站到油漆桶上，我就看到了救火的战士和群众，这种感人的场面我至今都不会忘记。消防队员是一个接一个排队冲进去把氧气瓶扛出来，里面这么多氧气瓶，只要有一个爆炸了就是一片火海。我作为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把这个场面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是想办法贴近，消防队员是有石棉衣的，我们没有，但我们尽可能靠近去拍摄，拍摄这些人奋不顾身的场面。

因为电视台是一个团队，那时候有很多同志都不惧艰苦，来帮忙做报道。台里的同志们也行动起来，记得火灾当天后方坐镇的领导在看完素材后决定把这个报道放在头条，当时在编通科的卑根源还配发了题为“共产主义理想的赞歌”的评论，接下来才是纪念迎接党的生日和其他报道。

大火后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幕后报道，去采访当事人，采访公安干警，采访消防员，对这个重大事件有很完整的记录。这些新闻受到了当时市领导江泽民同志的高度评价，我们也获得了全国新闻特等奖，这对我们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所以说，新闻报道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

您二十几岁就入党，火场上的举动是因为职业和身份要求您这么做的？

是的。我作为党员，不能落后于群众，能作表率当然最好，如果不能作表率，起码不能落后于群众，这是最低标准。讲到初心，我们入党都宣誓的，这个是已经融化到我们的血液中了。

所以这是您的本能反应，我必须得上。我记得当年台里有个说法，机器比命重要，那时候摄像机是拿外汇买的，而且分量很重。

对。如果以党员标准来衡量，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至少做到不退缩。我再说第二个事件，1994年3月24日的火车撞车事件。那天蒙蒙细雨，我们从电台里听到在嘉兴有两列火车相撞，叠在一起了，碰巧那天我们的团队就在附近，所以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现场真是惨不忍睹，已经有好多尸体放在路边了，看到这些遗体我们也很紧张。这个事情怎么弄啊，因为就一台机器，如果有几台机器还比较容易做，外面拍好后再全景，再拍一些细节。但撞车的地方地基非常高，我们又没有梯子爬上去，一定要进到车厢才能拍到里面主要的场景。

火车是在山坡上吗？

不是，火车的地基是在斜坡上的，我们要拎着机器爬上去，灯光也要一起跟进。后来我们好不容易爬上去了，车厢里的温度相当高，机器一到里面镜头就糊了。

镜头上有雾气？

对。所以我们一边拍一边擦，真是汗流浃背。这个车厢里大多是来旅游的日本小孩，我们听到的都是惨叫声。当时一些工人，包括公安干警拼命在抢救，但又不能随意动，怕引起二次塌方。他们从附近借来了电焊枪、切割机，因为电焊枪有火花，怕火花会烫到孩子，这些工人就趴在孩子身上，不让孩子再受伤，等切割开以后再把人抬出来。现在想到这些镜头都会流泪。把人救出以后要传到火车下面，然后由救护车运走。当时没梯子，车厢门又打不开，怎么办呢？只能从窗户往下传，而窗户离开地面很高。我们就看到了好几十双手，大家都在下面说，赶快放手，不要怕，我们会接着的，上面的工人不敢放，又不得不放，就这样把人给一个个救出来了。这时候在场的人，不管你是哪里的，他们为了抢救生命都在尽力，这是我们最受感动的。

拍好以后我们想赶快回去送播，没想到在走的时候，我不小心滑落到了地沟里，地沟里都是水，我整个腿都浸在地沟里了，但有一点我做到了，就是机器比命还重要，我把机器紧紧握在手里，在上面的袁雷和孙伯雄先把机器给接住，然后把我给拉了上去，还好机器没有受到损失。

小平同志七次在上海过春节

听说您生过一次大病？

我其实生过两次大病。

那年小平同志想视察商业状况，选择了中百一店，他要到全国劳模马桂宁的柜台去看看，给孙女买铅笔盒和玩具。小平同志在三楼买好东西以后，准备下楼，看着他进了电梯，我就拼命地从三楼奔到一楼，电梯门一打开，我就已经开机拍摄了，眼睛里的汗水根本挡不住，但我还是屏住气拍摄他跟小孩拥抱、跟顾客握手，而且他看的商品我都一一记录下来了。我其实忘记了邬志豪就在下面等着，我是高度紧张忘了这环节了。等到小平同志视察完走到了中百一店外面，向群众挥手致意，我把这些镜头拍好，他们车子一离开，我就倒在工作现场。邬志豪赶快把我送到长征医院抢救。等我醒来的时候，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们已经把东西全拍好了，我回去查看过了，没问题。我为什么会昏倒呢？一是高度紧张，二是因为一冷一热，我本来血压就高，所以一下子就倒下了。

这是您第一次倒在岗位上。1994年是第二次？

是的。当时把我送到瑞金医院的时候台里正在开党委会，他们停止了会议往医院赶，他们到医院时我还有些清醒的，是金闽珠和盛重庆把我送进了手术室。我昏迷了三天，醒来以后，家属跟我讲，台里派了人24小时守候，始终没有离开医院。我们的老领导龚学平同志对医生说，你们要竭尽全力抢救，只要有需要你们就开口，我们会尽力做到。后来瑞金医院的俞卓伟同志跟我讲，你知道为救你花了多大的代价吗？你是我们医院大规模组织抢救的第二人，前面一个是邱财康（注：1928—2014，上钢三厂工人，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６日被钢水大面积烧伤，后经瑞金医院抢救成活），第二个就是你。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实在是太感恩，我感到更应该加倍努力为这个事业奋斗和献身。

您是1998年离开的?

对。后来在广电局的工作中，真的体会到在电视台打下的基础有多重要，因为当时我在组织部门工作，很多事情要客观公正处理，要实事求是应对方方面面。我把台里这种好的精神带到了后面的岗位。

如果请您跟后辈电视人说几句期望的话，您想说什么？

电视台有好的传统，这些传统是不能丢的，要敬业、努力，还有，要不断创新，紧跟时代做好新闻人的本分。高海宁是我带的最后一个徒弟，他当时跑时政，我对他的要求是，人要正，工作要努力，要出好作品。因为对跑时政口是有要求的，可能比一般的记者要求更高一点，不管是业务素质还是政治素质。

我们每采访一位老同志其实都是接受一次教育，如果不把这些好传统往下传，好多东西就丢掉了。

也感谢你们做这样的有心人。我的感受，一个是要把好的传统给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第二个要提倡年轻人更接地气，深入现场，到基层去才能挖掘到好的东西。包括习近平要求的，就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做贡献，关于他的报道中很多都是下基层的，具体深入到下面每个点、每个人，这样这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