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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西路到虹桥，我见证了广播走过的路
您是什么时候进入电台工作的？当时的电台是怎样一个状况？
我是1949年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当时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是接管的国民党的上海电台，并在5月27日当天晚上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呼号向全市人民广播的。地址一开始并不在北京东路，而是在大西路7号，也就是现在的延安西路129号。解放之后，在华东地区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两个公营台。由于人手不够，电台开始面向社会招考，来报考的人很f多，听说有两百多人报了名，我也是那个时候参加报考的。招考的流程就是笔试、口试。结果只录取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我。我被分配到电台的技术部门，当时叫工务科。
当时工务科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时候，整个工务科下面有几个组。发射组是管发射机的，主要负责广播节目的发射研究；增音组负责把播音室的节目信号传送到发射台。这是工务科最主要的2个组。还有一个收音组。那个时候，每天要转播中央台的全国联播和新闻等节目，由收音组负责接收，再送到增音组转播出去。除了这3个小组外，还有一个叫扩建组，负责日常广播以外的事务。比如说，由于那个时候刚解放，开大会要扩音，那么就要做一些扩音机之类的设备。我一开始就是被分配到扩建组。当时，转播中央台节目都是手工操作的，操作程序比较繁琐，也容易出错，需要增派人手。我就一半时间在扩建组工作，一半时间到增音组去帮忙，后来就索性转到增音组了。
当年您先后参与过芜湖台和上海北京东路播出中心的筹建工作？
是的。芜湖台的情况现在了解的人不多，但它是上海人民广播初创时期的一段重要的历史。那时候，上海是华东台的所在地，华东台前身是在解放区筹建的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因为时局的关系，准备在安徽芜湖搞一个华东台的战备台。1950年年底，芜湖台土建工程完成，工务科要我从上海把増音机带过去，并完成控制室、播音室、发射机等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等播出准备工作。发射机等另外运送。半年左右，所有的准备工作完全搞好了。1951年5月1日顺利播出。
芜湖台开播以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当时正赶上电台要在北京东路2号建设播出中心。北京东路2号的那幢楼，原来叫格林邮船大楼，大楼本来就有比较先进的通信系统，做一些改进和完善，就成了“广播大楼”。
当时广播大楼的播出中心有一个总控制室，八套播音室（包括副控制室）和一个大播音室。就是说最初设计可以播出八套节目。但当时上海台没有那么多节目。所以八套节目的设计就是为将来准备的。我的理解就是私营电台要搬过来了，从技术上也要统一管理。我们把总控制室也称为增音室。总控制室的系统完全是自动化的。播出中心算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了，1952年10月1日建成并投入运行。我也参加了一些总控制台等的设计和建造工作。
这时候，原来的电台工务科已经改称为工务室了，播送组改成了播送科，增音组改成了传音科。从现在的技术概念来说，播送科负责管高频那一头，而传音科管低频那一头（包括录音工作）。当时，我被任命为传音科副科长，管理日常的工作，负责把北京东路2号播出的节目信号传送到播送科。
您担任传音科副科长期间，主要抓了哪些事情呢？
主要是建立、健全了很多制度，有些还一直沿用到了现在。比如当时，我先是给什么是“故障”下了一个定义。如果一秒钟以上节目内容与节目单上的不相符，那么这就是“故障”；如节目中间停了一秒钟，就算“停播故障”；如果录音磁带放错了，声音没断，但是内容不对了，这叫“错播故障”。我把“故障”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为操作方面的，这些故障统称为“人为故障”；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机器故障”，也就是机器设备出毛病了。
针对各种故障，我制定了几个制度。首先是故障报告制度。当你值班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就要及时报告。配套的当然就是值机制度。值机制度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你值班时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比如：你不应该看书、看报，机房里的电话不能用来打私人电话等等。这些要求现在看起来可能比较初级，当时，大家都是新手，不很熟悉这方面的工作，因此都是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那么，应该做什么呢？比如每天值班的第一件事，你要看节目单，你要了解在哪些环节上有与传音组值班工作相关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都要事先做好准备，搞好联络等工作。如在规定时间要抄表，抄表就是看机器工作正常不正常；每天值班要填写报表，把值班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一一写在报表上；值班人员还要完成各种操作，必须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这个值机制度也是不断修改、补充，才逐步完善起来的。
另外，当时还制订了机器维修制度。当时有种看法，认为人为故障是比较容易控制的，也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机器故障是不容易控制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机器要出毛病呢？所以针对这个“机器故障不可知”问题，我们就开展了一些工作。一是搞业务学习。主要是针对整个广播系统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布置的，什么部件在什么地方等等，涉及整个系统方面的内容都要学习。再就单部机器的工作原理怎么样，使用上有什么要求等等。一部机器一部机器地掌握它的总体情况。最后是针对机器的元器件的工作原理，怎么算是好的、怎么算是不好的，应该怎样维修等等。通过日常的工作，不断摸索、不断积累经验，维修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了。
周维城在授课
据说您为此还专门搞过一个红旗竞赛？
为更好地促进这种责任制的落实，我们就想出了开展红旗竞赛的点子。
值班工作分早、中、晚班，由3个包机小组轮流负责，并让几个小组相互开展工作竞赛。谁做得最好，就给他们组里面挂一面红旗，这样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了配合这个红旗竞赛，我们还办了黑板报，叫做《红旗报》。《红旗报》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大家也可以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总控制室每班有2个值机员值班，其中1人为值班长。值班时难免会发生开错机器等情况：本来应该关这个机器，却关错了那个机器了。怎么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人提出，实行操作“呼叫制”：由值班长发出 “关几号机器”的操作命令，值机员就把手放在相关机器上，值班长看到值机准备动作正确，他发“执行”的命令。这样一来就很好地避免了出现关错机器的情况了。
还有其他新的工作制度吗？
我们还搞了一个“工作卡”。如同神舟飞船上天那样，指令长在几点几分几秒所发的命令，都是预案里做好的，所以说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是事前预定好的。“工作卡”的作用也就是你可以看着这个卡一步一步地做。如果，今天你值晚班，节目单都来了，就要根据节目单做好“工作卡”：几点几分要开什么机器，几点几分做什么操作，几点几分应该转播中央台了，几点几分要准备什么等等都“做”在一张张卡片上。每个操作，卡片上面都有，卡片可以一张一张翻过去，一目了然。所以，有了“工作卡”就把操作“预案”化、规范化了。“工作卡”晚班做好后，第二天早班来还要核对，根据这个节目单检查做得对不对。
当时在节目控制室里要播放磁带，这其中最容易犯的差错就是放错磁带。头一天晚班值机员下班以后，根据节目单的内容，检查磁带是否到位、有无缺失等问题。如果发现磁带缺少了，就要马上去追，即使节目库房的工作人员下班了，也要把他找到。第二天，每个人上班以前，要把自己这一班的再核对一遍。这样，错播节目的事故大大减少了。另外，节目控制室里是一个人值班，各项操作要独自完成。我们把有关操作，按顺序编成“口诀”：第一步是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一、二、三、四，比较容易记。于是，操作故障和错误也就大大减少了。
这些制度虽然最早开始是我想的，但是有些还是大家在一起慢慢总结、研究、完善的。
从1982年起，您在担任广播电视局副总工程师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工程师期间，主持、参与了好几个项目，能给我们说说吗？
当时我具体抓的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微波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在全国建立一个微波电路，因为当时全运会要在上海召开，上海要把全运会的实况通过微波电路传到北京去，所以搞了一个微波的传送工程。这是在回局里被任命了电台总工程师以后。
另外一个项目跟资料馆有关。当时节目库里的节目磁带，因为对温度、湿度没有加以控制等等，磁带损坏很严重。那个时候，我搞了一个节目库的改造工程，控制温度、湿度，还有防火。这也是全国第一的。
还有一个五楼工程。五楼工程是新的广播播出中心。那个时候，这个播出中心系统也是搞得比较先进的，可以说当时是全国第一了。广电部领导来参观之后，说“以后大家用不着到国外去考察了，到上海来看看吧”，算是对我们的鼓励吧。
从1949年的大西路起，您见证了上海人民广播走过的光辉历程。
是的。到1996年11月，广播人告别了北京东路2号，广播大楼算是完成了45年的历史使命。电台搬家了，从外滩搬到虹桥路1376号，也就是现在的广播大厦。那个地方是利用原先上海广播器材修造厂的厂房改造的。我虽然不在岗位上了，但对广播的技术进步还是很关心的。从大西路到北京东路再到虹桥，我见证了广播走过的路，也很高兴曾经为上海广播的发展、在技术改进和制度建设上做过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