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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要走自己的路
能谈谈您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前的经历吗？
1942年，我当时还在读书，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日本鬼子，我参加了新四军。
1949年，我们就跟随解放大军渡长江，解放军是4月21日渡江，我们后续部队是25日过江的。之后，我被指派到苏州，在《新苏州报》工作了大概一年，后来中共苏南区党委又来调令了，说现在广播电台需要人，就把我调到无锡苏南人民广播电台，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广播电台。
1952年11月我被调到了上海，一直到离休，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您最初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调入上海后，一开始我主要是担任上海人民电台编辑部的工业组组长，同时还兼任听众联系组组长。当时我们工业组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负责工业生产的宣传报道，二就是要了解工人的情况。因为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的历史，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要城市去领导农村了，因此工作重心转移，要抓城市的生产事业，而生产中最关键的是工业生产，因此工业生产是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样压在我们工业组肩上的担子不轻，除了采访以外，还要调查研究。我在工业组的时候，调查研究的任务相当重，我们曾经到过上海柴油机厂、国棉十九厂，在厂里和工人同吃同住，便于了解工人们的要求，同时对我们这些不熟悉城市工业生产情况的同志来说，的确是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1961年10月，我们上海台抽调了九个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由我带队，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四厂八村（工人新村）调查，历时七十六天，写出了“工人对广播的要求是什么”的调查报告。现在，这份文稿还收藏在上海档案馆。
北京东路2号原广播大楼
我们聊聊一档有意思的节目，《王小妹谈生产》是不是就是那个年代诞生的？为什么取名“王小妹”？
我们过去称这种节目为“对象节目”。所谓“对象节目”，就是以某些人作为特定的收听对象，专门对某一类特定对象播出。《王小妹谈生产》就是主要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的节目。
当时负责这个节目的是一个女同志，名叫吴仲华，她给这个节目的主人公起了个名字叫“王小妹”。其实“小妹”是上海比较通用的名称，用这个名字很容易跟听众拉近距离，因为“王小妹”本来就是在广播里用拉家常的方式讲解政策，回答工人们关心的各种问题。直到大家都退休后，遇到吴仲华，我们都不叫她的名字，直接就叫她小妹。后来，我们对农村广播也有类似的对象节目，叫《阿富根谈生产》、《阿富根谈家常》。还有一个 “张大姐”什么的妇女节目，主要是谈里弄情况的。
在上海人民广播发展的初期，是不是提出过“广播要走自己的路”？
这个口号其实是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来的。因为中国的新闻事业是从报纸发展起步的，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从报社转过来的，从理念上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办报的方法来办广播。当时我们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局长梅益就提出来，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不要完全按照办报纸的方法来办广播。比如说一个文盲，他可能就会觉得听广播比较好，因为他看不懂报纸，但如果用报纸上的书面语言对一个文盲来广播，他可能还是听不懂。因此，我们办广播不能纯粹按以前办报纸的思路操作，必须走广播自己的路，才有发展前途。
首先是语言的表述要口语化、通俗易懂。其次是要更多地关心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要把党的方针政策用人民群众容易理解、容易记牢的表述方法进行广播宣传。刚才我们谈到的《王小妹谈生产》这种节目形式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广播在播放音乐、戏曲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是报纸力所不及的。广播的特性不仅体现在这些节目形式上，从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来看，广播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因此对我们这些刚刚从报社转业到广播的人来说，广播要走自己的路，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在实践的过程中，新闻录音报道在当时是不是一种创新的尝试？
是的，录音报道是一种纯粹的广播形式，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一次全新的尝试。那是1956—1957年间，当时在上海的小学里，小朋友们十分调皮，课堂秩序不太好。看到这种状况，我们觉得有责任通过广播，帮助老师把课堂秩序整顿一下。我们就制作了一则报道，名字叫“茶馆式的课堂秩序”。在这则录音报道里，我们采录了课堂上小朋友们乱喊乱叫的实况音响，通过对比同样乱哄哄的茶馆，用这种形式告诉家长，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可能好好学习呢，而老师又怎么能正常开展教学呢？这则新闻虽然报道的是件小事情，但从广播报道形式上来说，它已经突破了广播新闻报道口播讲述的旧有模式，通过实况音响的采录，让听众身临其境，再现现场，从这点上来说，它已经是典型的录音报道了。历史上，我们上海的录音报道在全国广播电台当中，做得是比较有水平的，而且有些作品的影响力很大。
1961年“毛主席到上海来过五一节”这则录音报道就很有代表性。
嗯，这个录音报道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1961年5月1日，毛主席到上海来过“五一”节，大会是在上海电机厂的一个临时工棚里举行的。这则报道由当时去现场的台长田志强同志口述，电台副总编辑邹凡扬同志执笔，文字很简单，录音却无比精彩，可以说真正发挥了广播的长处。工人们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十分兴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让人动容。我们还要及时把报道传到北京去，“毛主席在上海过五一”的新闻必须赶上全国联播头条。当时没有卫星，也没有网络，我们就直接用长途电话把报道从上海传到了北京。北京方面听过以后，马上就打来电话，说“感谢上海的同志们，你们的这个节目做得非常好”。不久，全国联播了这个节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说这则录音报道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人民一起过劳动节的那个气氛表达得淋漓尽致。
高宇与参加1964年国庆转播的播音员合影
当时是不是也制作了一些具有上海特色的录音报道呢？
当然，我们上海人民广播新闻报道的重点还是以上海为主的，因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也涌现了不少极具上海特色的录音报道，《好啊！外滩》就是其中的精品之一。那是1959年，建国10周年，我当时担任新闻部副主任，主持新闻部的工作，当时大家想策划报道解放以来上海的建设成就。思来想去，我们还是决定以外滩作为切入点，因为大凡到上海来的人，只要有时间，没有不去外滩看看那里的万国建筑的，而上海外滩的变迁，正好也昭示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外滩要说的故事很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就再寻找几个小的切入点，其中一个点就是海关大钟，我们用海关的钟声来开启一天，描绘上海迎接朝阳、外滩车水马龙以及工厂的热火朝天，这样一来，整个生机勃勃的气氛就烘托出来了。然后通过采访老工人，让他们来谈新旧变化和切身感受，最后我们又以海关的晚钟来结束报道。整个节目从钟声开始，又以钟声结束，内容紧凑而不累赘，连贯性很好。后来被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收录为教材。
除了录音报道之外，上海台还有什么比较有名的新闻类节目？
很多啊，比如我们上海的广播新闻评论节目也是有名的，最早叫做《广播漫谈》，后来叫做《一日谈》，再后来又改名为《今日论坛》。《一日谈》是向报纸学来的，就是一天一个题目，都是评论性的。就像报社需要有社论一样，我们广播电台不能没有自己的评论，否则就不能叫新闻单位。于是，我们也想试试看，长篇大论的评论，听众肯定不喜欢听，那么我们的评论必须是简短精练的，最长不超过一千字，最好是三五百字就能入木三分的。这些文稿有一部分是电台自己创作的，也有一些是请社会上的名人来撰写，比如何满子等等，这些人给我们写了好多文章，而且写得十分精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也给我们著文讲话，《今日论坛》里的开篇讲话就是他的作品。
对一些不太关心新闻的听众，当时有什么办法吗？
有些听众不太关心新闻，只喜欢听戏、听书，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按当时的行话叫做“天女散花，送上门”。我们把多条新闻制作成三五分钟的版本，十分简练，像标题一样，然后插在文艺节目当中播出。这样一来，你不听也得听，当然你也可以关掉收音机或者走开，但是三五分钟一晃而过，再回来就很可能错过你要听的戏或书了。通过这样一些小插曲，既不太影响听众原本的收听习惯，又渐渐让他们能够了解新闻，关注身边事，可谓一举两得。
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广播形式，就是广播大会，能跟我们说一下它的由来吗？
上海是广播大会的最早发源地，不能说是唯一的，但可以说是最早的。广播大会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一种非常有利于动员群众、扩大宣传的广播形式。最早出现应该是解放初期，当时，上海召开庆祝“五一”节广播大会，由上海市主要负责人，如陈毅等领导到会上讲话，然后通过广播播放出去。这种简单的广播播送方式稀奇在哪里呢？在于广播大会覆盖面广，一竿子到底，还具有双向沟通功能，听众可以及时打电话到广播大会的现场，进行直接交流。我们事先和电话局联系好，架设临时电话，增加临时号码，然后组织很多人，一个人一部电话接听听众来电，让听众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可能就是直播热线电话节目的雏形吧。
听说当时“打麻雀”的动员也是通过广播大会的形式开展？
对，关于广播大会最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打麻雀。当时国家号召群众除“四害”，麻雀那时候是“四害”之一，上海负责打麻雀的指挥部就设在我们电台里面，在我们大播音间旁边的一个房子，由市领导金仲华指挥。为了怎么打麻雀，我们很多编辑记者都开动脑筋，一起想出了一个方法来：就是放鞭炮，然后敲锣打鼓、敲榔头，把乱七八糟的声音混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噪音，用高音喇叭放送，把麻雀给震晕。结果这个方法还挺奏效的，麻雀听到这些噪音后，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昏死了。现在想起来，也算是广播历史上的一支插曲、一出戏吧。
1984年，建国35周年，您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能谈谈《国庆的一天》这个节目吗？
《国庆的一天》是一个全天候的特别节目。庆祝国庆，展示我们35年来的成就，这是一个互相串联的整套节目，这样的节目不仅在上海广播历史上是第一次，就全国而言，它也是很早的。因为绝大部分是直播，只有少数是事先录音的。当时我们主会场设在电台的大播音间，然后在全市设有六个会场，全部用电话线联系。我们还举办了猜谜会，请了曹禺等名人来做评委。由于是直播，我们没法控制现场节目的长短，结果上面节目还没有完，另外一个会场的节目就要切换过来了，这时候真是急死人，因为请的都是名人，我们也不好把节目随便改掉。情急之下，我说这样吧，主频率节目照常切换转播，我们在另外一套频率将分会场的节目继续播出，然后在主频率随时向大家报告各分会场的最新情况。当天的直播一直持续到天黑，晚上6点30分直播结束以后，我们这些同志几乎都累瘫掉了，心中像卸下一块巨大的石头，脸上也绽放出会心的喜悦。当时我是总指挥，此情此景，我是记忆犹新啊。
建台35周年接待汪道涵等领导（摄于1984年）
全天候正点新闻播出，这也是您任台长期间推出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们说 “没有新闻，不称其为电台”。国外的新闻都很快，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吃饭一样的，早、中、晚三餐呢，为什么不可以少吃多餐呢，吃得快一点、好一点。在这个情况下，要发挥新闻的作用，电台要扩大影响，重点是看播出的新闻是否有影响力，看新闻新不新、快不快、准不准、真不真。所以那个时候，全台动员办好新闻节目，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发扬我们广播的优势。当时我们设立正点新闻之后，发觉做起来很吃力，每次新闻都要分长短，有5分钟、10分钟、30分钟的，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核算了一下，5分钟最好弄，因为5分钟可以播报一千个字。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再把各种报纸、新华社的稿子拿来，然后按不同时段来编排新闻。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条件受限制，在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说是发挥了我们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才确保这个节目能继续办下去。正点新闻就全国范围而言，上海无疑是带头的。
后来我们还强调了广播的服务功能，努力满足群众的需求，比如蔚兰、文仪同志担任播音员的《新闻、气象和为您服务》，这个节目也成了受欢迎的品牌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