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怎样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
我原来是公交公司的售票员。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我以强烈的“解放了”、“翻身了”的激情，学习新闻写作，成为上海电台、报社的通讯员。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指示：要从工人中吸收一批工人记者，充实新闻单位。我有幸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吸纳，成为全市第一批工人记者。就在1953年春节过后的2月13日，我踏进北京东路2号大门，当时的兴奋心情，真是无法形容，而台内的老编辑、老记者拍手欢迎的场面，更使我感动万分。一股强烈的“当家作主人”的翻身感涌上心头，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要好好工作，不辜负党对‘工人记者’的期待。”
您最初主要跑哪条线的新闻？
因为我是工人出身，对工厂比较了解，所以被分到工业组当工业记者。虽然我的新闻写作功底薄弱，但是经过老同志的传、帮、带和自己的努力钻研后，不久便熟悉了业务。在日常工作中，领导经常教育我们，要抓住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宣扬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引导人民群众向先进学习。我采访了大量的劳模和先进，与他们结下了友谊。现在回想起来，我报道过的全国劳动模范有：上海汽轮机厂的朱顺余、上钢三厂的韩忻亮、上海锅炉厂的刘金堂、永鑫无缝钢管厂的潘阿耀、铁路上海站的路金妹、公交公司的李瑞弟、长江轮船公司的朱振宝、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贝汉廷以及上海海运局的杨怀远等等。其实，他们就是现在说的最有“工匠精神”的一批人，是上海的骄傲。
谈谈采访客运服务员杨怀远的情况吧。
我和杨怀远相识在1964年，当时设在上海的交通部北方区海运管理局的宣传部门向我们介绍了客运服务员杨怀远的先进事迹。60年代初，杨怀远从部队复员，踏上客运服务员岗位，他肩挑小扁担，义务为旅客挑送行李，送旅客上下船，受到群众一致赞扬，事迹非常突出。经过采访，我先后发了消息，写了通讯，制作了录音报道，还邀请杨怀远在市政府大礼堂作报告。他讲了许多动人的小故事，以顺口溜方式穿插在讲话中间，非常引人入胜。我们将这次精彩的讲话录音经过技术性处理后在专题节目中连续播出，效果很好。就这样，通过电台、报纸、电视集中持续的宣传，上海人都知道了跑青岛的轮船上有一位肩扛小扁担、义务替旅客挑送行李的服务员名叫杨怀远。
后来您和杨怀远还有进一步的接触吗？
经过多次采访，我和杨怀远逐渐建立了友情，这为我以后连续报道他的新事迹积累了第一手素材。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时，杨怀远已提升为政委，有一次在船员会议上，他讲错了一句政治性的口号，引起群众不满，被下放到“长锦”轮上劳动锻炼。他并没有消极对待，三年中，他得到旅客的表扬信为全局第一位，但不准参加先进评选。我认为不公平，要替杨怀远说句公道话，我觉得这是记者的职责。后来，我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我记得当时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来上海主持一个会议，我们跑海运的记者都去采访发消息。在休会期间，我在主席台后台的洗手间里巧遇彭副部长，当时我急切地开门见山就说：“彭副部长，杨怀远还在‘长锦’轮上劳动锻炼，一年收到旅客表扬信一两千件，但就是不能参加评选先进。”彭德清惊讶地说：“真的吗？我来了解一下。”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走了。事隔几个月后的一天，杨怀远满脸春风来到电台，说他奉命去北京交通部开会，彭德清副部长在会议上代表交通部为他落实劳动模范政策。当时杨怀远越讲越激动，我越听越高兴，不过我没有向他提及“洗手间汇报”的事。直到19年后，我们电台庆祝建台50周年，约请杨怀远撰写纪念文章，我才向他讲起这个小插曲，他责怪我为什么不早让他知道，并说在他困难的时候，谁为他说句公道话，他会终身难忘。
您对杨怀远应该还有更加深入的报道吧？
有的。杨怀远结束劳动锻炼重返了政委岗位，有一天他对我说，“政委”这副担子他挑不起来，还是想干老本行，为旅客挑小扁担。我表示支持。杨怀远连打三次请辞报告，上级领导终于批复同意，安排他上“长柳”轮当客运服务员。于是，我准备了《杨怀远辞去政委职务，重返客运服务员岗位》的新闻稿，还采制了杨怀远的讲话录音。1980年5月8日，就在杨怀远辞“官”、重当服务员的这一天，我们电台的晚间新闻节目独家报道了这一组消息，第二天各档新闻节目又重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的《全国联播》节目采用了上海台的新闻稿，新华社上海分社也参考我们台的播出稿完成统稿，经总社播发全国。《解放日报》、《文汇报》也在两天后双双见报，“小扁担”精神又在全市、全国发扬光大了。杨怀远在当年被评为上海海运局局级先进，第二年（1981年）还获中国交通部、上海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除了采访先进模范人物，您又是怎样采访基层群众的呢？
我们经常下基层采访，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候，领导会组织几个部门的编播人员成立一个下厂蹲点小组，跟班劳动，分头采访，集体写稿。有时候，编辑部门也会策划组织两三个编辑记者成立一个小组下厂采访。我记得我参加过上钢三厂薄板车间、上海自行车三厂、上海战斗型钢厂等蹲点采访活动。下厂之后，我们和工人一起劳动，早中晚三班倒，采访就在劳动之余的休息时间，一天下来，够辛苦的，但心里很充实。
除此之外，领导上还提倡个人蹲点采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随上海铁路分局的13/14次列车的跟车采访。我上了车和列车员们一起打扫车厢、洗刷碗筷,做些卫生工作；在列车行进中，找列车员为旅客服务的小镜头，采录他们之间的精彩对话，访问旅客对13/14次列车的评价，还请先进列车员介绍他为人民服务的感受，邀请列车长全面介绍列车班组的情况等。另外我还注意采集列车行进中的音响以及列车进出站台的音响等。我在列车上度过了难忘的四天三夜，采访到丰富的报道内容和录音素材，制作的录音报道送给铁路局有关各部门审核，获得他们一致好评。蹲点采访的关键是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对记者职业的要求，也是记者的责任。
谈谈您最难忘的一次采访经历。
1973年2月即将进入春耕的时候，领导要我采制一篇支农题材的录音报道。我苦苦思索：如何突破老一套，挖掘新题材，写出新角度。有一天，我经过四川路桥闻到一阵臭味，回头看到苏州河上一艘小拖轮拖挂着七八条木驳船朝黄浦江驶去。我当即就把运粪船和春耕生产联系起来，决定制作这个题材的录音报道，因为这是稀缺品种，报纸上、电视广播里很少报道，但是，我敢上运粪船采访吗？我想，这种恶劣环境，正是对记者职责的考验。
我来到日晖港码头的运粪船上，坐在满载粪肥的船舱板盖上，忍耐着难以忍受的恶臭味，倾听老船工介绍工作情况。我越听越觉得他们了不起，觉得他们是城市里缺一不可的可敬可爱的运肥工人。下午，船队到达金山县廊下农村，我和工人们一起用抽粪机抽粪卸船，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回台后，我制作了录音报道《肥料工人运肥忙，支援农业多打粮》，节目播出的当天，五星运输社组织全体人员收听，召开了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会议发简报，还写感谢表扬信给电台，赞扬这次采访活动。
相隔40多年，这个采访报道您还是念念不忘。
在30年的广播记者生涯和后来从事的外事工作中，我见过不少世面，开了不少眼界。我有幸采访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外国元首，亲历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还到豪华的远洋轮、先进的潜水艇、万米高空的喷气客机、深入地层的采煤工作环境进行过采访。从国内到境外，很多采访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但这个报道我觉得是非常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