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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从此发生转折

哈丽莲--简介照片.jpg

您从解放前的话剧团到国民党电台，再进入到人民广播工作，这期间有没有让您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

我是回族人，我的家庭是一个封建大家庭，我妈妈是填房，有点受气，而且妈妈没有生养儿子，只养了三个女儿，我是大女儿，因此自小比较好胜、好强。当时家道中落，父亲失业，在我的脑子里，就想着要出来工作，挣钱养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话剧团在招人，叫联谊话剧团，这个剧团很大，我考进去了之后，做得还比较顺利，从刚进去的时候，只能在台上站站，到后来让我做替补演员。但是因为封建家庭压力大，不让我在剧团做抛头露面的工作，恰好这时“金都”电台要成立了，他们来找我，我就到金都电台去了。后来，我主要还是在上海国民党的电台工作，其他民营台的工作等于是兼职。在“金都”做了一个阶段之后，又有一个“民声”电台也把我找去了，我就把“金都”的工作辞掉，到“民声”电台去。我从1945年冬季开始，一直是在几个电台兼职工作，以上海国民党电台为主，其余的时间只要有空，我就跑这些民营台，一家做完了再换一家。

民营台那个时候开始有广告了，也开始有文艺节目了，比如演滑稽的姚慕双、周柏春，唱沪剧的丁是娥、杨飞飞，还有唱评弹的，唱流行歌曲的，民营电台都有，并不是以播出新闻为主的。那时候都是直播，转播的时候，你就拿着话筒介绍剧场的现场情况，等到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播广告。一直到上海临解放，我和家里人还在民声电台办了一个歌唱社和一个话剧团。

你们自己家办的歌唱社和话剧团，这个很特别呀，能给我们说说吗？

民声歌唱社是由我妹妹负责，我妹妹唱歌还可以。话剧团是我负责，因为我在话剧团做过，再雇用一些小演员，请他们来帮忙是没问题的。我父亲负责拉广告。由于在民声电台兼职，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叫民声歌唱社和民声话剧团。

民声电台老板和你们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呢？

我们姐妹两个都是他电台里的播音员，关系特好，而且他们认为我们帮了他们很大的忙，所以他就提供价钱便宜的时间段给我们。因为做一个节目，我们要付电台钱的。我们每天在这个时间播音，我们播什么呢？歌唱社就是唱歌，唱歌就用电话点唱，你爱听什么，你点什么，我们马上就唱，就是当场唱，不但是流行歌曲，我们也会唱一些地方的民歌。话剧团不是点播的，话剧团就预告。我们演播的是当时比较受人欢迎的，比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还有《家》、《春》、《秋》这些大戏，所以播的时候还是蛮受欢迎的。有时候生意蛮好，我父亲就去拉广告。我们除了付给电台租用波段的钱，另外就是工资，我聘请这些人来，拉琴的、弹钢琴的，这些乐队的人，我要付工资的，做了相当一个时期，也赚了一些钱。不过后来市场不景气，拉不到广告就没办法生存下去，便自行解散了。但是当时像我们这种由一个家庭买断一个电台时间来播放歌曲、话剧是很少的，因为你要有这方面的资源。

解放后，您是怎么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呢？在国民党电台工作过，您是否有心理顾虑？

都是组织安排的，当时不是全部人都留得下来的，我们很幸运，施燕声、施岁华和我三个人就留在播音组。但是由于在国民党电台做播音员的时候，多少受了一些反动宣传影响吧，而现在共产党接纳了我们，你说我们会一点没有顾虑吗？当时有很大的顾虑，心里也很紧张，就怕要受处理。但是后来有两件事教育了我，第一件是当时我们留下来之后，就要给我们评定工资了，他们南下的干部是供给制，而给我们是薪级制，当时给我评好了之后是十九级，副科级，当时的工资是七十九块多。哎呀，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样，这个数字很高了，七十九块多呀，我心里想，他们供给制，而给我们那么高的工资，并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要逮捕我们，要处理我们嘛。就感觉到国民党的宣传是完全不对的，因为现实就是最好的教育，是吧？这件事给我触动很深。

哈丽莲与张芝在金都台时的合影

您刚才说有两件事教育了您，那还有一件让您难忘的是什么事情？

1950年“二·六”大轰炸后，那天早上，他们把我叫到台长室，说台长周新武找我，我心里好紧张呀，周台长找我什么事呀？真的要处理我啦，紧张得不得了。跑到台长室，周新武台长看见我来了，他说我们要给你一个任务，很光荣的一个任务。这个时候，我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我就听是什么任务。他说，杨树浦发电厂遭轰炸了，工人需要有人去鼓劲，我们想派你去，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这个时候，我也说不出是兴奋，还是紧张，反正心里感到很高兴，周台长当时还拍拍我的肩膀，很关切地叮嘱我：“你要小心啊，可能还有危险，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正是周台长这听似很简单的几句话，却在我这个人身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几句温馨的话，使我心里以前对南下干部筑起的那道心墙，对他们的距离，对我自己患得患失的心理，瞬间瓦解了。

我自己认识到，“哈丽莲，你错了，领导没有歧视你们”，因为他把这样重要的任务都交给你了。于是我就跟着记者、编辑到了杨树浦发电厂。那个时候，看到工厂炸了之后的弹坑还没填，还有尸首抛离在那儿，说心里话，真的很害怕，但是想到周台长的鼓舞，想到这是交给我的光荣的政治任务，我就有了信心，无论如何自己要克服困难，跟编辑们一道要把工人的生产热情鼓动起来。于是，我们就利用他们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面又是唱歌，又是打快板，空了就跟他们聊，跟他们一道下车间，这样工作了一个阶段，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回来之后，也得到台长的嘉奖。
从这件事情和上次的评定薪金之后，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前那些患得患失的思想，都是自己束缚了自己。这件事以后，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转折，我开始接近南下干部，主动去依靠他们。当时的组长是夏之平，副组长是苏珮，还有张芝和黄其，他们也很关心我、帮助我。解放初期的这些共产党的电台干部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的。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好像放松做人了，心里感觉到我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我的播音工作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