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初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是什么时候？
1955年6月，我进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主要搞越剧编辑、采录工作，另外还负责浙江地方戏的采录工作。那时戏剧组有三个小组，北方小组、南方小组、曲艺小组。南方小组是以江苏、浙江为主，北方小组是京剧和外地剧种为主，曲艺小组包括群众文艺、滑稽和评弹等。
您过去接触过戏曲吗？
过去我没有接触过戏曲，到戏曲组以后，通过各种学习，提高了业务水平。
一是要多看，过去剧团上演一个新戏，总要把剧本跟说明书送来，请我们去看戏。看完戏之后，我会再看一遍剧本，增加了解。过去组里从联合电台带过来很多戏曲方面的书，比如越剧《窦娥冤》、《望江亭》等，我就看看参考资料，包括作者当时写戏时的历史背景。
二是多问，我们组里一些老同志对戏非常熟悉，我不明白时就问问他们。另外，组内每月还有两次业务学习，大家把一周内看到的戏都拿到小组来讨论。比如什么戏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这些词汇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感觉陌生，但从旧社会过来的戏有的确实不堪入耳，不太适合大众传播。
我们还经常参加上海剧协和文化局召开的剧目讨论，因为上海过去戏剧舞台是蛮兴旺的，凡是上演一个戏，如有争论，剧协跟文化局都开讨论会，通知我们去参加。通过各种观摩和讨论活动，逐渐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这就是我从不懂到懂再到精通的过程。
当时的戏曲组工作情况是什么样的？
当时电台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一个小组负责一个千赫，比如南方小组，主要就是1500千赫，每天有十几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档也蛮多的，比如180分钟档、90分钟档、60分钟档、30分钟档、20分钟档等。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看戏，甚至一天要看三场。人家都非常羡慕我们天天能够看戏，实际上我们看戏也不轻松。首先看完戏之后，要打一个报告给领导，要写这个戏的主题思想，要分析能不能用，为什么能用，为什么不能用？要写出理由，进行分析。领导批下来了，我们就进行录音，录音回来以后复制剪接。过去我们组长总是要求我们四个字，“广看精选”，只要这个戏的内容没有问题，演员演唱水平也不错，大戏不能用就用选场，选场不能用，就用选段，绝不放弃一个唱得好的节目。
我们除了录剧场的实况以外，还要请演员来台里录音，比如说越剧《红楼梦》、《西厢记》等这些有保留价值的录音，我们都有好几套不同演员表演的节目，要尽量保留他们的声音。所以上海越剧院老领导袁雪芬和吴琛同志对我讲：“老赖，你对越剧的贡献很大，保留了这么多越剧节目。”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教唱、跟唱这两种节目形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当时通过1950年戏曲工作会议和1951年政务院对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各省市的戏曲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了整理改编和技术革新，除了演出一批新的历史剧目，也演出了不少新的现代戏，并在各个地区进行汇演，华东地区在上海也举办了华东汇演。那时候真是戏剧舞台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
除了正常的播出，我们也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宣传现代戏。比如我们采取了“教唱”的形式。当时浙江有个男女合演的剧团，到上海来演出越剧《山花烂漫》很受好评，我们就请主演张金月和梁永璋进行教唱。后来陆续有徐玉兰、毕春芳和史济华等教唱现代戏选段和开篇。
除了教唱，我们还搞了一些跟着唱，比如袁雪芬在《祥林嫂》中有一段唱，非常轻松愉快、跳跃，唱出了祥林嫂成为帮工后的一种喜悦心情。这一段唱只有一分钟，不能教唱，就搞“跟唱”。一遍一遍放，同时也介绍它的曲调、特色，然后重放，讲一讲再放一遍，方便听众跟着唱。这样成功地培养了一些越剧爱好者。
除了越剧编辑工作以外，您还从事过其他的工作吗？
我搞过郊县农村的群众文艺，农村有一些文艺小分队，一般在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文艺活动。印象中郊县最好的文艺活动小组要算松江的新五公社，金山的山阳公社。我几乎把上海的郊县都跑遍了。有时临时有任务也要到工厂去，边劳动边组织创作。
另外，我们还要学会简单的录音。比如演员如果有空会打电话来，叫我们就马上去录音。如果录音组临时抽不出人，我们编辑就得自己拿着机器坐三轮车到演员家里去录。过去的机器是什么机器呀，三型机又大又重又笨，两只手这么抱起来，这么大，这么高，起码有几十斤重。有一次，我到袁雪芬家里去，从底楼搬到二楼，袁雪芬看到都惊呆了。还有一次，严凤英到上海来演《天仙配》，她在剧场演出，录音组也没有空，但是我要做她的专题，也是自己拿机器到后台去录。当时的录音工作相当于体力劳动，后来到6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手提录音机的。
《广播会》是一档很受欢迎的节目，请您谈谈创办的情况。
早在1955年的时候，上海越剧院到海外访问演出，回来以后就在电台首次办了一个越剧《广播会》，相当于听友见面会，请演员谈见闻。后来越剧院又到朝鲜、越南、中国香港演出，回来我们都举行《广播会》。开始时是在北京东路2号二楼的大播音间里举办的，可以坐下两百人左右，后来听众越来越多，我们就改到剧场去转播了。慢慢地不仅剧团到外地去演出回来要办《广播会》，逢年过节时也要办，外地剧团到上海来演出有时也会办，因为听众非常喜爱这个形式。后来不但是越剧要举办《广播会》，其他剧种也举办《广播会》，比如说滑稽戏。我们那个时候不卖票，票是发给听众的。我们当时有听众联系组，他们会把票给写信写得最多的听众。
谈谈您印象深刻的《广播会》吧。
越剧《广播会》每次举办，越剧爱好者都是疯狂来参加。当时的北京东路2号那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我们门口有两个解放军站岗，人民警察也来帮我们维持秩序，他们还帮我们把演员带到后门进电台，那个热闹呀，真是跟现在的歌迷一样。那个时候，外滩的人民警察和剧场的工作人员都跟我们讲，你们搞越剧《广播会》，把我们都忙死了，你们的听众这么多，我们累得一身大汗，都是为了你们啊。
1977年，您再次回到了电台，当时电台的戏曲工作有什么变化吗？
这时电台开放了一些传统剧目，听众也喜爱，演员也开心。1979年，中央台召集各地方台各剧种的主要演员集中在北京座谈，就是鼓鼓气吧，因为演员几十年都没有演戏了，这也增强了老演员的信心，鼓舞了士气。
剧团也有了一些新面貌，开始排新戏，我们也去录音。电台除了播放一些老节目之外，还有一些新的节目，并且开始注意对青年演员的培养了。80年代初，剧团培养了大批青年演员，那时候越剧院有一个戏校，他们自己培养演员。我们那个时候也集中介绍青年演员，分流派一批一批地介绍，引来很多追星族。那时候是越剧又一个黄金时代。
您后来还负责《星期戏曲广播会》的演出吧？
1983年开始有《星期戏曲广播会》了。《星期戏曲广播会》两个星期一次，各剧种轮流安排播出，我负责越剧的演出。另一个星期是《星期广播音乐会》。
其实，我开始并不喜欢戏曲，后来慢慢有了感情，爱上这份工作。不爱上，你就没这种热情投进去，对吧？回顾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些工作，有苦也有甜，辛苦一些，可是看到留下这么多剧目，自己还是很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