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广播工作的？
1947年，我经人介绍进入了民营“民声”电台，担任播音员。一年后，转到了“金都”电台。在这两个电台里，我都是从事沪语的播音工作。
当时民营台的节目比较多，有歌唱社、越剧、评弹、滑稽等。在两个节目之间，会插播一些广告，我们播音员主要以播广告为主。节目中还有听众点播环节，只要听众打电话来台里点歌，我们就会尽可能地满足听众的要求。在一张电话单子上往往写着某路几弄几号，某先生、小姐所点唱的歌曲或戏曲等简要信息，我们是根据这张单子上的内容来介绍的。我们在广播时嗓音要略提高一些，这样一来也可以使听众听得比较清楚。沪语广播在解放前的上海电台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当时从表面上看，民营电台和官办电台是没有关联的。官办电台直接受国民党管辖，民营电台是老板负责的，但是老板必须参加统一的同业公会，而同业公会又受国民党政府领导，所以如果说民办电台和当时的官办电台没有任何关联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民营电台是靠什么来维持生计的呢？
民营电台都是靠广告收入来赢利的。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时，普遍是两家电台合用一个千赫，如“民声”与“九九”电台合用。今天“民声”播音，明天“九九”播音，两家电台轮流使用这个千赫。演员也是如此，今天去这家唱，明天去那家，也是轮流的，这是最早的时候了。
后来就改成小时制了，即前四个小时“民声”播，后四个小时“九九”播。这样做是为了广告赢利均衡。先前两家电台的广告费是加起来平分的，这样一改变，那么前四个小时的广告收入是我的，另外四个小时的广告收入就是你的。只要我的广告赞助多，那我就可以多赢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时间是前四个小时先播音，然后可以外出四个小时，之后再回电台继续工作。
那些艺人也是来民营电台现场演出的吗？
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录音，演员只能直接到电台来演唱。许多当时上海滩的名角都曾到我们台里演唱过，比如尹桂芳等。我们“金都”电台和金都大戏院是相邻的，所以如果尹桂芳要到我们电台唱，就要从金都大戏院的前门走过来，这样容易造成围观者众多。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两家相邻的那面墙敲掉一小块，让演员从这个通道走过来。这样既方便，又避免戏迷围观堵路。刚开始的时候，戏迷没发现，但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人们说：这个不是尹桂芳吗？怎么从这个地方走了？要到电台里去唱歌了？后来在对马路的人行道上围观的人群就越来越多了。
据史料记载，到1949年5月，上海有21家民营电台，1952年10月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广播电台。您进入到联合台后的情况怎样？
1952年“金都”并入联合台后，我继续做沪语播音员。1953年联合台搬入北京东路2号，名义上是联合台，但实际上我们逐渐归属于人民电台。联合台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专门的编辑写稿子了，我们主持戏曲、曲艺等节目时，要严格按照稿子念，多加一个字或少一个字都是不允许的。
1956年联合台取消后，我仍旧担任沪语播音员。我曾播过《广播漫谈》、《科技节目》、《新人新事》等，有上海话和普通话两个版本，但都是同时使用一份稿件的内容。《新人新事》的时长有十分钟，主要内容是介绍群众中出现的一些好人好事。《广播漫谈》大概有十五分钟左右，内容是分析在社会上出现的看法、思想和问题。它们都是很短小精悍的节目。
解放前后，您在沪语播音的风格上有何改变？
在民营电台时，我就拿着一张电话单子随便播，比较放松。到了联合台后，就要求我们不能播错一个字，播音时要严肃认真。刚开始，播音效果很不自然。但播出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播音方式了。
沪语节目撤销后，您从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里的什么工作呢？
1958年下半年，沪语节目就基本撤销了，只保留了农村节目《阿富根谈生产》，这是档农民喜欢的节目。而我就调到节目科工作了。当时演员来电台现场演唱就比较少了，多数是录音和唱片节目时间。我在节目科里负责唱片发放工作，进行一系列核对后，把唱片装在车子上再推到播音室里，按照不同时间放入相应的柜子，值班的播音员会按照需要去柜子里拿唱片播放。唱片内容主要是戏曲、曲艺、外国音乐以及解放后创作的歌曲等。
当时有个节目是将新闻和音乐结合在一起播出的，这样既能听新闻，又能欣赏音乐，达到吸引更多听众的目的。
“文革”后，您还是在节目科里工作吗？
我在1979年回到了节目科。当时科里有六七个工作人员，但是这六七个人的工作性质都是不同的，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具体步骤是这样的：第一步，新磁带分剪。因为进口新磁带全长1000米，在录音时容易脱芯，使用不方便。第二步，发录音组录制新节目。第三步，交付编辑审听、复制。第四步，回收编号、验收、盖章、制卡。第五步，发往千赫播出使用。第六步，收回检查并入库保管。
1990年之后，您怎么会参与转存老唱片资料工作的？
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是由领导指派，都是退休后返聘的，都比较认真负责。主要成员有我、杨爱珍、赖素娟、陆进云等。当时我们库里的磁带基本都日趋老化、脱磁、易断裂。所以转存工作就显得十分艰苦和重要。
我记得，在转存老唱片的时候还有着许多特殊、难忘的事情。举个例子，《孙中山的讲话》是一张唱片，其一面是普通话，一面是广东话，这张唱片有些变形了。我们在处理时，就把唱片放在一盆热水和一块大玻璃的上面，再压几块玻璃。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慢慢地把它压平了。这项转存任务，我一直持续干到了1996年。
总体上，我们将这些珍贵老资料都翻录下来了。回想起来，台里的宝贝东西可多了。我们在复制老节目的时候，政治节目里有政治人物的讲话，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和孙中山、宋庆龄等，以及巴金、郭沫若、钱伟长、俞振飞、蒋月泉、尹桂芳、袁雪芬等的讲话。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您从1947年就开始做广播，您觉得广播对于您意味着什么？您对如今广播事业的年轻从业者有些什么寄语吗？
1947年刚开始播音的时候，感觉自己还像小学徒一样，什么也不懂，必须从头学起，但我觉得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很高兴的。我本身很喜欢戏曲，所以做播音工作对我来说是十分开心的。那时候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之后我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科，虽然远离了播音话筒，但是我认为自己一直没有离开过钟爱的广播事业。
现在的年轻人要比我们更聪明、更能干，我希望他们能够为广播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