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后，您在电台的经历是怎样的？
1946年中学毕业以后，我经亲戚介绍进了一家民营的“九九”电台。这家电台坐落于南京西路的一条新式弄堂里。播音室很小，前后两间加起来只有四五十个平方米。我在前面一间播音，后面一间放了一些沙发，演员来候播的时候就坐在沙发上。当时上海滩的名角，像严雪亭、蒋月泉、姚慕双、周柏春、戚雅仙、石筱英等这些当红艺人都曾被我们邀请来电台现场演播过。“九九”的发射功率其实是很低的。不过除了上海本地听众外，江苏、浙江等部分地区也还是可以接收到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所有的军营、公营电台都由军管会接管。当时的党、政、军、警，甚至三青团等都有自己的电台。解放后民营电台也根据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一些民营电台是有官方背景的，有的被淘汰了，有的就并入联合台了。联合台除了转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外，平时仍旧以播娱乐节目为主。到了1953年联合台改组，一部分从业人员转业了，另一部分则转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员，继续主持沪语节目。后来沪语节目慢慢减少，电台的录音方式也进行了调整，大部分节目不直播了，改成了录播。录音组成立的初期很缺乏人手。因为我既懂点录音，也懂点播音，后来我就自愿调入录音组了。
1953年你转到录音组后，角色有转变，对广播的录音工作有什么体会吗？
我刚到录音组的时候，对录音工作不太熟悉，一些老同志就主动帮助、指导我，我的业务水平在实际操作中也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初学录音，一定要先录语言节目，如新闻、外语、教学等。这样就既练了基本功，又可以迅速掌握录音技术。我认为，进入录音组后一定要“吃两年萝卜干饭，坐两年冷板凳”。录音组的工作是属于幕后的、不为人知的，所以往往得不到台前的荣誉。不仅什么节目都要录，而且节目的特点也都要懂，这需要个人慢慢摸索，所以在录音组的头两年就是我打基础的时候，也是我逐渐转变角色的适应期。
编辑、播音、录音这三个科组是由总编室领导的。当时总编室有一个口号，叫“录音要为编、播服务”。我们当时年纪都很轻，一开始想不通我们录音组为什么要为他们服务，心里就有一点不服气。但后来经过政治学习，大家都懂得了录音工作的重要性。原来录音不但是为编辑服务、为播出服务，更重要的是为政治服务。把录音提到如此高度，使我们更加重视录音、重视质量，不能出一点政治差错。
最开始的钢丝录音机被淘汰后，电台主要使用从前苏联进口的第聂伯尔Ⅲ型机，这些机器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我们录音组的一些技术人员的操作水平很高，经过他们的一系列改造后，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交流声、马达感应声等。那时候，我们对播出时的录音质量是很重视的。不但播出时一点都不能有杂音，而且在重新接头的时候也不能有痕迹。
当时的新闻节目是如何播报、录制的？
我们早上五点多就要到录音室进行早新闻的录制了，因为新闻在七点整就一定要播出了。编辑同志不但要排新闻的顺序，而且还要改稿子，有的时候甚至还来不及审稿，新闻就直接播出。播早新闻的同志，其实也是很紧张的，有时候容易“吃螺丝”和读破句、断句。我在录制时，会很专心地听这些播音员念新闻稿，一旦他们念错了，我就可以很准确地停在这个念错的地方，让他们重新念。因此，很多编辑和播音员都喜欢和我一起工作。
举个例子，当时三十分钟的节目，前面录好的十五分钟要先拿到放送室去播出，而另外的十五分钟还在录。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十五分钟却要先将录好的五六分钟马上送去机房。播音间和机房是有一段路程的，你一奔过去，就有人来接，而后面的十分钟，我们只能三分钟一圈，两分钟一圈，最后一分钟一圈这样操作，往往一档新闻节目要弄成五六圈。
做新闻早班是非常辛苦、紧张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天，往往在五点左右就要赶到电台，这样的话我三点多钟就要起床了。当时天没有亮，而且还要赶上夜宵车。怕闹钟失灵影响到工作，我就用两个闹钟，可是我总是在铃响之前就醒了，在这几十年中我没有一次迟到过。当时我家住在淮海中路近襄阳路，离电台比较远，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我就把家搬到了虎丘路，这样的话步行去电台只要三四分钟。
作为录音师，当时还要经常出外勤，录制一些演出实况是吧？
录制实况节目的条件十分艰苦。大型实况演出录制需要的器材很多，如调音台、录音机、话筒、话筒架等。我们还要爬到舞台的天幕上面去装设备，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在剧场的中间装一个能覆盖全乐队声音的大话筒。我们组要动用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人力。要是机器不够就用备用机；要是人力不够，就连机修的技术人员也要帮我们一起出外勤。由于文艺演出特别多，有时候一个晚上我们要连赶三四个剧场录实况。当时我们会去长江、大众、黄浦、丽都、兰心等剧场录音。为了节省人力，剧场演折子戏时，就自己一个人去。我们事先会预看折子戏，看好后将它记录下来，如果是六十分钟的戏，我们就会在台里用玻璃胶布将开盘带直接接成六十分钟。这样录制时就省时省力了。这些剧场的扩音、电源等设备根本就达不到我们的录音要求的。
一些小型剧场的条件更差了，这些小型剧场通常只有两三百个座位。有的小型剧场就设在弄堂的茶室里。往往一张桌子、一个话筒就能构成“舞台”了，有一两位老艺人在台上演出。观众席有一百来个座位。观众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听戏时比较随意，常常看着高兴了，两个人还会嘀咕里面的内容，艺人上面唱，他们下面就聊开了。因为舞台和观众的距离不到一米，所以场子里的杂音很多，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录音效果。我们每次录这种小型剧场的时间都很长。四回书一般需要三个多小时，如果是从晚上七点一刻开始录音的话，起码要录到十点三刻，之后十一点多才能回到电台，而到家已是深夜了。那些在小剧场里演出的老艺人差不多都是六七十岁的高龄了，他们表演的都是些非常传统的剧目，如《珍珠塔》、《玉蜻蜓》等。我们很重视这些老的剧目，一旦不及时录制，就意味着要失传了，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将这些珍贵的剧目保留下来。我认为，这些资料不但听来很有意思，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可以说十分珍贵。
您的职业生涯很漫长，退休后返聘，又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我1984年退休后被返聘，一直到1990年，当时主要负责广播剧、歌剧合成以及电影剪辑等。其中广播精品节目《滑稽王小毛》在1987年刚推出的时候，我也帮了一些忙。当时负责《滑稽王小毛》的两位同志，他们会组稿，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加工、录音，如何处理音乐、效果等，所以录音科就派我去协助他们。从《滑稽王小毛》的第一集开始，我就帮他们一起录制，直到四十集左右都是我录音的。其中《滑稽王小毛》之小品《中奖之谜》在全国评比中获得优秀创作奖。我在音量、音色以及艺术处理上都做到了再创造、再加工以及精益求精，并多次受到了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之后从1990年到1996年，我主要负责抢救老节目的工作。龚学平同志当年多次指示：“要在向外开拓的同时向内挖掘，就是要把历史上的优秀节目，名人名家的著名唱段，挖掘出来，发扬光大，丰富人民的文娱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台里成立了“老节目抢救小组”。主要由我、赵志芳、曹天祥、杨爱珍、赖素娟、龚敏芝6人组成。这种老节目的整理、修复工作其实是十分繁琐的。这些几十年前的唱片有的已经变形了，而有些钢丝录音也已锈蚀了，当年的录音设备和技术可想而知，既要保持原汁原味，又要有所提高，其难度是非常大的。这六年多，我主要就是负责这项工作。我们共完成了3928小时的抢救任务，这个数据是以分秒累计计算的。
回顾我的从业经历，我很羡慕今天的年轻人，衷心希望上海的广播事业明天更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