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介绍一下解放前民营台的情况吗？
我是十一岁左右从北京到上海来的，1946年年底，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家里兄弟姊妹比较多，念书就成问题了，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出去找工作。当时就听说有一个民营“金都”电台要招播音员，我也觉得好玩，想要赚钱嘛，就去试了。因为我有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一试就留下了我。接着就每天去上班，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下午四点之后到晚上是另外一个播音员来接班。那时候我年龄小，对样样事情都挺好奇，就整天呆在那儿。逐渐从不会播音到会播音，那时候的播音就是说说话、放放唱片，还有滑稽演员、评弹演员来表演等。
后来有一档节目是放电影歌曲，我自己挺喜欢学英语的，就做了一档节目放年轻人喜欢的歌曲，从中国的流行歌曲，到外国的流行歌曲都有。我记得当时有一张唱片叫《You Are My Sun》（《你是我的太阳》），一放不得了，年轻的学生们，比如圣约翰大学的、震旦大学的，还有市三女中的学生都欢迎得不得了。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好像是七点半到八点，听众很多，每天电话不断，要点歌播放。
就像我们现在广播的现场电话点播，是吗？
是啊，都是直播的，打进来的电话铃声不断。比如：今天有朋友过生日呀，就点播歌曲《Happy Birthday》，或者点给谁听喜欢的歌曲呀等等。那个时候，这档节目做红了，但放唱片的广告费是不够多的，结果金都电台的那名私人老板不打招呼，次日就说这档节目要取消。我当时不懂事，就在广播中讲：“老板为了赚更多的钱，不顾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明天这档节目就没有了，要点播什么赶快来电……”结果老板马上派了他那流氓朋友（腰里别枪的）把我辞退。二十天后“亚美麟记”电台就把我请去了。
能说说去“亚美麟记”电台之后的情况吗？
当时上海的民营电台不下几十家，很多电台都是用上海话播音，播普通话的很少。但是“亚美麟记”要普通话播音员，于是就请了我。其实亚美和麟记是两家并一家，亚美是无线电公司，麟记是蓄电池厂。
那时候，我们也有跑广告的工作人员，他们到华纳影片公司去联系了之后，华纳就来接了我们一档节目——播放华纳最新出品的影片和电影音乐，华纳影响很大，比方后来美国的里根总统，就是华纳公司的。这些电影的片名，里面的内容简介，男主角、女主角是谁，都由我们来介绍。除了接受写信点播，还接受电话点播，也就是说在40年代电台就已经这样干了。这一段时期，我们搞得很热闹，还把歌词记下来，汇总出一个小本子，印了这些歌词的小本子，两毛钱一本，我们就在电台卖。
还有一桩事情也挺有意思的，当时我们因为华纳的这档节目也红了，就搞了一个特别的花样，上海人叫噱头了，我们就搞lucky number（幸运数字），即随机抽取1－10位的数字组成一个号码，一周搞十个，如果中了，可以得到两张大光明的花楼电影票，就是楼上第三、四排最好的位子。
就这样在“亚美麟记”电台，我们把这个节目搞红了，搞红了以后呢，我又搞了古典音乐。每个星期天，我们会邀请音乐学院的姚继新教授来讲解这些名曲的背后故事。比方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怎么样的，演奏者是谁等等，有的让我讲，有的教授亲自讲，我在“亚美麟记”电台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等到解放军接管了，以后又与其他私营电台合并为联合电台。
您什么时候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呢？
1950年以后，所有民营电台的播音员集中学习，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所有的人集中一块儿学习。军管以后是个过渡时期，有一个阶段，我去念夜大学，主要学习语文。我没上过正规大学，但是我说我上的是社会大学，我业务的提高就是靠工作当中来的。后来联合电台搬到北京东路去了，我们就在北京东路上班了，全都成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了。
从民营台到联合台，再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您有心理负担吗？
自己的心里好像有。但是我的业务能力不差啊，因此慢慢地也就受到重视了，一些重要内容也让我们播了。我那个时候应该说年纪比较轻，语言表达能力也比较好，感情的表现力比较强一些，于是我凭借我的业务能力慢慢升上去，所以之后的“五一”、“十一”等大型的广场转播、广播大会，我都有份。外国代表团来等等重大活动，外事处要人去，组织上信任我，也经常会派我去。
人民广播电台和民营台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那就是我们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了。那个时候，我申请入团了，跟着党走，听党的话，我一直很努力工作，结果在1960年被评上了上海市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当时我感觉我是在为人民服务了，不是为私人老板报广告了。我记得呼第一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呼号心情很激动。
说说您参加的大型政治活动或文艺活动吧。
当年前苏联的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刘少奇同志陪他到上海。领导派我和陈醇到机场去转播，就是说我们也要参与直接采访了。我真不习惯，我们原来的习惯是“不见字，不开口”。你要让我瞎说，让我们顺口就说，那可不行。但任务既然来了就要认真完成。那天飞机快来的时候，我跟陈醇就站在那个飞机场的平台上面，跟编辑、记者一块儿搞报道。在顺利完成播音任务后，我自己也觉得挺光荣的。
您什么时候开始做《百灵鸟》节目的呢？
《百灵鸟》从1980年招生，到1981年开播，我就没停过。《百灵鸟》节目培养了很多小主持人，这些小孩到后来都能够直接用话筒跟我对话。比如有个板块是介绍《小青蛙报》，当中有长篇故事、有短篇故事、有诗歌、有儿歌、谜语等，就是跟小孩一块播讲，两个人对话的形式。除了每天播出节目外，也录制了大量少年儿童及学龄前儿童故事，长篇和短篇的都有。
听说您还录制过许多拼音教学、少儿故事等出版物?
是的，我是录过许多的盒带。比如，我录了《教孩子学拼音》的带子，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还有很多讲故事的带子。教孩子学拼音，是1983年录的，这一套盒带当时一直是每年小学开学的时候，新华书店要供应的。好像延续了好多年，一年级小学生的必修课。
您主持的《老年广场》栏目，有何难忘的事情吗？
1988年以后，上海有两百多万的老年人，应该说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了，所以电台就开辟了一档《老年广场》节目。《老年广场》节目需要退休了的老年人来播，所以就找了我、陈醇、郭冰，我们三个人，一个人一个星期两天，我们三个人轮流。
我们的节目就是让老人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我们还组织过几次听众联谊活动，一次是到嘉兴去，我们就在一个茶室里面，找了几十位老年听众，学习《老年法》，他们高兴得很呀。还有一次活动是组织一个舞会，有一些老年人特别爱跳舞，我们组织一点节目，当场朗诵、唱歌、跳舞等。主要是跟老年听众们搞见面会，互相加强了解。还有大型的医疗活动呀，这都是“老年广场”听众联谊会的内容。
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很幸运的，你们生在一个好时代，如今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发展繁荣兴旺，广电事业蒸蒸日上，无比辉煌。你们应该是前途无量的，我每次只要看到集团的各种活动和取得的成绩，都为你们感到高兴，我对你们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