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要求：
1．论文符合本刊宗旨与学术规范，具备较新的学术观点，使用较新的文献资料。评论性文章观点鲜明，语言生动，分析深刻，能够及时反映、探讨学界及业界的热点问题。
2．所投稿件为作者本人 撰写并未曾在其他刊物公开发表过。
3．稿件一律用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发送到电子邮箱：guangdianyanjiu@yeah.net
4．附件请用Word文件，并注明文件名及作者名。
5．稿件篇幅：论文原则上以6000字以内为宜；评论文章控制在1500字左右。
6．稿件应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职称（职务或学位）及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及邮编、联系电话（手机最佳）和电子邮箱。
来稿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1．请勿一稿多投，也不要重复投稿。
2．收到稿件后，本刊编辑部认为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要求但仍需修改的，会主动与作者联系。投稿后30个工作日内未收到本编辑部处理意见的，可自行对稿件另作处理。
3．因经费有限，编辑部对特约稿件支付超标稿酬，一般稿件只能略付薄酬。
文章格式有什么讲究？
1．标题。主题用1号黑体；副题用3号宋体。居中。
2．作者姓名，用四号楷体，右对齐。
3．文本提要，小四号楷体，200字以内；关键词，小四号楷体，3-5个。
4．正文，用5号宋体。1级小标题用小4号幼圆体，居中；2级小标题用5号黑体，左对齐并缩进两个汉字；3级小标题用5号楷体，左对齐并缩进两个汉字。
5．鉴于本刊区别于其他学刊图文特色 建议作者供稿时提供文章相关图片及作者照片，并确保图像精度。
6．文末标出作者单位及职称（或学位、职务），若有多个作者，用分号隔开；
7．注释一律采用尾注形式。注释二字，用小5号黑体。注释条目各项顺序依次为：作者姓名、冒号、《文章标题》、逗号、《刊名》某年第几期（《书名》第几页，某年版），用小5号楷体。
8．为节约篇幅，一般采用注释形式的文章，不再单独一页设立参考文献。
“代表时代的最强音”
您能谈谈随解放军南下的经历吗？
1948年，我在青岛读高中，那时候，我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所以国民党当局要抓我。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我就离开了青岛，投奔了共产党。我们几个学生走了六天六夜才到了山东潍坊的解放区。当时解放区准备在华东成立一个综合的正规大学。我经过考试后被这所大学接收了。后来因为形势发展得很快，需要一批干部，就号召我们南下，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先挑走了二十来人，我是其中之一。
进入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后，我主要担任播音工作，夏之平是我们这批播音员的指导老师。当时华东局给我们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任务就是接管上海、杭州、南京三地的电台。上海是一个国际大城市，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我们这批接管上海电台的人当时随军南下后，在丹阳待了一个多月，学习入城规则、政策，并没有马上进上海。我们人手一本关于上海的材料，上面有关进城后要遵守的条款等内容都写得很详细，比如不能再有游击习气等。
在丹阳，我们有两个任务：一是学习，二是每天都要记录广播新闻，主要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中央的指示、政策都在广播里了。另外上海的情况也要从每天收听的国民党上海电台来获知。
那时候听广播里讲，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我们马上把这个消息传到华东局，然后大家就打背包准备进上海。其实25日那天战争还在僵持。解放军是先从上海的西区进来的，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邮电大楼那块，双方的交锋还是很白热化的。所以25日那天还不能称上海已经完全解放了，只能说解放军进入了上海西区了。上海真正全部解放应该是5月27日。电台派了两批人去接管，第一批是与解放日报、新华社的人挤在一辆卡车上，25日晚上赶到上海的。而我们第二批是五月底走的，坐的是“咣当咣当”的闷罐子火车。
当时的上海广播是怎样一个状况？
当时的上海，好多人的生活是绝对不能缺少广播的。解放前，上海就有很多电台，所以上海人拥有收音机的数量是比较大的。工厂里从早到晚一直开着收音机，工人们一面劳动一面听广播。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社会新闻，另一方面也是娱乐，调节精神。所以广播在人民的心目中，地位是相当高的。一位工人曾说，收音机就是我的伴侣，我从厂里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直到睡觉前，它就这样一直开着，它一直陪伴着我。
上海解放的时候，民营台还有很多，民营台里的播音员当时都叫“报告小姐”、 “报告先生”。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在一个大播音间里播音，他们来广播，一时改不了口，就习惯性地将我称为“报告小姐”，我当场就瞪了这人一眼说，怎么我成了报告小姐了？他马上再改口，下面请播音员同志……这件事现在想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上海解放后，华东台就将呼号改为“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了。为了改变当时上海广播的单单追求娱乐性的局面，电台提了一个口号——“广播是党的喉舌”,一下子将广播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播音员说的每句话都是代表党的政策，所以对播音员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当时有一件趣事。我的嗓门挺洪亮的，有一次我进播音间打开了话筒，刚开始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时就把机器给震坏了。负责调音的工作人员就说，你这么大声音干什么？我有点委屈。后来只要我一进播音间，他们在增音室里就赶快把音量调低。
播音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都要体现共产党的作风，要代表一种正气。我们当时统一身着军装，戴军帽，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臂章。因为这身装扮，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去外滩，看厕所的人见我上了女厕所，就连忙叫住我不让我去。他看我戴着军帽就以为我是男的。我们那时候是不允许随便上街的，处处都很严格。没有休息日，都住在电台里，一天二十四小时必须随叫随到。因为人很少，任务很重，我们早上一起来就到办公室里随时听候组织的安排，随时工作。
1950年代黄其与同事合影
当时有个说法，播音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代表个人？
对。当时从解放区来的播音员，有我、夏之平、苏佩、张之、郭冰等六人，还留用了一些原先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人员。很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我们都要参加转播。不管是在广播里，还是在生活中，播音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代表个人。可以说，我们播音员就是政府的发言人，所有的政策，比如说公报、社论都是通过我们传播给大众的。所以我们都将播音任务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播音员都把自己视为政治宣传员。所以我们当时提出，播音员宣传党的政策，他自己首先必须是模范执行者，随时随地要对自己高要求。
我们当初提出个口号叫“播音员是代表时代的最强音”。刚开始我们布告法令，是用十分严肃的声音来播。后来领导说，你们不要老是显得很高高在上，所以除了新闻以外，其他的节目，比如听众信箱、知识杂志等，我们就开始改变风格了。但还是会有一种播音腔。
1950年代工作照
要求高，任务重，而每个记者文风和字体又不同，那个年代当好一名新闻播音员应该很不容易吧？
是啊。刚解放的时候，台里是没有稿纸的，记者采访时就用白纸写。之后，陈毅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拿白纸写新闻稿？记者回答，我们没有稿纸。陈毅说，这怎么可以？然后他赶快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有关方面要给记者配备钢笔、稿纸等。这样才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专用稿纸。那时候，看稿子可真不容易呀！我们播音员要知道每一个记者的写字习惯和风格。有时候，我们拿了稿子后，看都来不及看就要播出了，万一没看懂记者的字，那是要出大问题的。记得当时有篇稿子是要给市里审的。晚上九点的新闻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而稿子还在路上。我就站在北京东路二楼的楼梯口等那条新闻，心里很着急。记者等市领导批完了，坐了汽车马上赶到电台门口，从楼梯口跑上来递给我。等我拿着稿子赶到播音间里，刚刚坐下，就听见“嘟嘟嘟嘟”——九点钟的报时响了，我都没看稿子就念了。这则新闻是报道当时的一个重要会议，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好在这些人名，我们平时接触得多，播得很顺利。如果播音员没有积累的话，是根本没办法读这篇稿子的。这些重大的新闻，播音员一点也不能错。
后来为了避免出现政治差错，电台开始提前录音了。但是录音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播音员也是基本上一个螺丝都不能吃的。有的时候，紧张到什么程度？我们播新闻常常是分几盘带子录的。录完的盘赶快要先送到播音间去，有时候会录三四盘带子，常常是两条新闻一送。稿子来得非常急，我们要抢时间。
感觉当时广播的工作状态还是非常紧张的。
也许现在年轻人对此不可理解，有那么紧张吗？因为刚解放的时候，社会上很混乱，特别是上海，地痞流氓、潜伏特务其实是很多的，鱼龙混杂，不得不防呀！记得曾有一个精神病患者，不知怎么就混进电台了，满楼乱窜，弄得我们全台紧张得不得了。解放初期电台是设立在延安路的，只有大门口的两边站着解放军。1952年搬到北京东路后，不但门口有关卡，而且播音区也有保卫。电台是一个机要单位，我们当时都属于机要人员。直播的话筒是掌握在播音员手里的，所以我们事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
当时我们工作的责任心是很强的。电台每天早晨六点钟开机对外广播，播音员必须先打开播音间里的机器，机房的技术员才能开始工作。台里规定五点五十分前一定要到现场做准备工作。所以负责值班工作的播音员，一般五点钟就要从家里出发了。有一次，我不小心睡过头了，大冬天里，我袜子都顾不上穿，马上套好鞋，披好大衣，拦住一辆三轮车就往电台赶。我心里特别着急，都没心思坐着，人就一直立在三轮车上。进了大门口就狂奔，等到了播音间把机器开了后，心才算定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工作真是紧张得不得了！早上六点钟开始工作，除了播新闻要出去拿稿子外，其他时间都是在播音间里度过的，连中饭也都是在播音间里解决。有些播音员播唱片时是边吃边放的，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
当时的广播都有些什么与现在不同的节目呢？
解放初期，主要是反复播一些政治性比较强的节目，如布告法令等。当时，我们有一个节目叫“记录新闻”。电台有两个频率，我们平常节目播出是用一套频率，而记录新闻则专门使用一个频率。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有记录新闻的。
记录新闻维持了很长时间，我们主要播上海、华东一带的新闻，要用“记录速度”将华东局的一些精神传达出去。各地方的电台则要抄录这些内容。“记录新闻”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播，一篇百多字的稿子不但要念得很慢，而且还要念两遍。当时报气象也要按照“记录速度”播的。沿海一带的渔船要根据我们的气象信息出海。各地方的有关部门将气象预报收听下来，然后通知渔民采取措施躲避台风。
当时台里还有教学节目，教汉语拼音、俄语、英语等，那时候全国还大力宣传推广汉语拼音。教唱节目也挺多的，如戏曲教唱、歌曲教唱等。解放初期，广播乐团的演员教唱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很多歌都是广播里教的，如《解放区的天》等脍炙人口的曲子。
那时台里号召大家要一专多能。我的本职是播新闻，但音乐、诗歌朗诵、广播剧我也要参与。
据说当时的电台经常举办广播大会，是吗？
解放初期，广播里宣传党的政策的新闻很多，上海人民将广播里说的每句话都看作是党的政策。所以早新闻是关心时政的上海人必听的，包括市里的各级领导。为了扩大宣传，市里也经常利用电台来举办广播大会。
我记得还有一件趣事。当时从播音间到休息室，有两个楼梯可通，一个是消防楼梯，又叫太平梯，另一个是正规楼梯。陈毅同志来作广播讲话，一个人从太平楼梯下来了，保卫人员找不到他人，急得团团转。因为那时候刚解放，社会上还是挺混乱的。他们边在楼里到处找，边喊陈毅市长不见了，不知道哪儿去了。我们播音员也很紧张的。其实陈毅同志这时候已经安然地坐到休息室了。后来有个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处长还批评了陈毅同志。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有什么关系？到这儿还怕什么？他的意思是说电台是很安全的，不用担心。除了陈毅经常来台里讲话外，宋庆龄也来过，还有华东局的魏文伯等也来过。
广播大会主要是政治性的吗？
广播大会这个形式是我们上海创造的，1949年解放军入城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形式了。广播大会有政治的，也有文艺的。如号召捐飞机大炮等动员大会，就完全是政治性的了。所谓广播大会是指通过广播，大家聚拢在一起，各界群众可以现场沟通。广播大会播出时，群众打进来的电话很多，我们在大会中插报电话条子，如某某讲了什么话，或者是接到了某某的电话。我记得“抗美援朝”这期，电台整整播送了三天。这三天中，我们不断接到电话，比如哪里捐多少钱等。动员大会里还会穿插一些文艺节目，但演员唱的也是和抗美援朝有关的内容。
广播大会也有很多文艺的，真是热闹呀！基本上早上八九点钟左右就开始了。一般是上午播电影，安排一些文艺界的人一起来看。下午是戏曲，如越剧、沪剧、扬剧、淮剧、锡剧、京剧、昆剧等，那就要安排戏曲演员来。因为是直播嘛，所有的演员都会来电台演出，因此门口的追星族特别多，演员只能从后门走，要不然，根本出不了门。
当时的很多剧团不但在我们节目中做广告，而且还卖票子。因为当时在电台宣传了以后，人们知道了，才会去看这个戏。而且剧团的新戏都要先在电台唱一段时间，人们熟悉这个戏之后，才会去剧院买票。我还挺佩服剧团里的推销员的，他们反应特别快。听众是打电话来订票的。这些推销员能在电话里，直接就告诉订票人几月几日几排几座等这些信息。这相当于现在的广播直销了。
当时怎么转播重要活动和大会呢？
转播大会很多。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我们播音员还去做翻译，其实我们根本不懂外文的，我们称这个为“假翻译”。翻译把演讲稿翻译好了后，再和外国嘉宾商量好，每段话的节点，都给他划好。等嘉宾停了后，我再说，听上去像是我帮他翻译，所以群众以为是我们懂外文的。当时有个非洲的妇女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我去给她做“翻译”。嘉宾开头说了没两句话，就坐下了，结果我把她的稿子从头到尾都念了，念了好长时间。
当时的待遇是怎么样？
解放初，我们这些南下的同志是没有工资的，实行的是供给制，我拿的是三块钱。一直到1952年，才改成包干制。三块钱可以干什么呢？可以买肥皂、草纸、牙膏等。我们一年发两套单军装，一套棉军装，两件衬衫，我们都是在食堂吃大锅饭的。而电台留用人员是拿工资的，在我印象中，他们的工资是很高的。1952年实行包干制后，我拿的是三十块。但是不发衣服了，也不能吃大锅饭了，什么东西都要自己付钱，公家就不管了。当时的工资也不高，也没有奖金和加班费的。最多就是晚上十点钟以后发一毛钱的夜餐券，而且必须在食堂吃。其实，我们常常工作到很晚，夜餐还来不及吃，就赶着回家了。
黄其与陈醇的工作照（摄于1958年）
听说您后来还在新开播的上海电视台兼过职？
1958年9月30日，上海电视台开播的前一天，我就从电台被派到了电视台试播，因为电视台是没有专门播音员的，而是统称为报幕员。记得我们是在类似照相馆的灯光条件下来拍电视的。播音间也很简陋，在大播音间的一个角落里搭出一个鸽子棚，大概1.5平方米不到的一个地方，用板把它隔出来一间，然后在木板上挖一个方洞，摄像机在这个洞的外面，我们就在洞的里面。灯光离我们报幕员很近，夏天、冬天都是这样照的。拍摄出来的画面，脸都是歪歪扭扭的。
那时候，电视台没有录像，都是直播的。所有的节目都在一个演播厅里，切换都在这个房间里，我出去报幕的时候，眼前挥舞着的什么都有，还不能走神。当时看电视节目的群众很少，因为家里有电视机的人很少。电视机的样子很笨重，像真空管的木头壳子，画质很差。我在电视台只兼职了一年多，后来沈西艾等就接了我们的班。
后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后来我在1969年离开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因为当时电台的节目基本上都停播了，主要转播中央台的。我就被调到教育战线，做老师去了。一直做到1978年，才重新回到了播音岗位。1980年，我从电台调入了上海电视台的播出科。到了1984年，我担任上海电视台译制科科长兼译制片导演，先后导演译制的电视连续剧有：《鹰冠庄园》、《大饭店》、《拿破仑与约瑟芬》等共300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