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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不是青春职业
您怎么会进入广播电台工作？最早在哪个电台？
我念的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本应是组织上分配的，但正好赶上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招播音员。经过报考录取，被分配到徐州市的电台从事播音工作，这是我最早到的电台。当时徐州是属山东管辖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我们的播音间是一般的房子改建的，四周挂厚布隔音，没有通风设备，更不用说空调了，当时的艰苦条件是你们现在想象不到的，男同志到了夏天热得没办法，就光着上身，披条冷水毛巾来降温。但女同志就不行了，记得当时有位女播音员比较胖，我们男的就在后面慢慢给她扇风。
您刚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最初播什么节目？
我是1953年从徐州调到上海的。那时北京东路2号刚刚建好没多久，装修都是新的，而且还有冷气和暖气，我觉得上海真是非常先进。但当时上海的局势还不稳定，比方说外滩那里，我们晚上值了晚班之后不敢出门。我先是在华东二台播《市场行情》，面粉多少钱一袋，龙头细布多少钱一匹，因为当时刚刚解放，物价还不稳定，就每天播报市场行情。以后慢慢报新闻了。
初到上海，有何难忘的经历吗？
我们刚来上海就得到通知，不准我们到“大世界”去玩。我们几个刚来的人都说南京路没去过，就决定去看看，到了电影院，刚坐下，一个幻灯打出来了，“香茶一杯，美女陪伴”，大家一看赶快跑。当时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作为播音员，上面要求我们要认认真真地从事工作，社会活动要有所选择，哪里应该去，哪里不应该去，因为当时都说“上海是个大染缸”，容易出事情。
早期电台的播音组主要由哪些人组成，您还记得吗？
当时我们播音队伍由几方面的人组成，一是跟着解放军打进城的，包括我们第一任播音组组长夏之平，我们老华东台的台长周新武，副台长苗力沉等。二是原来国民党电台、民营台的留用人员。三是解放初期招的一批学生。四是像我们这样从外台调来的。
为科教电影《无线电广播》配音（摄于1957年）
解放初电台比较多，当时播音员很怕呼错台号？
当时有三个台号，一个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一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有一个上海联合广播电台。我们播音组统一排班，在播音室台子上放个卡片，写明呼号、波长、千赫，节目开始呼台号时，要看清楚以后再开口，不见字不开口，这样才能准确无误地播出。
怎么评价1955年的第一次全国播音会议？
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会上第一次明确了播音是干什么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青春职业，过个几年，嗓子不行了就不能干了。但这次会议指出，播音不是吃青春饭，也不仅仅是个职业，更要增强事业心，并且提出了“勤学苦练”四个大字，进一步让我们播音员知道在播节目的时候，要明确播什么内容，为什么要播它，播给谁听的，应该怎么播。我觉得这从理论上和认识上对我们都有所提高，知道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了。
谈谈1981年第二次“全国播音经验交流会”吧。
1955年之后，正式的全国性会议没有再开过。1981年的会议是一次比较大型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出了当时要克服新闻播音的“冷、僵、远”三个字。为何会提出这三个字呢？“文革”以后，中央台播音员唐宏仁（陈刚）写了关于如何“降调”的文章，因为“文革”时，播音音调都是提得很高的，据说当时找播音员喊口号，看谁叫得最响亮就要谁。所以他写了一篇关于“降调”的文章，但降调不能降情，不能冷，不能对任何事物冷漠；僵就是语言僵硬，不够活泼生动，字句都没错，但就是不生动、不吸引人；远就是听众感觉你的距离太远了。因此当时就想解决这个“冷、僵、远”的问题，使我们的播音更亲切，更适合听众的需要。
能谈谈1956年鲁迅先生的迁葬仪式的直播吗？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转播迁葬仪式。当时，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筹委会主任巴金、文化部长茅盾和鲁迅夫人许广平都作了演讲，还有很多领导和知名人士也都参加了。这个事件影响比较大。为什么选定虹口公园呢？因为鲁迅先生生前在虹口公园附近的两个地方住过，一个是他去世时的地方，一个是在四川北路的一个公寓，他经常到虹口公园去，在那个亭子上看书什么的，所以最后就选定那里。
您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作品吗？
1959年国庆十周年，为《好啊，外滩》播音，这个报道主要是蒋孙万采写的，后来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学选用。这个报道即使现在听听也还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1963年参加“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活动的采访报道，以及命名大会的现场转播。那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参加南京路开通无轨电车的录音报道。原来南京路还没这么宽，也不那么直，马路下面是木头。当时为了报道这件事，我们坐了最后一班从外滩开出的有轨电车到静安寺终点站，接下来就和工人们一起参加劳动，铺设钢轨。第二天清早，再坐着第一班无轨电车回到北京路外滩来搞报道，这个印象比较深的。
直播长篇小说会不会担心吃螺丝？
那时的长篇小说是两个人播，中午是你播，晚上是我播。当时的要求是，虽然是在念书本，但是给人的感觉不能是仅仅在念文字。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设置悬念。战争小说好办，“啪”一枪打了，请听第二篇。但有些小说情节是很平实的，怎样找一个悬念，就需要靠自己动脑筋了。还有一个最难的是声音的塑造，一个人播长篇小说不是个人广播剧，不可能扮那么多角色，只能是怎么样神似，怎么样掌握人物的情节很重要。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播《难忘的战斗》（1975年）。冲锋号响了，冲锋号怎么吹，我就找门口值勤的战士，他们会拿了谱教我。又比如播《红岩》（1978年），吹号上课，起床号、上课号怎么吹，我都去问解放军。
在“文革”期间，您的遭遇如何？
1969年我被下放到吉林省四平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3我很有幸重新又回到了上海电台的播音组。当时的电台还是军代表在领导，所以我工作并没有完全恢复。我印象中，刚开始我是播少儿节目，一直到“文革”结束。
听说您在播报周恩来同志逝世的讣告时，反复了几次是怎么回事？
1976年是比较特殊的，当时中国的三位主要领导人都在这一年去世，第一位去世的就是周恩来总理。那天半夜里大概两三点钟吧，我就被叫醒了，说要我马上到单位里去。我一上车，他们就告诉我周总理去世了，我一听，眼泪马上就下来了。我跟总理有过几次近距离的接触。虽然他肯定不知道我，但他都是主动跟周围的人们打招呼。他对播音工作也是非常关心的，甚至会具体指导我们播音员的工作。我们对总理有些特殊的感情，那时候就知道总理太辛苦了，为国家操尽了心，所以不由自主就很伤心。虽然播的那个讣告很短，但是我真是边流着眼泪边播的。播了以后，领导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要求，要化悲痛为力量，只悲痛不行，你没有给人们一种力量，必须重录。于是我又重录，但是怎么也录不出那种感觉，我没办法，又反复播了几次。
粉碎四人帮后，您放弃了北京广播学院留校的机会？
1977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语音技巧课”和“文艺播音课”。1978年的暑假，上海电台通知我赶快回来，而北京广播学院也在问我要不要考虑继续留校。我说我要回上海。为什么回来呢？因为工宣队都撤走了，虽然当时“文革”遗留下很多问题，但是业务上已经开始慢慢恢复，老班子成员都恢复工作了，我也应该恢复工作，广播事业又要逐渐发展了，我心里很激动。
您参与出版过上海语文课本的朗读唱片？
其实我在上世纪50年代就出过唱片。1980年代的上海语文课本，我朗读了好多鲁迅先生的文章，比如《少年闰土》、《藤野先生》等。
您曾经为很多的名人传记播音，能谈谈您和巴金先生之间的渊源吗？
“文革”前，我虽然和巴老接触过多次，比如鲁迅先生迁葬，但也不算很熟悉。“文革”中，巴老被批斗，我们很担心，天天为他揪心。后来我跟他弟弟一起下乡，回来以后，接触就多了。
由于和巴老有这么一点特殊关系，他就让我给他录点他自己写的东西，比如《怀念从文》、《怀念萧珊》、《再忆萧珊》等等。曾经有一篇文章写《为巴老制作随身听的人》就是写我的。这个不是为了广播用，就是为了录给他本人听的。对我来讲，一个语言艺术工作者所朗诵的作品能得到原作者的肯定，这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看望巴金（摄于1988年）
您还记得自己在上海电台最后参与播音的节目吗？
我最后做的广播节目就是《老年广场》。从1998年的夏天起，我不再做常规的节目了。但是还做点特别的节目，做跟广播有关的事，一直到现在。
您觉得自己最适合什么类型的广播节目？
这个我没想过，因为任务交给你就要去做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播新闻，相比文学类的节目，新闻类的更难一点，因为对于情感方面的把握比较困难，原因在于它不是个人的情感。我经常看外交部发言人，谈论严肃的事情，脸还得微笑着，但播音的时候不能这样，所以得学它内在的东西，那种真诚而又不失风度的气质。
您怎么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一定要靠积累，不积累不行的。我们不应该把播音当做青春职业，应该拿它当做终身的事业。我总结了四条。第一条，爱岗敬业，这个岗是什么岗，这个业是什么业，是事业，还是职业，你明确不明确？第二条，就是勤学苦练，不学、不练习怎么行。我们年轻的时候，从练呼吸开始，吸三秒，吐三秒，快吸慢吐，慢吸快吐，连续播几个钟头没问题的。第三条，遵规守矩。你要上岗，知识储备要过关，普通话要测试，这都是规矩呀。第四条，审严求高，就是指高标准、严要求。作品不但要经得起外行的吹捧，更要经得起内行的推敲，不但今天看着不错，过若干年以后拿出来还能站得住。
您对后辈有什么经验传授和寄语吗？
一个人如果能在某个专业上有发展，主要是三条：第一是天赋，本身声音不行，或咬字不清楚，是不适合做播音的；第二是勤奋，一定要勤学苦练；第三是机遇，有了天赋，有了勤奋，没有机遇也不行，有了机遇，你就能表现出挑了。
现在的播音员比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文化水平都很高，几乎都是大学生，有的还是研究生，知识水平都明显提高了。社会改革开放了，人们接触的事情也多了，知识、能力等各方面应该比我们那时候更丰富，更强大。同时，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我相信现在的节目应该办得比我们那时候更丰富，现在的播音员应该比我们播得更好，我们的广播电视事业也会有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