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1957年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吧？
是的，我是1957年从中央广播事业局毕业，同年分配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当时我们一共来了五个人，其中一个人后来调到厦门台去了。剩下一位是我的老伴徐扬，还有两位是魏星和王丽。我们四个人从1957年一直工作到退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您从事播音工作是缘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吗？
杨：是啊，缘于兴趣，热爱终生。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朗诵。当时北京图书馆每个星期都有讲座，我记得有一次听的是有关普希金的作品，当中有著名演员苏民、黎铿等人的朗诵，当时我就特别喜欢听他们的朗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报考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播音员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进行全国分配，当时北京需要的人比较少，考虑到留在北京可能性不太大，于是在填写分配志愿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就选择了上海，从此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50年代后期播音条件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播音员不仅要负责播音，还需要学习播音间里各种机器的操作使用。我们来到上海以后，首先学的是机器操作，当时只有钢丝录音。新闻、文艺、教育等节目都是直播的，连广播剧都是直播的。为了配合剧情，播音员们还在播音间里面现场模拟各种声音效果。一些重播节目，因为没有录音条件，重播的时候也必须直播。第一次直播完之后，播音员把稿子放在固定的抽屉里面，后面换人再播的话，就直接到抽屉里去拿稿子再播，于是就有了“重播”也是“直播”的有趣现象。
上海电台什么时候开始走向播音专业化的？
60年代初，电台专门招聘了一批调音员，所以我们就从“值机”工作中脱离出来，开始走向了播音专业化的道路。播音的专业化，要求播音员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除了以老带新以外，还经常开展研讨会、模拟练习等，陈醇、黄其等老师有一段时期就负责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对我们在播音业务上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播音专业化更多的是要求在播音业务上具有专一性，但同时也强调一专多能，要做播音领域里的多面手。比如说你的特长是新闻播音，但各类文艺节目你也得会播，因为那时候我们电台播音还没有具体的分工，大家分配到什么节目要求都能胜任，包括广播剧的演播。
当时对播音员的普通话标准有要求吗？
当然有。我们考入中央广播事业局以后，专业课里就有普通话的课程。当时，我们业务课是齐越老师教的，主要是学习如何对稿件进行分析、理解和表达；普通话课是夏青老师担任的。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的主要成员。这个机构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在1963年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对普通话词语的一些异读现象重新审定读音。1985年12月，又正式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2016年又在此基础上作了修订。它是关于异读词读音规范的最新的法定标准，是我们规范异读字读音的主要依据。
地方特色名词也以中央台的发音为准吗？
是啊。上海有些地名的读音比较特殊，不是本地人未必能读得准确。但中央台的老师们对全国比较特殊的人名、地名也挺有研究的，夏青老师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上海市宝山区有个地方叫蕴藻浜（wēn zǎo bāng），其中这个“蕴（wēn）”是“蕴（yùn）藏”的“蕴（yùn）”字，但在这个地方不能念（yùn zǎo bāng），而应该念（wēn zǎo bāng）。这个地名的读音可能只有上海人才能准确理解吧，但是夏青老师他们就很了解，所以我们说他们是专家，是普通话发音领域的权威。上海的路名有很多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在播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特殊情况，不然就要闹笑话了。
您念错过上海的名词、名称吗？
有过这样的教训。我曾经播过一条有关“冠生园”的广告。“冠生园”对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肯定不会陌生，但当时我刚来上海，对这个名字并不是十分熟悉，结果我把“冠”字看成了“寇”字。于是，“冠生园”在我嘴里就成了“寇生园”，还随着电波传送了出去。节目结束，我走出播音间，老同志们立即给我指出了错误，后来很多听众也纷纷写信来告诉我。因为这次播出事故，让我从刚开始工作就能体会到播错字的影响有多么大，这也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认真仔细，更加注意普通话发音积累。
当时对播出差错是怎么处理的？
出差错以后，凡是自己发现的，就要填一个差错报告表，先自我交代，意识到存在的问题，然后再交给组长，组长看过以后再交给电台总编室。有时候，自己没有觉察到错误，但是节目组发现了，也会先填好差错报告表，然后交给我们播音组，再由组里转交给出差错的本人。正因为有了这些看似苛刻的规章制度，才时时提醒我们对待工作一定要一丝不苟，努力做到无差错、零失误，避免产生播出事故。
说说您印象最深刻的现场报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关于控制爆破的现场口头报道。当时要拆除上海交通大学实习工厂的一座废弃的钢筋混凝土整体框架，决定进行控制爆破，爆破工程队先在工厂建筑上打了很多炮眼，然后装上炸药实施爆破，整幢楼在原地就坍塌了，基本不影响周围的建筑，这是那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控制爆破。当时我跟随陈乾年一块儿去采访的，他要求我不能念稿子，要现场口头解说。以前一般都是编辑记者写好稿子，我们直接按照稿子播出的。这种新闻类的现场口头报道，我还是第一次尝试。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事先到资料组去找了很多有关控制爆破的资料，在陈乾年的指导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爆破当天，我们选择了爆破地附近的一幢大楼的楼顶作为现场直播的地点，在那里，目睹了上海第一次成功的控制爆破，同时我也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完成了第一次新闻现场口头报道。后来，这个节目获得了全国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还把它收入了教材，题目就叫《上海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控制爆破》。
您的播音风格有过明显的变化吗？
80年代以后，电台的播音风格已经跟我们50年代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从播音速度来说，50年代一般是按照一分钟一百八十个字的速度来播的，这种速度现在听起来会感觉很慢，可能跟当时的生活节奏有关。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宣传的需求，播音的时候需要使用比较高的调门，在情绪上也要求尽量激昂一点。1987年以后，我们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无论从内容还是结构上，跟改革开放之前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闻内容更加真实，更加贴近老百姓了。作为播音员来说，播音的风格也必须有所改变和发展。要善于利用播音表达的技巧，把你所要报道的内容更贴切、生动地传达出去，这样才更能吸引听众，扩大广播节目的影响力。
播音风格的改变对于播音员而言是不是很难？
是呀。80年代以前特有的播音风格，更多的是因为时代环境所造就的，这种风格一旦成型后，比较难改变，但我们可以从播音技巧入手，适当改进或转换播音技巧，塑造自己的风格，获得听众的认可。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否要求我们播音的节奏、速度也要跟上形势，但是不是需要越快越好呢？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播音讲究快而不“赶”、慢而不拖。无论播音语速多快，但一定要把内容表述清楚，让听众听明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另外，还要根据不同内容，使用不同的语速，我觉得新闻播音难就难在这里。同样是新闻类的节目，评论、通讯、消息播送起来所需要的技巧就各不一样。相对来说，消息类的新闻较能考验播音员的技巧，因为消息基本上都是比较客观的事实描述，但要播好消息却不容易。而评论类的新闻本身就会阐述作者的观点态度，播送的时候就要尽量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对事件有自己明确的倾向性。至于通讯类，一般它们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有情有景，播送的时候就要抓住这个思想主脉，将情景再现在听众面前，在播音上重点强调、展示这些关键的地方。所以在新闻播音中，要善于从新闻本身的特点出发，结合播音员的语言风格，这样才能把相对枯燥的内容播出特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