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到电台一开始担任什么工作？
我是196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然后分配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采访通讯组，我一开始跟着组长郭炤烈做政法、文教这方面的采访，他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很能领会上级党委的精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郭老师对您的影响大吗？
郭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主要是做教育、部队、外事这些方面的报道，每次报道都很仔细。他习惯先写计划，定出采访提纲，采访了以后再写文章，播出以后要做总结，得出一些经验。他的工作态度很认真、很细心。有一次我们去育才中学采访，按《教得活泼，学得主动》这个题目做了一个录音报道。他采访做得很细致，稿子写得很认真，一共改了三四遍，播出以后，反响很好。
当时做录音报道都带些什么设备呢？
当时我们做录音报道要带一个日本的录音机，它就像一个“铁盒子”。这个铁盒子大概有二十来斤重，背起来很沉，那时候背到农村去采访，一天下来腰都受不了。当时的录音带也很大的，一盘大概只好录七八分钟。那个录音机是要用手去摇才能工作的。当时的设备条件的确比较差，出去做个采访要带很多东西，而且机器又笨重难用，所以有的时候会出事情。我们背机器出去采访，两个人谈话谈得尽兴的时候，忘记摇录音机了，谈完后，才发现声音没有录下来，只好让对方重新讲，这个时候是很尴尬的。
您与郭老师一起工作了多长时间呢？
大概两三个月吧。当时天天跟着他，平时的时候看看通讯员来稿、改改稿子，有的时候出去采访，他会带我去。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的，是报道小说《红岩》里边的一个人物原型，叫许晓轩。这个人是烈士，事迹很动人的。我们听说他的夫人、女儿在上海住，就去采访了。采访完了以后，郭老师叫我写稿，我写了大概五六千字的一篇稿，写好了之后，他也帮我修改。改了以后，大家再看，然后再改。改了大概三四稿以后，我们让许晓轩的女儿许德馨亲自到电台来录音，让她自己讲，然后再播出。这篇报道的名字好像叫《我的父亲许晓轩》，播出以后影响很大，当时听众的来信很多，《解放日报》还用了大半个版面转载了这篇文章。
您独立做的第一篇报道是什么？
我记不太清了。当我独立工作以后，我们部里提出一个改革的措施，就是要加强通讯员联系工作，全部只留下三个人当记者，我很有幸成了这三个人中的一个。当然也因此一下子变得很忙了，我一个月至少要发近百篇稿子，基本上一天到晚都在跑，每天晚上要到十二点钟以后才能结束工作，有的时候还要忙到天亮，第二天又接着干。因为我是做政法、文教方面报道的，录音比较多，这样一来就更加麻烦了。我做一个录音报道，采访的时候还要录音，录完了以后回来写稿子，还要再配对象的讲话、效果和音乐，这个过程很耗时。
当时制作一则录音报道需要多久？
有的当天就要播出，有的第二天播出，很紧张的。这些录音报道大多都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有的在《新人新事》的专题节目里播出。新闻节目是每天都有的，早上有报摘，晚上有联播。
邹凡扬同志有没有修改过您的稿子？
改过，他会帮我改一些重要的稿子。邹凡扬同志最早报道了上海解放的消息，是个老革命。他60年代到电台任副总编辑，后来当了我们的台长，业务能力很强，有的时候他会自己跑来给我出题目。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他有时会端着饭碗，坐到我旁边来聊聊稿子的内容。比如，有一次《红灯记》到上海来演出，他带我一起去看，看完之后，激动得不得了，说这个一定要天天有报道，让我来写。就这样，这个戏演一个月，我看了二十八场，大概做了三十个报道，对导演、编剧、演员、观众和文艺界的反应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每篇挖掘不同的角度，非常锻炼人。每篇稿子都是邹凡扬同志直接给我改的，而且改得很令人信服。
那时电台的整体工作氛围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大家工作都很主动、任劳任怨。我们都有一种想法，就是领导交给我们工作越多，我们就越觉得光荣，所以工作越多越开心，没有工作反而感到很失落。至于经济上，我们从来不去考虑，就是六十块钱的工资，其他奖金什么的都没有。
当时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因为我来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很多东西都还是凭票供应的。我印象中，食堂稍微好一点，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单位，领导在伙食上还是比较照顾我们的。我当时家里很穷，衣服穿烂了都不舍得去买新的，衬衫已经补了好几层了，所以我来电台工作，拿了工资以后，就买了两件的确良的衬衫。
当时上海老百姓喜欢听广播吗？
那时因为老百姓不太容易看到电视，所以都比较喜欢听广播。老百姓最喜欢听的就是新闻节目了，比如说早上的报纸摘要，其次就是文艺节目，比如说戏曲和音乐节目。那时候因为广播比较普及，很多信息的来源都是从广播里出来的，特别是年纪比较大、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老百姓，他们不能看报，只能听听广播。老百姓开始养成了一种听新闻的习惯，广播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您为什么会改名字呢？
我原名叫张美莹，改名字是因为到电台以后，录音报道上要写我的名字，这样播出去后，就开始引起听众的注意了。有一次，一个男孩子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找我，听到我声音后就说张美莹不是女的吗？搞得我挺尴尬的。自己的名字像是个女名，心里总觉得不大舒服。后来，有一次我的钱包丢了，里面的证件也全没有了，我就趁着补办证件的机会，把名字改掉了。
怎么评价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光？
我觉得电台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工作中的那些引路人,他们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很大，尤其是郭炤烈同志，他对待工作的认真和细心对我后来的工作都很有帮助。比如我后来去做报纸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看文章、写文章都按字来计算，不会像过去那样写了多少字都不管的。所以说工作细心这方面，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我觉得我们记者首先应该做到实事求是，事实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报道，不要怕这怕那的就是了。一个记者要敢于为老百姓说话，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