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不可替代

您刚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上世纪80年代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体制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老台长提出来，要搞八个专业台。为什么要建立专业台呢？满足群众的需要，各取所需。群众想听新闻了，就打开新闻台，想了解最近的经济趋势，就听经济台，然后还有戏曲台、体育台等。我当时在负责上海电台群工科的《听众信箱》节目，但等我把工作交接完，去经济台报到的时候，人家都有工作了。于是领导就让其他记者把手里的金融线的采访任务交给我了。什么叫“金融”，我不懂的。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当时所谓的“金融”，就是“银行”。计划经济时代，银行没什么事情的，一年大概只报一次消息。到年底了，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公布，今年我们吸引了储蓄多少。就是这个事，其他真没有什么新闻了。可是没多久上海的金融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契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跑银行条线的。当时上海的银行业也正处于脱胎换骨的改革过程中,发股票、建立短期资金拆借市场、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尽管在整体改革上，上海不能和深圳比，但是在金融改革上风风火火，在全国还真是耀眼并独树一帜。所以对于我来说，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听说当时您的某篇新闻稿还造成了上证指数K线图上第一波大跌，是吗？

确实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影响。在发股票的初期，我手里有4股豫园商城的原始股，每股100元钱。后来豫园商城上市了以后天天涨停,一直涨到了10500元。我就想，要么抛一股试试看。我就跑到证券公司的柜台，跟我认识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帮我填个表，明天帮我卖掉。他问，你抛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我说，能1万元钱卖掉就可以了，无所谓。

等我把手续都办好后，突然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的电话，老左你快到我这儿来。我就去了。他跟我讲，最近市场不正常啊，大户把跑道都给控制了，小散户要抛股票抛不出去，目前这个价格是虚涨。大家没有地方抛，才导致价格上去了，这样下去要出事情的。我问，怎么办？他说，我是这样想的，我明天专门在文化广场开一个单向卖出的市场。如果有人要卖，可以到那里去。尉文渊让我明天就把这条消息发出去。我们作为新闻人来说，最感兴趣的就是有价值的新闻。我一听他这么说，心里真是特别高兴，我决定不写简单的新闻稿，而是专门写一篇新闻分析，告诉大家真相。这些大户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主要想干什么，是什么原因，广大股民要注意些什么。我写得很激动。写完了以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我那位证券公司的朋友，因为他白天帮我填了一个单子，帮我卖豫园商城的股票。我说，明天我的股票抛不掉了。他说，干吗抛不掉。尉文渊叫我写一篇稿子，目前这个市场不正常，我稿子已经写好了，明天股票要跌。他又说，那你晚一天发吧。怎么能晚一天发呢？这是不可以的，明天必须发布这条新闻。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把稿子发掉了。第二天早上是由方舟播的。播完后，当天开市股票就暴跌了。

上证指数K线图上第一波大跌就是我这篇报道引起的，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文章是不能瞎写的，原来我的新闻稿对市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对于记者个人的素养，有着很大的考验。为了得到有公开价值的文章，记者是绝不能掺杂个人利益的。后来我自己暗暗立下了誓言，坚决不打探内部消息，不做人为影响股价的事情。我有一级市场发行的股票，但我不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我坚决不打探内幕消息谋私利。因为只有这样，我的文章才经得起检验，不管我写对或是写错，都不牵涉到个人利益，才能够保持新闻的客观公正。现在回过来看，当时写的各类有关股市的分析文章都还经得起市场检验。

《市民与社会》是怎么会找上您来主持的呢？

慢慢地，我开始熟悉金融市场，也学了很多金融知识。然后在我干得正风生水起的时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又要改革了，准备推一个节目，叫《市民与社会》，是新闻类的直播节目。当时从全国范围来讲，还没有这类节目。为什么要推这档节目呢？内部竞争机制逼出来的。1992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成立了。他们所有的节目都是24小时全天候直播。上海电台是个老台，历史包袱很重，而面对年轻的东方台的虎视眈眈，老台为了寻求生存，就必须要把这个节目开出来。为什么《市民与社会》需要我呢？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指什么？是经济体制的对外开放，是对内改革，而不是全社会的改革。我一直是做经济报道的，领导觉得我很适合这个节目，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去了《市民与社会》。

对于您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是的，通过实践，我得到了锤炼，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从最初的《听众信箱》到经济台，然后又到新闻台做经济记者，我都是在不断地学习。当初我在新闻部当记者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稿子在全上海的新闻单位里，是完全不落后的。我个人的稿子经常上报纸的头版头条，有时候他们的记者还会直接拿我的稿子用。是你个人了不起吗？不是，是时代造就了你。改革的时代来了，再加上你又肯学，机会就来了。好的机遇被我赶上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时代。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市民与社会》节目担任嘉宾

1998年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在《市民与社会》热线直播节目里，作为嘉宾与上海市民进行了交流，成为与中国市民通过热线对话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您当时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请谈谈这段经历。

说起来这真是机缘巧合。《市民与社会》是新闻类的直播访谈节目，针对每天的新闻事件找专家来发表观点，与听众互动。当时我做这档节目有两条原则。一是思想上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紧跟党的步伐；二是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只要把这两个关键点抓住，那就肯定没问题了。干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接到领导的电话，他说，老左你做一下准备，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可能要到你的节目里来做嘉宾。这些国外的政治家，他们特别喜欢和群众直接交流，因为这样有利于塑造亲民形象。美领馆为什么会建议总统去我的节目呢？后来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原来他们天天听我的节目，知道我的节目主要是谈民生、谈经济的，并让老百姓直接谈他们自己的感受。他们希望可以让克林顿通过节目和上海民众直接交流。

一开始外交部是不同意的，没有这样的先例，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谁能够担责呢？后来在多方努力下，这件事情成功的希望就很大了。而我收到消息后依然按部就班工作，照常做节目。并且我也在思考，如果克林顿真来了，节目要怎么做？我要如何确保我的听众打进来的电话都要达标，而且一定要有素养？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上海市政府换届，我就把各委办的领导请到节目里来。记得有一期嘉宾是上海外办领导、研究美国问题的领导以及社科院的教授，三个人做一档节目。这档节目的主题是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就在这次节目里，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克林顿总统要来我们节目，你会对总统说什么？请大家每天在我的电话录音里留言。历经半个月的准备，我每天公布几个录音电话，这些准备都为这档史无前例的直播节目起到了导向性的指引。节目临开始前的10分钟，我们终于收到外交部的明码电报，同意我们搞同声翻译的直播节目。

当天所有的翻译都是由美国人担当的，技术保障也都是他们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美国方面还同时配备了卫星直播，向全球直播这档节目。我问克林顿，这样的节目你经历过没有？他说，国内经常有，但是从没有在国际上搞过。他说，假使这次能成功，我下一站到日本访问也这样搞。在直播室里，克林顿回答了上海市民关于贸易、教育、环保、交通、图书馆等电话问题。

这期打进电话的听众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呢？

有人说是安排的，也有人说没有。但对我来说，我一切按照常规办事。当天节目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党委书记找我，他说，徐匡迪市长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休息，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我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过，节目该怎么主持，提什么问题，我心里没方向。我说，我当然要跟徐市长交流了。我对徐匡迪是很熟悉的，曾经专门做过一期徐匡迪市长的访谈节目。我说，徐市长，你来了真是太好了，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他说，别慌，就跟你平时一样主持。我只告诉你一点，遇到任何你感到很棘手的问题，你扔到我这来就可以了。我说，徐市长，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徐市长笑着说你主持我也很放心啊。

您对广播有着怎样的感情？

通过广播的这种讲话，语言的节奏、声音的高低，甚至呼吸的急促感，都能表达人的感情。这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的情绪，只有亲力亲为听到这段录音，才能知道此刻的那种激情。其实所谓的广播不可以替代，指的就是人类的语言不可替代。人类之所以称为人类，是因为人类发明了语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广播不可替代，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事广播记者最深切的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