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广播的N个理由

能谈谈您刚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情况吗？

我最早是在新闻部学习组当编辑，编录毛泽东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外，也参与过一些采访报道。我做的第一个报道是《人民警察为人民》。

后来，为了加强对农村的宣传，台领导把我调到了农村组。当时的我对农村不是很了解，组长张献祖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他不但给我出点子，而且还给我改稿。印象中，我曾经到星火农场采访过知青开垦荒田，到金山区张堰镇采访过社办农机厂，到川沙黄楼采访过地下渠道。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文学广播工作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被调到文艺部当编辑记者。随着思想解放，文学广播也与新闻广播一样，逐渐打破、改变了长期僵化单一的局面。节目丰富了，不再只依靠报纸杂志，有了自己采制和主办的栏目。

我到文学组后，先后做过电影录音剪辑，以及广播剧、诗歌、散文、小说、话剧等文学节目，组织过大型的文艺演出。

我记得我做的第一部电影录音剪辑是《东进序曲》，因为当时没有经验，所以就先听老编辑做的电影录音剪辑，然后再琢磨电影分镜头剧本，模仿着做。另外，我也做过话剧录音剪辑、广播剧和广播小说的编辑与改编工作。我改编过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草原上的小路》、《墓场与鲜花》、《底色》、《定能重相见》等。《定能重相见》是我根据《解放军文艺》上的一篇以期待海峡两岸统一为题材的爱情小说改编的，后来局长邹凡扬亲自修改了这篇文稿，还邀请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导演苏秀一起参加改编，请乔榛、丁建华演播，杨竹林创作了主题歌歌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沈利群作曲。后来，还请了上海译制厂厂长陈叙一来提意见。

您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

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时我编辑得比较多的是诗歌节目，印象深刻的是在1985年，我们与中央台、浙江台、福建台、广东台、华夏诗报联合举办了《海洋诗会》，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邀请了公刘、韩笑、柯岩、柯原、岑桑等诗人，从杭州集合，将近一个月时间，先后走访了宁波北仑港、上海、福州、泉州、厦门、广州、深圳等地，创作新作，制作了《海洋诗会》专题节目。当时柯岩创作的《又见蔗林，又见蔗林》被《人民文学》作为头条刊发，纪宇的《大海评论》被《文汇报》刊登在显著的版面，后来诗作还汇编成书。《海洋诗会》的成功与当时电台领导的支持有极大关系，我们电台出了两千元钱，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同时也离不开文化界名人的支持，比如说韩笑，他曾是广州军区的文化部部长，跟我们一起从上海坐船到福州，他不住单间，跟我们一起住统间。还有柯岩，她写好了《又见蔗林，又见蔗林》，就到我们寝室朗诵给我们听，征求我们的意见。她自己朗诵的时候，两次哽咽流泪，在场的编辑说：“你这首诗写得太感人了。”

当时还主办过什么重大的活动？

1986年10月是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我觉得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很有必要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整个朗诵会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鲁迅的作品以及同时代作家的纪念诗文；二是鲁迅大力推荐过的中外诗人的作品；三是上海诗人新创作的作品。

经过了紧张的筹划和落实后，10月12日，《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诗歌演唱会》就在兰心剧院隆重举行了。这是新时期以来上海纪念鲁迅先生最盛大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也是上海诗人参与创作鲁迅题材作品人数最多的一次诗歌朗诵会。除了台领导参加以外，诗人辛笛和夫人徐文绮，罗洛和夫人杨友梅，还有白桦和夫人王蓓也都一起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当时舞台是用蓝黑丝绒作衬底，上方的横幅上写着“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诗歌朗诵演唱会”的字样，正中央悬挂着鲁迅的侧面素描头像，头像左右用金色的阿拉伯字写着“1936”和“1986”，鲁迅像和金字下面写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办”。整个剧场充满了一种庄重肃穆的气氛，朗诵会上，诗人白桦从台下走上舞台，朗诵了他的新作《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祭》，掀起了诗会的高潮。会后，《解放日报》、《文汇报》发了消息，鲁迅纪念馆还来索要录音。

采访作家梁凤仪

采访作家何为

钢铁战士刘琦的自传体小说《去意徊徨》影响很大，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我在主管文学广播时，影响最大的就是《去意徊徨》的宣传。这个事情是很偶然的。刘琦原来是兰州军区的军人，发生火灾时，为了抢救部队家属的小孩，自己被烧伤，失去双手，双目基本失去视力，一条腿无法行走了。这样一个人，往我们的一个文学栏目投稿，但这个栏目当时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亲自登门去跟他讲清这个缘由。事前，他写信来，说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我说我不怕。但是我第一次去，我真的心里有点震颤，他脸上被烧伤得一塌糊涂。我看到他写作用的皮手套，他手臂上戴着皮手套，当中放一支笔，两个皮手套夹着，用嘴巴咬着写，就这样写了几百万字。当时他正好写了一部小说，《昆仑》杂志要登。《昆仑》登了以后，我马上拿来看，的确写得不错。当时就拿给编辑刘香兰，很快选用了。

这部小说一送审，当时的副台长李德铭、包括局长龚学平都拍板，认为要好好宣传，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委组织部长赵启正激动地说：“刘琦是中国当代的保尔。”新闻发布会是在当时七重天的九楼开的，赵启正、丁锡满（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钱关林（民政局的领导）都来了，会后市委组织部发文，要求全市党员收听这部长篇小说。很多报纸都写消息、写专访，各个区各个单位都要刘琦去作报告。一个残疾人自强不息，没有双手能写几百万字，就凭这一点，值得向他学习。中国作协吸收他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也出版了《去意徊徨》长篇小说的盒带，刘琦说：这是他破天荒的两个“第一”！

90年代以后，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1993年到2003年的这十年，我认为是我自己最可怀念的十年。这十年内，我有计划地、系统地介绍了上海作家和翻译家的创作，先后采录了上海100多位在世的作家、翻译家，请他们谈创作和人生经验，积累了大量作家、翻译家的讲话录音。

1995年，我将三年来采写的48位作家、翻译家的稿件汇编成《秋水与火焰》一书出版，请著名诗人罗洛作了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唐金海对我的文学节目概括为八个字，“雅俗共赏，自成一格”，罗洛说“这是介绍上海作家群浩瀚工程的开始”。

2005年，我选取了我采编的57位作家、翻译家的文章汇编成《青山对绝响》一书，后来还汇编了第三本集子《闪光的榴花》，算是前两本集子的补充。这些作家、翻译家的创作多多少少反映了上海作家、翻译家的创作成绩，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奔腾形势，也为新时期以来上海广播留下了可贵的资料。随着柯灵、陈伯吹、罗洛、蒋孔阳、王西彦等著名作家、翻译家的先后去世，他们谈创作谈人生的讲话录音，成了真正的绝响。

作家梅志接受采访

回首您的四十年广播之路，有何感想？

我是完全凭着对文学的一份热爱，从事文学广播工作一直到2003年退休。在退休之时，应《中国文艺广播月报》专栏之约，我写了“爱广播的N个理由”。当时我写下这么几句话，可以代表我从事文学广播的感想，这些想法到现在也没过时——

从事广播，年近四十，爱若薪火，视如生命，可以说者三：第一，传播快捷、无远弗届、山高水长、犹聆乡音。第二，它语言优美、犹入至境、别开生面、净化心灵。第三，讲究意境、别有奇勋、无限想象、无尽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