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何时加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
1984年4月我离开上海科技出版社所属《自然杂志》社，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报到，在《知识杂志》节目做了一名编辑。
作为科普编辑，在担任《知识杂志》编辑的过程中，您有过哪些探索？
我比较注重节目内容的系列性。做系列性节目，容易把一件事物写深、写透。比如说介绍某一植物家族，我请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副教授写反映种子植物演变、特点、趣闻的系列稿，由播音员蔚兰、凌云、张培等解说，我编辑时再加上一些音乐、音响效果，播出后，获得一些听众来信称赞。
我比较关注科学的热点。1985年开始我多次采访过中科院学部委员（即以后所称的院士）张香桐，他是国际著名的脑生理专家，他的一句话震动了我。他说：“人类将要对自己的脑发动攻势了！”90年代，国际脑研究组织支持的“脑的十年”活动展开。一方面，人们开始重视健脑，提高用脑的效率。另一方面，脑疾病患者众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由此我觉得健脑是一个新的热点。1987年我在经济台负责人刘继汉、郎佩英的支持下，组织了《健脑之道》广播征文活动。征文活动中，专家、民间人士纷纷来稿畅谈认识，介绍方法。张香桐、徐秉煊等专家从科学角度谈大脑的功能以及如何能够提高效率，民间人士介绍自己通过一些特殊方法提高记忆力。钢琴家李名强写到弹钢琴与肢体和大脑的联系，以及弹琴能够促进记忆力和反应力；象棋大师胡荣华谈自己独特的记忆方法，能够同时一对十几个人下盲棋。我还采访了滑稽大师杨华生，他讲到记忆力和应变力与语言表达的关系。征文结束后在同事们配合下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健脑之道”现场演示会，请来了有超强记忆能力的高手即时展示记忆复杂数字和长句。二是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支持下，出版了由我主编的《健脑之道》一书，其知识和方法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
“人类将要对自己的脑发动攻势了！”我觉得这句话点出了您从事媒体工作的兴趣和重心所在，那就是激荡人的脑力，传播科学与新知。有哪些科技报道让您印象深刻？
1989年初夏，我到上海航天局采访，采集到一些宝贵的火箭发射原始音响资料，包括60年代毛主席亲自到上海南汇县老港镇观看早期探空火箭的发射音响。在整理上海航天人发展长征系列火箭方面的概况和知识后，由我采写、凌云解说的《通往宇宙之路——上海航天基地的光辉历程》专题报道，于当年6月29日在《科学与生活》节目播出。这篇报道连同当年由我编写、配乐，蔚兰、渠成播录的对话体专题《当钟声响起时——介绍国际减灾10年》以及我撰写的一篇论文同时获得1990年全国科普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及论文一等奖。一个人同时拿下3个一等奖十分罕见，为此，《广播与电视》在头版报道了这次评奖结果，还配上我的工作照。这激励了我，也催促我必须继续努力。身处经济、科技大发展的上海，我们的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给了从业者以发挥想象和实践的平台，感到有做不完的好节目等我去做。
在科技报道的题材和领域我也有意识地做些突破。1991年写就的录音报道“上海科技巡礼——我国第一座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追踪的是科技前沿题材；1992年写就的录音、配乐专题“古树新蕾话针灸”，是与同事一起和德国之声记者共同采访上海中医药大学、四家医院和市卫生局局长后编写的，其英语版在120个国家播出；1996年写就的录音报道“高高扬起的风帆”在立意上主要反映“抓斗大王”包起帆的科学发明思维；1994年采写的“从梦想到现实——访美国宇航员尤金•塞尔南先生”记录尤金在月球上采集岩石的趣闻，通过对话了解他对“登月”从梦想到现实的认识，这则报道已经从一般的知识、信息拓宽到哲学层面了。
1992年大家从广播中听到一档关于性教育的节目《悄悄话》，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个节目？
1992年10月东方广播电台成立，形成两家市级电台的竞争局面，对每个从业者来说，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挑战，特别是想怎样把节目做得更有吸引力，更符合听众需求。1992年9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设想推出《名医坐堂》和性教育类的《悄悄话》，一位台领导来问我愿不愿意承担？如果承担下来，分别在一至两个月内推出，我那时担任科技节目组长，就问六七位编辑记者是否准备接受这一任务？时间如此吃紧，既要维持正常节目《科学与生活》的编播，又要策划、推出两个新节目，在当时两台充满竞争气氛的情形下，大家都意识到求新求变的重要，我主张接受，大家也赞成。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悄悄话》节目于10月26日开播。
无论青少年、中年、老年都离不开性这一内容，但这个话题也很敏感，忌讳去谈的。学校老师在上青春生理课基本上也是半遮半掩地讲，青少年对这些问题也很迷茫，我们编播人员到提篮桥监狱去参观，了解到不少人就是糊里糊涂走上性犯罪道路的。社会上确实需要这方面正确的引导。
《悄悄话》节目当年安排在晚上11时播出，听众可以在宁静的晚间收听凌云的播讲和交流，有一定的私密性，会感到比较放松，既避免了面对面交流的尴尬，又接受到正确的知识。节目播出后常年保持每天来信平均20来封，我们根据播出内容编辑出版了书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在作序时写道：“举办《悄悄话》节目正是为了消灭悄悄话。”
《名医坐堂》是上海电台的一档名牌栏目，是怎么办起来的？
1984年的《知识杂志》节目有一个10分钟的栏目叫《医药顾问》。编辑张德留、金毓湜将听众来信反映的问题，整理后转给中山医院杨秉辉医生，由他安排选题，在录播栏目中回答提问，听众反馈非常踊跃。在这个基础上，1992年11月1日推出新节目《名医坐堂》。
为提高节目质量，我们采用了新的广播节目形态，即引进直播+热线的新路子。开播前，有些医疗专家对直播有顾虑，认为还是传统的录播放心。陈文炳台长听说后，要我打消这些医疗专家的疑虑，并说广播直播是贴近听众、加强交流互动的一个趋势。果然，时长55分钟的《名医坐堂》节目于1992年11月1日首次直播就获成功，后由周播增加到每周三次。
与刘建航院士在《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科普讲座现场交流
后来在离开节目一线后您还是对传播科技与新知情有独钟?
是的，1999年我听取了编辑许慎的好点子，参与策划、组织，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上海市科委、中科院上海分院联合举办《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讲座，约请21位院士在《今日科技》节目主讲，每一次讲座由新闻部记者做成录音报道，在次日的《990早新闻》播出，形成专题与新闻“共振效应”，影响很大。后来我们将其内容编辑出版书籍，徐匡迪市长、院士欣然作序，称此书：“立意新颖，富有特色，既能很好地普及科学知识，又是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一部好教材。”
此后我于2002年离开电台，到文广集团主办的《广播电视研究》担任执行副主编，这本内刊力争能够反映广播电视各方面的新观点、新案例，提供学术思辨、工作研讨、潮流跟踪的园地。可以说我的工作仍然与传播科学与新知有关。
作为一个广播人，从基础岗位到管理岗位，退休十余年后现在又受聘担任《上海市志•新闻分志•广播电视卷》副主编，从业这么多年来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整个广播一直处在上升和变革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从业者，我觉得要不断学习，多开动脑筋，敢于做新的尝试，紧跟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