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从基层文化站起步的,当时是如何跨入广播电台这个行业的?
1983年,上海广播电视第二次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编辑,只要有志于广播电视事业,都可以报名考试。我当时在南市区豫园街道文化站工作,夜大在读。第一次来到岳阳路报名点,看到很多报名者拿着复旦、华师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还有学位证书,我心里有点打退堂鼓了。和我一起上夜大学的同学鼓励我,别怕,不是说“在读也行”吗?怕什么。我自己也想,从小就心心念念想成为广播的成员,现在有圆梦的机会了,上!
就这样,在报名截止当天,我终于拿到了编号为1315的准考证。经过一系列的初选、笔试、专业复试、面谈,宣布正式被录用,试用三个月。
1983年12月21日,我踏进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为这个单位的一位新成员,梦想成真。
进入广播行业后第一个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通过了上海广播事业局举办的公开招聘考试后正式到电台文艺部戏曲组报到。文艺部下面有很多组,音乐组、戏曲组、文学组等等。1983年新开了一个栏目叫《星期戏曲广播会》,音乐组有一个《星期音乐广播会》,当时叫双星会,一个礼拜一次,这个礼拜是音乐,下个礼拜就是戏曲,半月一次。我报到第一天,当时戏曲组副组长李卓敏老师找我谈话,说考虑到我对戏曲各个剧种都比较熟悉,决定把我安排在戏曲组,让我担任《星戏会》的编辑。这是我的第一个岗位。
您后来的职业生涯非常丰富,包括开创交通台、管理经济台,后来还跨出广播到了电视戏剧频道等,给您最深烙印的是哪个工作阶段?
我后来虽然跨出广播,包括在大世界重建开放过程中负责内容,也就是演出和活动的策划等,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和起点,与我同广播戏曲的结缘有关,所以我很愿意着重谈谈我与《星期戏曲广播会》的缘分。
《星期戏曲广播会》是上海电台的品牌栏目,开播于1983年1月。那时候,粉碎“四人帮”不久,新中国的戏曲事业引来了第二次“中兴”。 一大批老艺术家“重见天日”,以无比的热情重登舞台,一大批中青年新秀“新竹破土”,以昂扬的姿态迅速成长。一时间,戏曲舞台百花争艳,戏迷观众一票难求。对这种现状,人民广播为人民,当时的电台想到要通过开办《星期戏曲广播会》,使剧场这个有限的空间,无限放大,变成人民大众的大舞台,让更多的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纷呈的各种戏曲、曲艺节目,可以聆听到各具特色的流派唱腔。就这样,这个栏目应运而生。
作为《星戏会》的编辑,具体要开展哪些工作?
什么都要做,比如要看剧场、看舞台的灯光条件是不是能达到演出要求,要管票务、印刷节目单。演出的当天早上,我还在剧场卖说明书。做这些工作非常锻炼人,从剧场、舞台、票务、节目单都要参与,还要联系剧团,工作量非常大,但是我要谢谢电台,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让我得到了锻炼。从整个演出环节来说,我不仅做了编辑、舞台监督,还做过策划、制作人,什么都能做,这对我之后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帮助。
对于《星期戏曲广播会》这个栏目,您是如何推陈出新的?
1987年5月3日,我在青浦大观园采访谢铁骊导演,由他执导的电影《红楼梦》正在那里拍摄。采访时,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的《星戏会》在这样的“实景”中,搞一次各剧种的综合演唱会多好!而且,在几天后的一次采访中,袁雪芬先生就讲过:“越剧就像园林艺术,把环境、生活、歌唱熔于一炉。”于是,我提出了《大观园里唱“红楼”》的设想。我们邀请上海地区各剧种的著名演员,京剧有童芷苓、孙正阳、夏慧华,昆剧有岳美缇,越剧是徐玉兰、王文娟、周宝奎,淮剧的周雅一,评弹杨振言、余红仙,在青浦大观园会串演唱,突出趣味性、欣赏性,并结合场景、故事、剧种、演员,综合起来介绍《红楼梦》的有关知识。
我们的戏曲艺术家,以他们的各自演绎,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红楼”;至今为止,这么多剧(曲)种的艺术家汇聚一堂共同演出,也是难得一见的。
记得当年《星戏会》还办进了外交部,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对。那是在2008年,通过努力,我们又把《星戏会》开进了外交部,办到了“新闻发布厅”,算是创了一个奇迹!
这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栏目——《星期戏曲广播会》恢复现场直播后的首场演出。上世纪90年代末,戏曲广播的资助捉襟见肘,《星戏会》不得不告别“辉煌”,告别在舞台的现场直播。作为一个见证了《星戏会》开播时期火爆的老同志,对于《星戏会》的衰落,我看在眼里,难过在心里。2008年9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重组了“广播文艺中心”,同门兄弟《星期广播音乐会》长期坚持不败的现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想着何不乘着“广播文艺中心”建立的东风,恢复《星戏会》现场直播,让《星广会》、《星戏会》双星闪耀、携手并进?
要恢复直播,就要有一个好的开头、一个打得响的开锣戏。我想起了2005年我到外交部采访,看到了从唐家璇国务委员,到杨洁篪、到沈国放,再到不少久经沙场的外交官们,都喜欢评弹艺术。我就大胆设想,《星戏会》恢复直播的第一场,就搞评弹专场,放到外交部去,为外交官们演出,这绝对是出奇制胜的一招,也是广播播出史上的第一回!
于是,通过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把这个设想向杨洁篪部长提出来。没想到,没过几天,杨洁篪部长的秘书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杨部长原则上同意这个想法,希望我方打一个报告,把具体的计划报给杨部长。杨部长的表态,给了我很大的底气。2008年10月12日,我正式向“广播文艺中心”的领导递交了《关于在外交部举办“星期戏曲广播会•雅韵盛典——2008新年评弹演唱会”的设想》。不仅如此,我还多方联系,不但解决了京、沪往返机票、住宿、伙食等问题,同时演出现场的舞美、音响等费用开支也大大减少。这样一来,关键的经费问题解决了,领导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最终,演唱会得以顺利举办,来自上海、苏州两地的优秀演员分别演出了精彩折子。弹词演员精彩的演唱,不时引来一阵阵掌声;说书先生幽默的说噱,使得新闻发布厅内笑声不断。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光靠我一个人怎么做得了!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戏曲组的赵虹、朱信陵同志任劳任怨,大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我们共同努力完成了这一重任。
由于杨洁篪部长出访非洲,我们原定星期日(1月6日)下午的现场直播,提前一天到星期六(1月5日)举行。因此只能当场录音,再到第二天下午进行播出。当天晚上九点三十分,我和赵虹连夜飞回上海,到电台剪辑节目。我剪辑一部分,她赶紧审听,流水作业,一直干到1月6日凌晨,东方发白。我们把节目上传到播出系统,我又抓紧复听一遍,没有发现问题,这才放下心来。
活动结束了,任务完成了,我内心却没有平静。我想起了唐家璇的讲话,评弹艺术不仅可供欣赏,还可以提高外交官们对外谈判的能力,而且评弹作品中有很多宣传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内容,是很有益的。
2008年秦来来(左一)在外交部主持《星戏会》
随着娱乐形态的多元化,某种程度上说现在在大都市推广戏曲是一项很费力却未必讨好的工作。
我的想法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恰恰是大都市的标志。上海也必须打造自己的文化标志,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经济越发达、现代化步子越快,代表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就越是千万丢不得!这既是从业人员的责任,也是我们主流媒体的崇高职责。
您作为前辈对现在年轻的后辈从业者,有什么希望和寄语?
首先我认为,我们做的是事业,是人民广播事业,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向社会传递的是正能量。当然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多,当初我们说,我们面临的是电视的挑战,现在不止是电视一座大山了,新媒体对广播的挑战也是很严峻的。迅速原来是广播的特点,但现在新媒体也许会比我们更快。另一方面,新媒体发布时可能含有视频,也会成为他们的优势。第三,他们可以未经证实随意发布言论,而我们千万不要为这些所动,我们要有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积极宣传正能量的东西,要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沿着现在习近平同志新时代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往前走。
作为我们搞人民广播的同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多学习,提升自己的政治把控力,要想办法应对新的挑战。内容为王,我们有些内容是他们拿不到的,你就要动脑筋、想办法做一些他们做不出的节目,要贴近老百姓,说话要接地气,老百姓要听才能听进去,这个很要紧。所以,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把控力,并且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我这一辈子大多数时候在电台跑戏曲,真的感到很开心。戏曲是我们中国的国粹,不能在我们的手上没了,已经好多剧种没了,现在还留存的怎么想办法把它保持下去,作为广播人,通过声音的手段把它录制下来,不能让它失传,这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