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提早一些到达约定地点

 王老师，据我所知您是半路出家入了记者这一行？

我是67届初中毕业，毕业以后就分到飞轮线厂，成为一个三班倒的工人。我们工厂所属的线带公司有一个老同志，他比较喜欢写作，就从每个工厂抽一两个人办了一个学习班，教大家学习怎么写作。

到了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当时电台很多的老同志还在五七干校，但是电台已经恢复播音了，比较缺人，就从工厂、农村招了一批人。我可能运气比较好吧，当时正好电台来我们这个学习班里挑人，就被选中了。我们是第一批，五位同志一起实习的。过了大概半年，实习结束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后就留了我一个人。于是我从1971年正式进入电台，一开始是做少儿节目。那时候电台里老同志很少，所以也没有什么带教老师，老同志们大概地跟你说一下，然后自己摸索着就上手做节目了。

一直到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办了一个全国新闻干部高级进修班，电台一共去了两个人，就是我和马崇飞。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正规、系统地学习了新闻系所有的23门课程。这次学习就为我之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您的记者生涯中除了留下很多获奖作品，也在业界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您本人的采访风格并不张扬，却和很多采访对象成为了朋友的关系，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第一，永远提早一些到达约定地点，我从来不迟到的。首先就要给人家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就是守时。

第二，不能一上来就跟人家直奔主题。有的人看到话筒会紧张，或者不清楚要怎么样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可以先唠唠家常，说不定聊到了哪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那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还有做一个采访报道前，有时间的话要仔细做功课。有一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采访文艺界名人靳羽西，她同时还做化妆品生意。我第一次到她下榻的酒店去采访她，因为事先沟通过好多次了，一进门她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的：“曼华，你来。”把我拉到洗手间，教我化妆，告诉我涂口红的技巧，大家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后来我们在很多场合还经常能见到，她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我，就会叫我：“曼华，你来啦！”我虽然只采访过她一次，但大家一直都记得彼此，我也觉得很感动。

您长期从事文艺这一线，主要是负责音乐、舞蹈的部分。据我所知您和钢琴演奏家孔祥东老师颇有渊源？

最初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孔祥东参加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获得了一个奖，那时候他才十七岁吧，我去采访过他。这之后他就去美国学习了，我们也从来没有联系过。

到1993年，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孔祥东的电话，原来是他的恩师范大雷生了重病，孔祥东原本是要去香港参加一个音乐会的，得知恩师情况以后就推掉了演出，在医院里陪着范老师。当时我身为记者的敏感度就出现了，觉得我们应该要在广播里面弘扬这样一种尊师、爱师的精神。第二天我就去采访了孔祥东，报道播出之后果然反响很好，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关心范老师的病情。

过了一两天，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总有点意犹未尽，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后来我就跟孔祥东商量，有没有可能举办一场音乐会来为范大雷老师募集一点医药费，想尽可能地把范老师挽救回来。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害怕的，两天的时间去筹备一场音乐会，从场地到演员再到观众售票，有那么多琐碎的事情要处理。好在电台的人心都很齐，领导很支持，好多部门都参与进来一起配合，文艺部的去敲定演出细节，广告部的去拉广告，我们新闻部就写报道、开新闻发布会……最后音乐会搞得非常成功。因为范老师病重并不能到现场，我们当时还在医院设了一个直播点。演出的第二天就是范老师的生日，所以音乐会的最后，孔祥东和周挺两个人还一起演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范老师。演出结束已经半夜了，孔祥东还是赶到医院，第二天范老师就去世了，但是他是没有遗憾、带着微笑离开的。

因为这一次的音乐会，我和孔祥东的关系就比较近了。到了1994年，他从美国回来，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吃饭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个名单，上面都是中国各个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到美国学习音乐，当时已经成长为比较有成就的音乐家。孔祥东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走出国门去学习音乐的年轻人，八年了，他们学习得怎么样了，国内的人还是挺关心的。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回到国内做一个汇报演出。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当时也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下来了。

三四十个人的演出团体，要从国外飞回来演出，这么多人来回的机票、食宿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来支持，演出也需要磨合，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处理、解决。好在从新闻部的领导邱洁宇到当时电台的台长陈文炳都非常支持这个事情，又有华裔指挥家董麟愿意来指挥和组织这个乐团，最终在半年的筹备之后，我们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成功举办了“海外中国名家演奏团”音乐会。

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们在出国之前已经参加过许多国际比赛，也都得过奖，所以很多人对他们都非常熟悉。时隔多年，又能看到他们组成一个乐团回国汇报演出，当时在音乐界应该说是非常震动的。

音乐会当时引起轰动，记得相关的报道也挺成功的？

相关的报道叫《海外游子故乡情》，后来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广播专题的一等奖。

作为一个记者，组织音乐会属于您的分外事。为什么您会愿意多次参与到这些琐碎、忙碌的筹备工作当中？

从新闻记者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首先看它能不能引起轰动，其次看它是否符合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范大雷老师筹款的音乐会也好，“海外中国名家演奏团”音乐会也好，我觉得我做了以后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件事，认识这批人，尽管是我身为记者的分外事，但是值得我去做。

您是如何在报道中突出广播报道的特色的呢？

广播新闻报道，没有声音是不行的，我会千方百计地去弄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声音，那么这个报道就是失败的。我们尽量要有自己独家的东西。

比如说我采访西班牙歌星胡里奥•依格莱西亚斯的那次，他是清晨五点多乘坐专机降落虹桥机场，而我们的早新闻是七点开始，留给我的采访、制作时间非常有限。为了确保能够引起胡里奥的关注，我不仅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将提问都罗列在纸条上，还在出发前特意准备了一本他的中文传记。只要他对你感兴趣，你就掌握了这次采访的主动权，可以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个个抛给他。

我们的采访有时可能有半小时、一小时的录音，但最后出现在报道里的不过几句话，这是因为采访对象不一定会顺着你的思路来表达，所以我们只能耐心等待，往往你要的东西在不经意间就有了。

比如说2001年克林顿来上海的时候，他到上海图书馆参加与上海各界的圆桌座谈会，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对台湾问题进行表态。座谈会是从早上八点半开始的，当时已经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们听得头也昏了。这时候克林顿突然话锋一转，表示：“有机会重申对台湾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也不支持一中一台，也不支持台湾加入有主权为先决条件的组织……”这段内容我们立即剪辑出来，当天中午的新闻就播出去了。

就是说，不管是采访政治还是文艺，作为一个记者，你要明确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一定要非常仔细、认真地去聆听你的采访对象，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讲出什么话来。

从1971年到2006年，从事广播新闻报道三十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份事业有着怎样的情感？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难以想象，一个人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但是我觉得能够在广播新闻记者的岗位上工作一辈子，我还是蛮幸运的，而且这还是一份我喜欢的工作。人家不是说，一个人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就是你的幸福。

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过，我是广播工作到最晚的人。你试想一下，音乐会一般都在晚上七点多开始，一场音乐会结束以后再赶回电台，通常已经十一二点了。一个星期如果有三次音乐会，那么我基本上就是三个晚上通宵。整理素材、形成报道，简单一点的可能弄到两三点，时间长的可能就要到早上四点左右。那时候不像现在，半夜或是凌晨从电台出来，马路上人也没有的，更不要说出租车了。原本晚上都会有一个技术部门的同志在录音间等我，帮我剪辑素材。后来我也不好意思老让人家等到那么晚，自己在旁边看多了也就慢慢学会了，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剪辑。那时候真的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换一个岗位或者怎么样，就觉得我蛮喜欢这份工作的。能看到那么多优秀的文艺演出，接触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觉得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学习。

   我对电台有着很深的感情，没有电台，就不可能有我的成长。是电台培养了我，才让我能够拥有这些年工作的经历和获得的成绩。从我入台，一直到退休，我一直就是在记者的岗位上工作，始终都是在第一线，从来也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