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人的梦想与追求

您从报社、宣传部转到电台来做广播，能谈谈您的心路历程吗？您在广播生涯中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我是1998年调到电台工作的，正好赶上广播电视改革、创新、发展的黄金时期，参与的许多事情令人难以忘怀。这些往事或者说故事中，蕴含着我们广播人的梦想与追求，真诚与坦荡，激情与智慧，勇气与担当。

我先讲一个发生在2000年7月的故事。一天早晨，我从广播里听到一条消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写了一本新书，叫《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即将出版。她从女儿的角度讲了邓小平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我觉得这本书对上海来说很有意义和价值，因为上海就是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变化，上海人民对邓小平充满了感激和怀念之情。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在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中连播这本新书。我找当时分管文艺的副台长邱洁宇商量，我们认为，除了连播这本新书，还可以采访毛毛，请她谈谈写这本书背后的故事。邱洁宇马上联系北京的朋友，找到了毛毛，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她，她非常高兴。然后我们选派记者路军到北京采访，没想到文汇报记者也赶到了那儿。我跟路军说，今天晚上整理采访录音，连夜传回上海，让新闻部早班编辑制作合成，明天一早抢先播发报道。在事先的一个“采访策划”中，我们有意请毛毛谈谈小平同志与上海的不解之缘。毛毛果真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她说，爸爸年轻时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从上海出发的，以后当总书记的时候也多次到上海来过。他的晚年，有7年的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她说爸爸曾提到浦东开发的问题，他说我改革开放中有一个失误，对浦东的这个问题提得晚了，他对此一直是有些歉意的。毛毛话锋一转说，当然，父亲还是看到了上海的腾飞，看到了浦东的腾飞，我觉得他是心中没有遗憾地辞世的。这篇报道播出后，影响很大，获得上海广播电视奖一等奖、上海新闻奖一等奖。

第二件令我难忘的事是《市长热线》节目的开设。2000年，正值世纪之交，大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新纪元的开启触发了我的新构想：上海是一座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常住人口有1600万之多，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中有许多需要沟通交流的观念和问题。如果我们利用广播快捷、互动的优势，开设一档《市长热线》节目，每个月请一位市长或副市长担任嘉宾，与市民进行对话，直接听取他们的呼声和建议，共同探讨城市发展大计，应该非常有价值。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电台新闻部，并请总编室拟出申请报告。很快，就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市政府领导的批复，他们表示同意和支持。那年春天，《市长热线》开播，徐匡迪市长走进上海电台直播室，与听众进行坦率而热烈的交谈。以后，几位副市长也陆续来到《热线》节目，有时还会谈及一些与市民生活相关的新举措，披露一些重要新闻，比如将建造卢浦大桥和越江隧道等等。所以每当《市长热线》节目开播，报社、电视台的记者都会“闻风而来”，节目中传出的喜讯，往往作为当晚或第二天的头条消息刊登、播出。我还记得徐匡迪市长对这档节目的评价，他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这是我们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把上海的事情做好的一个重要保证。《市长热线》节目成了上海电台的一档品牌节目，延续至今已近20个年头。我觉得，它出现的意义在于，在市长与市民之间建立了一种通过电波直接对话的机制，并使之成为常态。以后，区委书记、区长和各委办局负责人作为嘉宾，也陆续出现在政务访谈和民生访谈节目中，回应市民关切。

第三个故事是创办“上海广播周”。2000年，我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广播论坛，并发表了《跨国合作，天地广阔》的演讲，提出的观点就是要“超越国界，跨越时空，直接交流，广泛合作，开辟广播新天地”。我找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方，我说能不能跟你们合办一个上海广播周，把我们的节目拿到你那里播放，每天半个小时。他非常高兴，表示愿意合作。后来我们搞了《闪耀明珠，上海风华——上海广播周节目展播》，分为5篇，讲上海的风情、上海的名人、上海的舞台、上海的美味和上海的变化。请方舟、赵洁等名主播、名编辑特别制作，分5天，每天播一篇。之后，在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约10个国家举办过这样的广播周。这种形式坚持到现在，说明上海广播与世界广播的合作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徐匡迪市长参加《市长热线》节目并接受记者采访

广播节目资料是上海的宝贵财富，您在任时推动的广播节目数字化工程也很有价值，记得还帮助一批名人名家把自己保存的音乐作品数字化？

2005年，我分管的节目资料中心启动广播节目数字化工程，就是把137000盘广播开盘带节目转为数字化格式。当时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也想把他自己保存的音乐作品转成数字化。经过节目资料中心员工的辛勤整理，最终转制成30盘光碟，还梳理了朱践耳先生作品目录，他挺高兴的，当时他已80多岁了。为此，《文汇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报道。

后来闵惠芬、吕其明、黄准、马革顺等著名音乐家都把自己的作品交给节目资料中心做了数字化处理。之后还以此为契机，开始对老艺术家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当时是抢救性采访，叫“寻访历史老人，抢救历史记忆”。13年来，共采访了300多位老艺术家，加上别的项目一共1200多人。我觉得，抢救历史的记忆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能不能说说印象深刻的广播人？

我有幸与一批优秀的广播人一起共事，比如广播记者陆兰婷，就是一位满怀激情、仗义执言、坚守在舆论监督第一线的女记者。她的敬业精神、执着精神、大无畏精神，让我很感动。她夜闯医院停尸间，暗访地下赌场、窝点、网吧，只身调查贩卖枪支弹药的交易。她的采访大多是暗访，危险性很大。同事和家人都提醒她，不要去参与太危险的报道，但陆兰婷说，如果我遇到了意外，你们就当我是战地记者牺牲了。战士可能会倒在战场上，但我绝不会自己趴下。

说到战地记者，记得您当年也曾奔赴老山前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战地采访。后来作为广播领导，面对这样的记者，您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

陆兰婷做的很多批评报道是有难度、有力度、有深度的，有时真的像是在战地，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有的涉事单位的领导会电话找我打招呼，说能不能不播了？我婉言回绝。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批评报道，这家媒体就没有了良心、没有了活力，就脱离了老百姓。我对这样的记者一直心生敬意，尽可能给予支持和鼓励。我在广播电视协会工作的时候，于2011年7月提议召开了“陆兰婷广播监督报道研讨会”，意在弘扬她的精神和品格。我还邀请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裘新参加会议，他给陆兰婷的报道特点和风格概括了8个字，叫“有胆、有识、有理、有节”。归根到底，广播的发展需要一批敬业的广播人去做事。

您觉得工作中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最遗憾的就是我提议建造上海广电博物馆的梦想没有成真。上海是中国最早建立广播电台的城市，1923年就有了电台；上海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省级电视台的城市，1958年上海电视台开播。上海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音像资料馆采集积累了10多万部的上海影像资料，其中有许多“存世孤品”，我们的影像资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我曾认识一位痴迷于“无线电”的上海民间收藏家，叫张明律。他听说我想筹建上海广电博物馆，表示愿意把他收藏的两千多件收音机、电视机捐给我们。这些收音机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我专门在广播大厦找了房间安放这些收藏品。从2007年起，我就积极呼吁“上海应建一座广播电视博物馆”，让它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新亮点。可是上级领导一直没有拍板吹哨。我退休后，张明律看我们没有动静，就把数千件藏品从广播大厦搬走，最后给了上海仪电集团，办成了上海无线电博物馆。我听闻后心痛不已，恳求他，你无论如何给我们留几十台当作纪念。所以，目前在广播大厦大堂还陈列着40多台老式收音机，就是他留下的。

您对广播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今年是上海人民广播诞辰70周年，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广播作为传统媒体，它可以称为“老人”了。但我觉得广播人一批一批地在成长、在更新，广播人永远是年轻的。我相信年轻的广播人面对层出不穷的变化和挑战，一定会比我们干得更好、更精彩。这也是我的心愿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