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耳倾听 用心倾诉

您刚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负责什么工作呢？

当时电台有文学科、音乐科、戏曲科。我最开始是在文艺部的文学科做编辑，大概半年后，我去了戏曲科，负责《舞台内外》节目。这档节目有综合录音报道、演员的采访、剧目介绍、评论等内容，是比较综合性的栏目。大概在1986年，领导提我做了文艺部副主任。第二年，整个广播电视业的改革力度很大，设立了五台三中心，大家做事的干劲很足。1988年我担任了文艺台台长。

能谈谈90年代初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筹备前后的故事吗？

当时市里和局里的领导在思考一个问题，上海的广播和电视都是独此一家，是不是应该制造一个对手，能够彼此竞争，充分激发广播的内在活力？伴随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这项议程——成立一家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并行的省级电台，就被提出来了。

过去的台长都是上级任命的，而这次是通过公开招聘，然后经过比选再聘任的。上海广播电视局以外的人也可以来报考。当时上海广播电视局组织了一套八个人的评审班子，我记得大概有十几个人来竞选。我精心准备了一套改革方案，他们经过讨论，感到我的方案是最有竞争力的，最后决定由我来挑头组建一个新的电台。于是我被任命为新台的台长，并给了我六十个编制，员工可以在老台里双向选择，也可以去社会上挑选，甚至连副台长、部主任也可以由我来挑选聘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1992年9月24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挂牌

筹办新台，包括给新台取名字、选台标，应该有很多难忘的事吧？

为新台取名字的过程还颇费周折的，一开始领导借用了“上海浦江之声广播电台”这一名称。正式命名时，原上海市副市长，当时也是浦东开发办主任的夏克强建议说，新台叫“东上海电台”倒是蛮好的。我们一开始也感到这名字还不错，但因为新台和老台是平行竞争的关系，我们心里就有些想法了，既然有东上海，那么就应该还有西上海、南上海，以及北上海。“东上海”这个名字似乎代表着我们只是上海的一个角落，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更大气点、从地域上来说可以更广阔的名字，最终我们选择了“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这个名称。我们因浦东而起，浦东是上海的东方，上海是中国的东方，中国是世界的东方。另外，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孕育着希望、光明、未来。这个名字太合适了，不但得到了市里的支持，还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我们题写了台名。

说到台标，当时有好多台标样稿供挑选，最后是我拍板定下的。我们的台标就像旋风一样，非常具有动感。而且它又有点像“e”,代表了east radio,具有东方的意思。同时它又带点我们中国传统八卦的标识，具有我们古老的内在精神。而且我们当时配在台标旁还有两行字——用耳倾听，用心倾诉。这两句话，我看现在的广播还在继续用着。

新台和老台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精心挑选了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第一批成员，当时没有用足六十个编制，因为怕以后还会有人陆续进来，只用了四十四个人。我们办了两套频率，一套是中波792千赫，另一套是调频101.7兆赫（后来又增加了卫星金融台、儿童台和有线音乐电视台）。当时虽然人手不足，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整个东方台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我们直接开办了一个24小时全天候直播的电台。这在当时来说是大胆的创新，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从华东地区来讲，从来没有这样尝试过。原先上海所有的电台到晚上12点就结束播音了，从晚上12点到早晨6点，这6个小时上海是没有广播的。而东方台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从早新闻开始，我们就开始大容量地直播。我们把播音速度提高了，一般播音员是按照1分钟160个字这个标准来讲话的，我们提高到了200个字，甚至更多，这样节奏更快、信息量更大。我们还引进了听众的评判机制和感受机制。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自建台起，就确立了自己节目框架的三维支柱，就是要以信息性、服务性、参与性见长。第一点信息性，指的是广播的信息需要最快、最密集地来传递。第二点服务性，过去是“我播—你听”的模式，所有的听众都是被动的，我们现在要变成“你听—我播”，根据听众的需要来设计我们的节目，牢牢树立为听众服务的理念。第三点突出参与性，广播是一种特殊的媒体，听众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里来，一条电话线就可以把直播室和整个城市连在一起。同时我又提出了“主持人中心制”。这样就整个改变并且完全颠覆了传统广播的模式。

听说开台之初听众反响热烈，收音机都卖到脱销？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开播使整个上海沸腾起来了。我们每天收到的听众来信都是用麻袋装的。后来统计过，大概每天四千封以上。听众的来信使我很感动。有的听众说，我一天24小时始终开着你们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甚至有些老同志说，我早晨是听着东广醒来，晚上枕着东广的声音睡去，我希望等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还是能伴着东广台走完我生命的历程。开播那阵子上海便携式收音机全部脱销，买不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当时办得热火朝天，对整个广播来讲，它带来了一场复兴。

1993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出版了以主持人为主体的纪实报告文学《东方旋风》，在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受到了听众的热烈追捧。早晨8点钟就有人搬个小凳子在门口排队了。到下午1点30分正式开始的时候，完全就是人山人海的场面了，连书店门口都围了好几圈。

我看到大家这么热情，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同时我又担心出安全事故。主持人本来是在大厅里签名售书的，我们临时决定把主持人拉到二楼的小阁楼里。这样听众们要拐几个弯，才能进去，就比较安全些。6月的天气已经是比较热了，而且所有人都是前胸贴着后背这样排队的，所以空调根本不起作用。但是即使是这样小心安排，当时还是挤碎了好几个玻璃橱窗。我记得有一个中年妇女抱着发烧的孩子来排队，挤碎的玻璃把那个妈妈的大腿划开了，血流出来了。我连忙先让她签，签好了以后把书给她，然后送她到医院去包扎。事后我跟主持人讲，什么叫回报，这就是最大的回报。听众如此喜欢你，给你们的待遇远远超过当时的歌星、影星，你怎么可以不舍生忘死地往前冲呢？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上海人为东方台打开收音机》。除了官方肯定，还有很多暖心的故事。我们走出北京东路传达室的时候，总能够看到听众捧着牛奶、鸡汤等着喜爱的主持人。我是台长，不是直接与听众接触的，但也感受到了这种热情。1993年的时候我住在中山医院，要开刀。夜晚突然有人来敲病房门，来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青年。她拿着花，说她也住在医院里，听人家说楼上住着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台长，她就特意到外面买了鲜花来送给我，希望我明天手术顺利。

东广的开播可以说是改革年代一个华彩的乐章，由此掀起了中国广播新一轮改革热潮，被誉为“中国广播改革的第二座里程碑”。那么除了社会反响外，经济效益又是如何？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台没有创办费，我们按照年利息4.2问局里借了一百万。第二年我就连本带利还给局里了。龚学平局长当时说，你们争取达到八百万广告收入，结果我们第一年的广告费是一千六百万，比他提出的目标翻了一倍。后来我们每年的广告收入是以一千万的速度在递增。我当了八年台长，等我2000年离开台里的时候，我们的广告收入将近八千万，几乎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逼平。可以说，当时整个广播业是很火红的。

后来您又在不同岗位进行过开拓性的工作，回顾自己整个的职业生涯，广播在其中有着怎样的位置？

广播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甚至在我的生命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面对信息的爆发，广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广播在一次次的危机中，它能不断蜕变、不断更新、不断地面向未来。广播是语言的艺术，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我相信，广播有它存在的价值，也看好它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