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纪录片中心

纪录片必须回归真实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中国电视纪录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了繁荣。1979年，上海台新闻部成立了纪录片组，包括我在内一共有6个人。走过“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们终于从左倾阴影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纪录片创作的视野也一下子豁然开朗。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文革”中假大空、生硬的说教与灌输深恶痛绝，纪录片必须要回归真实，回归纪实品格，走真实记录的道路。这些理念，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确是振聋发聩的，因为这些问题曾困惑我们多年，是我们对长期恪守的“苏联模式”的反思。

中国纪录片的崛起得益于“外宣”，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台的纪录片制作是和外宣工作紧紧绑在一起的。这从我台机构名称的变化脉络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纪录片科，到外宣科，到对外部，到国际部，到海外中心，当时的纪录片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塑造国家形象、传递中国声音的外宣任务。

上海台的外宣工作始于80年代初，那时能够出口的节目很少，即便是出口，也都是通过中央电视台出口到我驻外领事馆或者几个小的华人台。1981年到1984年的四年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出口的节目只有短短两个小时，平均每年只有半个小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党和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需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1984年，国务院要求全国各个省级电视台（包括14个沿海城市台）成立“对外部”，加强对外宣传。同年11月，我代表台里去宁夏参加全国第二次外宣会议。这次会议对我触动很大，在给央视海外播出平台供片的全国31家省市电视台中，上海台的供片数量和时长竟然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会议结束后，我向时任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汇报了此事，台领导非常震惊，表示要在一年的时间内扭转这种落后的局面。1985年1月，短短三个月后，上海台从新闻部抽调了19名精兵强将，成立了“对外报道部”。同年，上海广播电视局指出我们的外宣要打翻身仗，要到世界上去打擂台。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当年我们为央视对外部的供片时长跃居全国第一，并在此后三年都是稳居首位。

1986年，上海首届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现已更名为上海电视节）开幕，促使我台的外宣工作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我认为，上海电视节有几个非常大的功绩：一是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让我们有机会集中观摩学习国内外各种类型的电视纪录片，请国际电视的权威专家讲述纪录片创作的要义，体验到了纪录片创作许多新的理念，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有着目不暇接的感觉，没想到纪录片还可以这样拍；二是直接为我们对接了26个参展城市的海外主流媒体，打通了境外播出通道，让我们拍摄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向了国际舞台，在海外主流媒体上有了直接发声的宝贵机会；三是为了响应上海广播电视局“上台打擂”的要求，我积极鼓励编导在上海电视节拿奖，要求我们所有的编导，每人每年至少要拍8-10部40分钟时长的片子，至少有一部片子具备冲击电视节奖项的能力，从而激励了一大批精品力作的出现。

首届上海电视节之后，对外部于1987年改为全面负责外宣的国际部，据我所知，这在全国是第一家。这次体制的转变，使我们思考如何适应电视市场化的趋势，我们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部门，电视节目也应该具备商品的属性。我们应该按照商品生产规律，将市场和流通放在第一位，开拓渠道，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生产节目。1987年以后，我们的节目出口量已经增加到几十小时，以后又逐步增加到几百小时（最多时有600小时）。

栏目，是纪录片的舞台还是纪录片的坟墓

相比外宣上的突破，纪录片在内宣上却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没有固定的栏目、固定的播出时段，我们拍摄的片子只能作为“填片”，由总编室安排在空档时间播出。临时插播的时段不可能很好，经常是晚上11点，甚至更晚。而且由于播出的时间不固定，观众收看不方便，很难形成相对稳定的收视群体，所以在很长时间，我们拍了不少好片子，但观众并不知道。对于这种无家可归流浪式的播出状态，我们部里的几个编导和记者很不满意，和我闹“政变”：“我们辛辛苦苦拍的纪录片，观众也不知道，台里老是放在角落里播出，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成就何在？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当时认真想了一下，纪录片这么多年的积累，好的片子不少，我们要搞栏目就搞个大的，要搞就搞个40分钟的，而且一定要在黄金时段播出。我请大家想十个栏目名称，名称中一定要包括纪录片三个字。最后我认为“纪录片编辑室”很直白，就用了它。

说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有一次，当时刚上任不久的盛重庆台长看到我，问我们部门都在忙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做的节目。后来，我就请上视的所有领导，包括金闽珠、盛重庆还有各个副台长集中看了一上午的纪录片，包括《毛毛告状》、《德兴坊》等，看后领导们非常吃惊，说没想到国际部居然能拍出这么好的片子来。这就是节目没有自己固定播出平台的尴尬。

《纪录片编辑室》于1993年2月1日开播，“追踪变革大时代，讲述人生小故事”，把栏目的方针聚焦于表现普通老百姓，这是《纪录片编辑室》的一个重要创举，当时全国尚无先例。我们总结：上海既无高山大川之壮美，又无民族风俗之绚丽，更没有值得炫耀的文物古迹，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寻找纪录片的崛起之路。我们的优势是人，我们有一批献身电视事业的人，他们都很肯干，也都能干；我们还有1300多万（1993年）国际大都市的市民。海外观众感兴趣的是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于是我们的纪录片编导便把目光逐渐聚集在上海、上海人和上海故事，记录普通市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如住房问题、下岗职工的出路问题、老年婚姻问题等，制作出了一批纪实性很强的纪录片。

《纪录片编辑室》的播出，不仅轰动上海，而且引领全国。1993年夏天，央视陈虻受邀到上海参加《纪录片编辑室》研讨会。当年10月8日，经过改版的央视《生活空间》推出，其定位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两个平民栏目，一南一北，交相呼应，在观众和业内都产生很大影响。此后全国有40多家省市级电视台先后开办了纪录片栏目，让纪录片这个长期坐“冷板凳”的片种一下子火了。鼎盛时期，《纪录片编辑室》甚至创下了36%的收视率，那时我们到香港推销节目，片商几乎见了我们的纪录片就买，而且是以每集5000美元的高价争相购买，这些被海外片商购买的节目自然也就进入了西方媒体。

但现在回过头来想，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确实是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来说，纪录片有了自己的播出平台，来自各方面的好评如潮，我们拿到了上海市十大文化名片、上海市劳模集体、韬奋奖、三八红旗手……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最主要的矛盾是，纪录片的制作满足不了日常播出的需要，难以对付每周40分钟这个巨大的播出胃口。这个矛盾在栏目初创时期，因为有一定的节目储备，矛盾尚不明显，播出一段时间以后，矛盾便日渐突出了。纪录片的生产是需要时间积淀的，它是一个急不出来的片种，栏目究竟是纪录片的舞台还是纪录片的坟墓？真的很难界定。到了1995 、1996年的时候, 我们的收视率就开始下滑了, 逐渐下降到只有6%-7%。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水落石出”，纪录片达到全市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第一位，这才是不正常的，这说明其他的电视节目品种非常匮乏，电视剧不行，综艺不行，新闻也没有改革，一旦这些节目起来了，纪录片就得回到自己的位置。

三个坐标集于一体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选题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全景式地展现真实的中国、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需求就愈加迫切。怎么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1995年年初，上海电视台成立外语台，这是我国第一家用英语为主要播出语言的综合性电视频道。从此，我们的节目就突破语言障碍，更加方便地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了。

我一直认为，我们有两个观众。第一个观众是海外电视传播媒介的台长、官员、管理者们，他们是与我们的政治信仰、文化经济情况迥然不同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直接决定了是否引进我们的纪录片；第二个观众才是我们最直接面向的海外收视观众。除非我们的电视节目可以用卫星覆盖全球，否则我们想要获取第二个观众，就非得需要第一个观众的认可。

所以，如果我们的选题不是海外观众，尤其是第一个观众所感兴趣的，或者说我们没有按照第一个观众的心理接受习惯去制作我们的节目，就谈不上什么宣传效益，更遑论经济效益了。所以，我们要讲什么、人家要听什么、他们习惯于怎么听，这三个坐标集于一体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选题。中国的事情，不能只讲成绩，不讲问题。有正、有反才是真实；有光明，也有阴影才是真实。 1993年开机拍摄的《大动迁》，其实是上海市政工程——成都路高架道路建设动迁的命题作文。但《大动迁》和内宣的视角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单纯地把它作为市政建设的成就来宣传，我们来回穿梭在上海南北高架道路的动迁现场，不回避矛盾，把镜头对准即将离开故土的普通百姓，拍他们的喜怒哀乐，拍他们的愤懑与纠结，拍他们的要求与呼吁，拍时代巨变的大环境下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得失与取舍。我们希望把它拍成一部上海城市建设的档案，拍成一部上海市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心路历程的档案，也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留下一份最真实的影视档案。这样的视角，这样的拍法，如果不是外宣，当时是难以做到的。

回望上海纪实的发展历程，我想我们应该记住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2年1月1日，上海台纪实频道正式开播，成为全国第一家纪录片专业频道。

2009年，中国第一家电视台体制下的纪录片公司——真实传媒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

2014年6月16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正式上星，率先成为中国纪录片地方上星频道。

2019年4月15日，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全国首个纪录片中心。

作为老纪录片人，我对上海纪录片中心寄予厚望。我希望年轻的纪录片人还是要耐得住寂寞，不忘纪录片的历史使命，在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下克服新的困难，创作更多接地气的作品，打造新的辉煌。

【采访后记】近30年来，上海纪录片人一次次开创先河，以细腻的人文情怀、平实的百姓视角、丰富的现实题材，创作了一批传世佳作，在中国电视史上绘就了鲜明的海派风格，镌刻出上海的城市精神，为时代、为国家、为人民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同时，一代代上海纪录片人努力兑现纪录片的商业价值，努力拓宽纪录片的产业边界，为现在上海电视业拥有精良的纪录片人才队伍，和保持着对历史社会发展的关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全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到全国第一家纪录片专业频道上海纪实，到全国率先上星的纪录片专业频道，再到如今国内首家“纪录片中心”……上海的纪录片人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沿，记录并向世界展示发展的中国、追梦的当代中国人，用国际视角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他们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实的记录者，梦想的记录者。当我们致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也应向那些忠实记录时代的纪录片人致敬。我们期待，新时代海派纪录片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