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金银潭医院隔离病房这一夜

出发，武汉

1月24日，除夕。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12小时后出现在吸引全国人民目光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傍晚6点多，部门领导孟总打来电话，要派记者跟随上海医疗队驰援武汉，具体行程由队里安排。驾车90多公里后，我赶上了这趟从上海虹桥飞往武汉天河机场的东航MU5000航班。

虽说是奔赴疫区，但飞机上的我戴着耳机，沉浸在短视频的剪辑之中，并没有时间忐忑。一直到透过舷窗，看到凌晨机场“武汉”二字的红色霓虹时，才开始对自己身处的位置有了认知。然而，这次到武汉住哪儿？不知道。支援哪家或是哪几家医院？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武汉的疫情发展态势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坐上飞机的队员们，心里也没底。载着行李，没有摆渡车，下飞机后坐的大巴直接开到了金银潭大道旁的酒店门口。一街之隔，“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几个大字发出刺眼的红光，这是武汉最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救治医疗机构之一。上海医疗队抵达时，金银潭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就已经收治大量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不少病人病情危重。

随后的几天，我与后方同事组成全媒体报道小分队，围绕队伍抵达、接手“简易ICU”、开出第一份医嘱、生活物资保障等，发布了多篇报道，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然而，由于防护物资的紧缺，我们只能通过医护人员了解隔离病房内的一些核心事实，如：“有病人在看书、吃水果、玩手机。里面老年危重病人不少，正在用呼吸机支持……”但隔离病房里，患者们的状态究竟如何？严密防护下的医生护士如何开展工作？危重病人这么多，如果发生病情突变，如何施救？想要做好前线报道、真正摸清这些问题，只有进到隔离病房内取材，才能获取最具新闻价值的独家线索。

远不止“三重门”

有位葛医生说，进病房前需要通过三扇门。第一和第二扇是缓冲间的门，一般相距2-3米，按规定不能同时打开。第三扇门是医护人员心里的门。的确，在住满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走进病房意味着直面病毒，对任何人来说，开门这个动作都需要些勇气。但我清楚，疫情初期接近核心新闻现场的机会，稍纵即逝。

当地媒体同行对我说，进入“战时状态”的金银潭医院拒绝了不少采访申请。不同于以往的突发事件，如果进病房时没有规范地做好各项防护措施，那几乎就是“送命”。为了不给医疗队添乱，进病房前我提前和医疗队的医师组组长周新教授进行探讨。经过研判，在抵达武汉后的第五天（1月29日），周教授同意了我进隔离病房的采访请求，他相信，这个时候的记录是有价值的。为了我的个人安全，他还安排值班医生，提供防护服穿脱等专业保障。

进入污染区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前，其实并不止“三重门”。当晚10点多，我带上设备，向病区进发。输入密码后，北楼一楼的自动门缓缓打开。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地上的标签显示，再往里走就将离开“清洁区”，进入“潜在污染区”。靠着上海带来的防护服与医疗队提供的隔离衣与N95口罩，核心装备算是齐了。这时，徐斌医生发现了我，开始协助我穿衣、戴卫生帽。他叮嘱说，头发务必要全部塞入帽子里面，不能暴露在外。这也是很多医护人员剪短发的原因。

我在金银潭值了个“大夜班”

在进入潜在污染区前，我已经完成了三段内容的拍摄，主要是以视频的形式，告诉受众我们将在医院里蹲点一整晚。所以到了医生办公室后，我显得比较从容，觉得有的是时间供我进行拍摄准备。可谁知，还没来得及问清三名值班医生的单位和名字，对讲机中就传来信息，一名75岁的男性患者意识丧失、呼吸心跳停止、急需抢救。三名医生立即拿起白色防护服，打开了双重门，快步冲进了半污染区。我拿着运动相机GoPro，紧跟了上去。

跨过缓冲间的“双重门”，就能见到护士站，1月底时，防护物资极其缺乏，由于医疗队护目镜紧缺，我选择将护目镜留给了医生，仅用医用防护面屏。进病房前，负责外围管理的男护士刘金金知道我是记者，大声提醒我说：“进去之后，什么东西都不要碰！”又打开两扇门，一条长走廊出现在面前。护士们在“污染区”里的工作台就在走廊里。由于窗户必须打开通风，这里的气温接近冰点。303病房前，围了8-9名医生和护士，推车上放着的是一支支刚刚使用完的肾上腺素。

一阵忙碌后，即便大家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没能挽回这名患者的生命。医生们告诉我，这名老先生患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当时还没有规范简称）已有26天，本身就有基础性疾病，出现了多种并发症，是医护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过对于这个病，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病房里，另一名清醒的女患者坐着看完了抢救全过程，想必她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抢救结束，医生们来不及感伤，光填写死亡证明这一项任务，就要耗费约半小时的时间，还要完成告知家属、联系殡仪馆、填写传染病疫情报告卡等工作。病房内，护士要为患者做尸体料理。送走时深鞠一躬，默念“一路走好”。

医生们照顾我，让我不要在隔离病房里过长时间停留，毕竟病毒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多待一秒钟都是风险。于是，拍完了抢救环境下医护们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后，我脱下了最外层的白色防护服，来到护士站向值外围班的护士了解更多工作细节。

其间，又一名病人病情突变，血压飙升到170/103，而且比较烦躁。徐斌医生又冲了进去，在病床边用言语好生安抚，稳住病人的心神并加以药物治疗。过了一会儿，病人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安然入睡。

“牺牲”的自拍杆和“泡不坏”的相机

走出病房时有医生提出，我手里GoPro相机抢救时距离病人只有50厘米不到，外表和缝隙中都有可能藏有病毒，简单的喷壶消毒可能达不到效果，带出去可能会有风险。

病房如战场，此刻医生们就是指挥官。他们提出的专业要求，我一直是绝对服从，但这同时意味着，好不容易拍到的最一线的素材无法带走，怎么办？外围护士老师说，有个“新办法”可以一试！为了更稳定，GoPro相机上有一根可以伸缩的自拍杆，但海绵的手柄、可以伸缩的设计让大家觉得“消毒起来有很大难度”，为了“保命”并严格落实防止院内感染的管理规定，我“忍痛”把这根杆子留在了三楼病房外……至于设备本身，当天下午队里刚发布规定，因为护目镜物资极度短缺，一次性使用的话当天就将耗尽，所以大家使用完护目镜后，要用一定浓度的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以上，晾干后多次利用。我当即提出，是否可以将这台GoPro相机按同样方式浸泡消毒，这样既能拿到素材，也能保证队员们的绝对安全。

于是，两名外围班的护士拿出一个黄色的长方形塑料盒，开始帮忙操作这一消毒方法。她们说，其实护目镜的消毒工作也才刚刚开始，而我可能是第一个在金银潭医院消毒浸泡运动相机的记者。“会不会泡坏？”对讲机里传来了他们的询问。我按下PTT，告诉他们“防水的，使劲泡，泡坏也没事，安全最重要，OVER”。

不胜不休的武汉保卫战

凌晨两点，“里面”的护士要出来交班了，因为ICU（重症监护室）里的患者大多生活不能自理，特殊时期没有护工，病人们也没有家属陪伴，所以除了治疗任务外，护士还要近距离完成患者的喂饭、喂水、翻身、处理大小便等等一系列工作。初期物资紧张，防护服用一次就得报废，所以大家坚持不喝水、不吃饭、不上厕所……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

除了戴着口罩呼吸困难外，不透气的防护服也让大家感觉“闷得慌”，男护士张俊杰脱完防护服出来时，就像从游泳池里爬上来一样，内层的白大褂被汗水完全浸透，胶鞋里的汗水可以倒出来长长一串。护士长陈贞摘下口罩时，露出了脸上深深的勒痕。我给她拍了张照，也只有这个瞬间，能够记录到脱去口罩后白衣天使们的正脸。

作为上海第一批医疗队的随队记者，我试图记录下医护团队工作中每一个真实、感人、温暖的瞬间。有了他们，金银潭医院不再是1月中旬时的一座孤岛。很多人看到了他们身后写着的“武汉加油”，而我在隔离病房里看到的，是一张他们贴给自己看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保卫武汉 众志成城 早日胜利 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