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报道的硬核新闻是如何炼成的

1月24日，笔者跟随上海援鄂第一批医疗队前往湖北武汉，至3月22日返沪，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派出的第一个前方报道组，我和摄像唐晓蒙在武汉坚持采访近两个月，见证了多批上海援鄂医疗队从踏上征程、投入救死扶伤、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过程；与此同时，报道组也记录了众多医护人员无私无畏奉献的故事，以及上海医疗队在防控疫情方面精细化管理、高精尖医术的案例。

对我而言，参与此次武汉疫情的报道，也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希望通过对此次武汉疫情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进行的经验总结，这些实际操作上的内容，能够为今后进行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提供参考。

   报片流程完成又一次“突破”

2020年1月24日晚上9:30，笔者在虹桥机场T2航站楼与上海援鄂第一批医疗队会合，驰援武汉。135位医疗队的成员，加上卫健委的领导及送行同事和家属足足几百号人，还有医护人员随身带的医疗物资和行李，整个航站楼大厅的一角被挤得满满当当。这时，上海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突然开始点名：“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仁济医院、市六医院、岳阳医院、周浦医院……”原本喧闹的人群突然被这个点名声盖住了，人群寂静，响亮的医院名号回荡在航站楼大厅。之后，一声声“到”从人群的不同角落回应着，那种出发时的忙乱以及出征时饱满的情绪，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当时，我们有两位同事正在采制医疗队出发的新闻，出于记者的直觉，我拿出手机，调到视频模式开始拍摄，为这历史性的一刻提供一个多角度的画面。很快我就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拍摄，手机拍摄相较于摄像机视角更为灵活，且更容易避开聚集的人群。但这个优势的展现还只是开始。

2016年笔者所在的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了,这个从原来电视新闻中心脱胎而成的新生媒体，成立之初，在工作流程方面就与原先电视制作的流程有巨大的差异。简单来说，在电视端，原先我们的工作流程是，在外采访完成后，把素材上载入相关的系统，然后粗剪成半成品，交由电视新闻编辑进行加工，完成最终的成片，再进行播出；而融媒体中心的电视新闻，除了保留原先的工作流程外，中心专门开发的Xnews系统给记者报片提供了更多便利。无论是广播级的设备，还是轻量化摄像机、具有视频拍摄功能的单反相机，甚至是手机拍摄的画面，都能用笔记本电脑的剪辑软件甚至手机APP完成剪辑、特效处理等。这样完成的基本成型的画面和文稿报道通过Xnews系统的PC端或者手机端传入中心的“中央厨房”，可以供电视端和网端同时选用。从采制的前期而言，这个流程在一开始就对“轻量化”设备比较友好，而且更符合网端对信息实时刷新的要求。

回到笔者1月24日在虹桥机场航站楼大厅的经历：拍摄医疗队出发新闻的同事要等到医疗队办完登机手续后，回到电视台办公室，把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上传进制播系统，完成文稿写作及画面粗剪，然后编辑再进行最终成片的制作。根据新闻栏目的编排，这条新闻应该是在1月25日的早新闻与观众见面。而按照Xnews系统的报片流程，笔者就能把手机拍摄的画面报进Xnews手机端的系统，然后在这个系统完成文稿写作。但那天晚上，除此之外，笔者的报片流程完成了又一次“突破”。

在接到任务出发时，融媒体中心采访部和看看新闻网端的主创人员就拉了一个微信工作群，方便我把在武汉采制的内容及时跟后方电视端及网端的编辑沟通，确保第一时间把重要新闻传播出去；此外，笔者不能确保任何一个更有价值的瞬间在什么时候出现，当时也不能确定“截稿期”会在何时出现。于是，通过在微信群的及时交流沟通，把手机拍摄的画面直接发入微信群，再将初步的文稿也发入该群，如果有更有价值的场面出现时，我就直接用语音发入该群。

当晚，后方编辑根据我在微信群中提供的内容立刻进行了成片加工：《一次特殊的点名！沪首批医疗队赴武汉驰援》，这条视频新闻在1月24日晚上22点19分便出现在了看看新闻网和看看新闻APP上。第二天的早新闻也大量引用了用该方式发回的新闻素材。这也是我在此次武汉疫情报道中，发回的第一篇报道。可以说，本团队关于武汉疫情整个报道，是从上海虹桥机场航站楼就开始的。相较于Xnews在电视端和网端较为通行的工作流程，当晚采用的模式，需要后方更为强大的编辑团队的支持，也需要前后方更为直接流畅的沟通。这种“非常规”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日常的报道，但在此次武汉疫情初期的报道中，这种模式一再使用，并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不同类型的媒体边界被打破了

上海援鄂第一批医疗队的随队记者共有五名，分别来自《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澎湃新闻。除了笔者所在的融媒体中心由记者和摄像形成了报道组，其他三位记者都是独自完成报道任务。从传统媒体的角度，这五位记者分别身处报纸、广播、电视不同的传播渠道，报道方式没有太多交集，但在融媒体时代，不同类型的媒体边界被打破了——五位记者都要为各自单位的APP平台供片，而且是视频、图文、连线乃至直播多种报道样式全涵盖。笔者发现，除了广播级摄像机、录音机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相对独有的专业设备，具有视频功能的单反相机、手机，以及装有剪辑软件的笔记本电脑已经是前方记者的“设备标配”。

初到武汉时，笔者跟随医疗队进入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定点收治医院金银潭医院工作。这个疫区的“风暴之眼”吸引了当时所有媒体的眼光。另外，封城后武汉基本的生活保障情况如何？市内交通和市民的心态究竟怎样？网络上的种种传闻是真是假？受众有众多疑问亟待解答，可以说，当时的武汉“遍地是新闻”。前方的五位记者完全可以根据各自媒体的特点采制内容，但在融媒体时代，五位记者的工作模式几乎是一样的：及时拿到新闻核心内容；通过报片系统或微信方式，尽快与后方“中央厨房”的编辑沟通；第一时间把前方的消息在APP上发布出来。记者们还在病房内采访，几十分钟前传到后方的内容就已经刊登出来。以前说的广播的优势在速度，电视的优势在鲜活，报纸的优势在深度，在此次武汉疫情的报道中，已经很难清晰体现了。手机中传来的消息推送的提示音，也仿佛是前方记者报道的比拼的提示。而且比拼的不仅是前方记者发回报道的速度和内容质量，更是整个报道流程的处理速度和后方编辑的加工能力。五位记者暗暗较着劲，大家都努力在第一时间发稿，发回更有质量的稿件。

如何创作“独家”爆款

1月25日，是笔者到达武汉的第一天，当天晚上10点制作出短视频报道《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现在是“战时状态”！》，这条新媒体产品后来获得了数千万的网络点击率，可以说成为了一款“爆款”的报道。但实际上，这则报道的发布，是在我们完成采访的几小时后。如前文所述，当时身处的报道环境中，周围有很多能力很强的年轻记者，他们都用手机或单反相机记录下了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所说的话；而笔者的报道组是用专业摄像机拍的，从当时的发布流程看，速度肯定不会“占优”。如今复盘这个过程，分析这条“爆款”为何最终是我们这个报道组推出的？原因在于，当时张定宇院长的主要工作是来对接上海医疗队的，整个商讨对接的流程相当复杂和冗长，而我当时询问张院长关于金银潭医院现状的内容，完全“淹没”在医疗队对接的主题之中。要在“海量”的内容中，辨别出可能成为“爆款”的内容，并用恰当的方式记录下来，实际上是对记者综合能力的一次考验。你在繁杂忙乱的环境下，问出关键性问题；在采访对象情绪最饱满的阶段，恰当地打断并追问，以使整个报道一气呵成；在最终选取内容的阶段，要下狠心取舍。最终，这则报道以“现在是‘战时状态’”起头，展现了张院长眼中金银潭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的群像，并以“现在中国整体的情况不一样了”收尾，显示了医护人员有信心打赢这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战争。1分12秒的报道，有信息、有情绪，所以能获得受众的认可。这则报道在实际采访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内容采访用了不到15分钟，剪辑写作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但在思考如何提炼内容、并用怎样的方式报道时，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对这一过程我的体会是，“独家”的产生，取得别人没有的内容是最重要的，但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是“独家”的重要产生部分。

挖掘“战场”外的新闻

在疫情报道之初，受众非常渴望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在这样的形势下，除了救死扶伤的“一线战场”外，也可以有意识地发掘“战场”外的新闻。到达武汉的第三天，我们发回《探访武汉金银潭医院便民超市：物资充足价格不变》：通过实地走访，用商店的商品供应和价目表画面，以及对店家的采访，给出了武汉当时生活物资供应还是较为稳定而且批发渠道依然通畅的答案；并通过实地演示，回应了网传“武汉购物不能使用移动支付”的谣言。此外，《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刘阳：ICU病人情绪较稳定》，通过对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采访，回应了网传“部分新冠肺炎患者会攻击医护人员”的传闻。这则报道在当时对前后方稳定军心起到了作用。如今回想这些报道，我的体会是：在前线报道很容易“陷入”某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这样的时刻，对于外界的热点问题依然要保持一个关注度。这样，你在和同行的“新闻大战”中，就能发掘出一些独家视角的内容；其次，在报道的初期，受众关注的热点特别多，所以一定要加大自身的工作强度，尽可能多出报道内容，毕竟有些话题的关注度“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再者，一些网络自媒体发布了大量似是而非的内容，其中很多最终证明是谣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媒体承担了大量“正本清源”的工作。比如，上海援鄂第一批医疗队医师组组长周新教授通过前方记者的平台专门回应了“我来了武汉，一直在吃方便面”的谣言，这样的问题，让人感到哭笑不得。但笔者通过两个月的实践，充分感受到在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中，主流媒体严谨的采制流程、对事实的反复核实等，最终成就了媒体的公信力。在此次武汉疫情的报道中，主流媒体的收听收视率、点击率等，都创下多年新高，这可以被视作主流媒体工作机制的一种胜利。

记者动情了 观众才会被打动

1月29日，笔者前往金银潭医院采访医疗队早班交接班的过程。在此前一天，我看到过新华社登出的一幅海报画面，题为《坚持》，画面是医护人员卸下口罩后，被护目镜、口罩等勒压的脸庞上布满压创的伤痕。当时，我就很想知道，我们跟随的医疗队医护人员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于是，当天的采访就很留意这方面的内容。当医护人员从隔离病房出来，褪下口罩那一刻，笔者还是震惊了，当你实地看到那些累累伤痕时，眼泪怎么会不流出来。于是，我用手机视频拍下了这个令人震撼的场景，并第一时间发回了《她们褪下口罩那一刻，模样太让人心疼》的报道。很多时候，人们会说记者要冷静客观，才能做出好的报道。但在武汉疫情这样的报道中，记者跟医护人员同呼吸共命运，有着一样的情绪，反而能做出更打动人的好报道。医疗队随队记者的身份提供了这种可能：在固定的时空，记者跟着医护人员一起上班、吃饭、开会，就能深入了解他们每天的工作和所思所想、情绪波动。除了两点一线的工作，我们跟随医疗队后勤去火车站、其他医院搬运过物资，拜访武汉当地医院的同事，这些看似最终没有化成报道的“无用功”其实最终是拉近了你和采访对象的距离，以及会让你对报道投入情感。只有记者动情了，受众才会被打动。

颠扑不破的秘诀——抓住“人的故事”

随着医疗队的工作逐渐迈上正轨，最初阶段那些具有冲击力的场面会逐步减少，日常报道的新闻量也会逐渐减少，受众也会产生“倦怠期”。那么，如何挖掘出感人的故事，其实是对记者策划和制作能力的一场考验。

《首位上海援鄂医生钟鸣——我是“回娘家”救援，应该的！》，这部时长4分44秒的人物专访，聚焦于钟鸣在武汉疫情第一线的工作情况及所思所想，展现了上海驰援武汉医护人员“第一人”的形象。随着前线报道流程的逐步优化，我们开始采用纪录片手法完成人物专题制作，和后方记者密切配合，推出了“相距800公里的医生夫妻”三部曲。我们选取了三对上海医生夫妇，讲述了在疫情发生后，一方在武汉前线、一方在上海留守做后援的故事。这三部名为《相距800公里的医生夫妻》《亲爱的，这次换我来当“后勤部长”》《你好，“+1”小朋友！》的专题，记录了众多生动感人的场面，温馨的表达方式也受到了受众的好评，部分内容被中央媒体广泛引用。在采制这几部专题片时，我和后方共同设计的微信连线等方式，串起了两地的情感交流，这一方式后来也被其他报道组广泛采用。

此外，在特殊节点推出相应的主题报道，也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推出的《绽放在武汉前线的上海“铿锵玫瑰”》，通过采访医生、护士等不同岗位的医护人员，展现了前线上海女性医护人员的风采。因为岗位不同，年龄不同，所以她们对武汉疫情的视角不同，但相同点又都是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

而在新媒体领域，同样也是“人的故事”最好的传播平台，像引起刷屏效果的中山医院医疗队27岁医护人员和87岁患者共赏夕阳的照片，笔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当事的医生刘凯，并独家发出了视频报道。新媒体端发酵后，我又在电视端把这些故事进行了再度创作，再度传播，形成了不同端口的覆盖。

抓住“人的故事”，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秘诀。在整个报道阶段多留意身边打动你的人，打动你的故事，并根据不同的故事用合适的方式展现出来，就会取得不错的报道效果。

结语

2008年，笔者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的特派记者，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报道。时隔12年的两次报道，报道过程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巨大的差异。最明显的感受就是，2008年电视新闻中心派出的报道团人数近两百，而此次武汉疫情的报道，前方报道团总人数仅为四人，分成两组。从单兵作战的角度，我们这次的工作量远超过汶川地震，但从传播效果看，两个小组也并没有太多逊色于当时如此体量的报道。笔者认为，这主要原因还在于融媒体制播流程所发生的改变，“前方指挥部”的功能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前后方全天候无时差的交流配合完成。而在融媒体中心成立以后，我们这些通过几年历练、已经具有“融媒体基因”的记者，经受住了重大公共事件报道任务的考验，并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本文作者与上海医疗界援鄂第一人、中山医院钟鸣（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