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我们之前拍摄过《人间世》，在《人间世》第二季宣发时，我写了一段话：“我们寓居其中的身体才是生活最终极的平等。而医生的高贵也许正在于此，他们关心的永远是我们最纯粹的身体，他们捍卫着我们最终极的平等。”

在武汉战斗的前线，拍的故事愈多，我就越明白，医生、护士，他们的高贵来自哪里。

第一个故事，关于眼睛。

护士印正说，刚来武汉的那几天，每天都有人病故，有时候，一天会死亡好几个。有一天，病房里有3个病人都快不行了，大家都忙着抢救。印正负责的一位老人却在这时，发脾气，不配合治疗，她把自己的鼻饲管都扯掉了。印正着急去其他病房帮忙，她对老人发了火，说：“你这样对得起我们的付出吗？”印正的声音很大，大到连她自己都觉得吃惊。

这名老人的眼睛不大，但眼珠黑黝黝的。印正说，老人就这么看着她，像是愣住了。老人哭了。两个黑黝黝的眼眶不停往外冒水。过了一会儿，老人把鼻饲管自己插上了。

那个眼睛，印正说她会记得一辈子。因为，不久这名老人出院了。还是那双黑黝黝的眼睛，对着印正笑了。

第二个故事，一个不想活的人。

没有什么比不能呼吸更难受的了，也没有谁能理解一名八十多岁老人寻死的决心。因为看不到希望，因为痛苦，一名老人拒绝吃药，拒绝饮食，自己扯掉了深静脉，一心想离开这个世界。这或许是一道伦理难题，但身边的医护人员还是无法眼看着她滑向深渊。我去病房的那天，这名老人仍然在抗拒救治，她闭着眼睛，护士怎么喂饭她都不理睬。我就听着护士不停地劝，一遍遍“奶奶、奶奶”地叫着。

这名上海的护士叫俞英。她每次只能在舱里呆4个小时。这4个小时，她一刻都没有闲着。她平日应该力气不大，但是在舱里，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她要独自扳起老人擦身、涂药、喂饭。老人不吃不喝，这对俞英来说最难接受。她急了，实在没办法，她一遍遍地给老人家属打电话。

电话终于通了，她连忙跑过去放在奶奶耳边。在床边，我听不懂家属和老人的武汉话，但我能听到护士俞英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她就站在床边，一动不动，10分钟的时间维持一个姿势，像个雕塑。

亲人的电话挂了，老人终于开口吃饭。俞英喂饭时，我看到老人的手紧紧握着她。

萍水相逢的情意，这个时候，特别珍贵。、

第三个故事，主角是12床。

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我跟着华山医院的陈澍医生查房。他最头疼的一个病人是12床，81岁。12床的新冠肺炎已经得到控制，但是他的右腿因为糖尿病可能保不住了。

陈澍掀开12床的被子，我看到那条腿从腹股沟位置一直到脚趾，全部是黑死的状态。陈澍说，这是坏疽，已经开始有渗出。隔着层层的防护，我已经可以闻到一股臭味。老人已经深度镇定了二十几天，他插着管，在呼吸机的帮助下，有节奏地呼吸。他什么都不知道，感觉不到痛苦，更不清楚他现在面临的生死危局。

陈澍说，如果不马上截肢，接下来会导致脓毒血症，12床必死无疑。陈澍说得斩钉截铁，我听得心惊肉跳。可是，因为疫情，光谷院区没有隔离的手术室条件，无法手术。更何况，一名81岁的老人做整条腿截肢，极大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此时没有医生敢去冒险。

12床再拖下去，是死亡。手术又没有条件。陈澍查完房，我看到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休息室的床上，闭着眼睛，呆了好久。对于外界来说，武汉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可能只是一个难以避免的数字，但是对于医生来说，不论身在何处，他们的眼里永远是下一位等待他疗救的病人，是又一双黑黝黝的眼睛，怀着渴望或是痛苦。

陈澍和家属沟通了好多次，家属说，我们听医生的。疫情之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处于这种情况，家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回天无力了。

可是，上海的医生还不想放弃。陈澍还在想办法，还在寻找合适的手术室，想给老人做截肢手术。因为已经拖不起了，一旦过了手术窗口期，一丝一毫希望都没有了。

3月14日早上7点钟，我收到了陈澍发的一条语音，他告诉我，有家医院具备手术室条件，可以做手术了。我立马冲到了医院，我问陈澍：“你不是说即使可以手术，也没有医生敢接吗？”陈澍说：“总有医生会去担责任，会去冒风险的。”

当天，12床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转移到了中法院区。一路三十多公里，救护车只用了四十分钟。我陪着上海的转运医生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时速。我们六七个人推着老人的床，把老人送到ICU等待手术。中间，我拍了这样的一张照片，夕阳下，上海的医生、武汉的医生，两种颜色的防护服，一起推着12床向前走，大家彼此并不相识，但大家步调一致，甚至不需要言语，这份默契源自对生命的尊重，让人觉得好美。

两天后我得知，12床当天要手术，主刀就是华山医院的领队马昕，是他接下了这个挑战。

那天的手术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马昕穿着隔离服，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这应该是他最特殊的一次手术，那天他的隔离服全部湿透。手术一结束，他立马跑了出去。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口罩里的汗水已经多到让他快要窒息。

12床仍在恢复。我见证了整个过程，见证了所有人的努力后，忽然想起了陈澍那天说的“总有医生会去担责任”，明白了他说这话的底气。

祝12床好运！

除了记录故事，我们还在武汉前线采访了一百位上海的医护人员，加起来的时间超过了三千分钟。也正是因为这种口述的方式，我们听到了太多刻在他们心底的故事。很多人，在我们的镜头前哭了。我记得有位医生，口罩活生生地被泪水浸透了。哭的原因有很多，有人觉得，是不是我再努把力儿，那个病人就不会死亡，他在自责。有人，仅仅是因为患者对他讲了句谢谢，瞬间泪流满面。有人给我们读了儿子给他写的信，信上说上海的樱花开了，他哭着从头念到尾。

人们赞美医生是“逆行者”，是英雄。这次疫情中，网友们喜欢引用基辛格《论中国》中的一句话来赞美英雄的付出，这句话是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可到底什么是英雄？其实中国人不相信那个最勇敢的超级英雄，那个穿红色内裤拯救人类的超人。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每一个平凡家庭、平凡岗位上的个人，在他世俗伦常的义务中，恪尽职守、宽容仁爱；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对众生万物一视同仁的爱，这才是中国人心中的理想人格。

疫情之下，我和我的团队这次去记录的不是超级英雄，而是一个个平凡的中国人，他们也是父亲母亲，也是儿子女儿。但他们立志从医，所以他们尽职逆行。而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去记录下他们拯救生命的勇气，也记录下他们力不从心时的无奈和离家背井时的脆弱。一场疫情暴露了许多我们当前存在的问题，但也让我们愈加清晰了我们的力量来自哪里。我们的力量不是来自超级英雄，而是来自勇敢承担起自己责任的平凡的人。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时候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我想说的是，在这场疫情之下，正是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和每一个忠诚而善良的普通人，以他们血液里的良知和勇气保护了我们的家园，保护了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