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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我们之前拍摄过《人间世》,在《人间世》第二季宣发时,我写了一段话:“我们寓居其中的身体才是生活最终极的平等。而医生的高贵也许正在于此,他们关心的永远是我们最纯粹的身体,他们捍卫着我们最终极的平等。”
在武汉战斗的前线,拍的故事愈多,我就越明白,医生、护士,他们的高贵来自哪里。
第一个故事,关于眼睛。
护士印正说,刚来武汉的那几天,每天都有人病故,有时候,一天会死亡好几个。有一天,病房里有3个病人都快不行了,大家都忙着抢救。印正负责的一位老人却在这时,发脾气,不配合治疗,她把自己的鼻饲管都扯掉了。印正着急去其他病房帮忙,她对老人发了火,说:“你这样对得起我们的付出吗?”印正的声音很大,大到连她自己都觉得吃惊。
这名老人的眼睛不大,但眼珠黑黝黝的。印正说,老人就这么看着她,像是愣住了。老人哭了。两个黑黝黝的眼眶不停往外冒水。过了一会儿,老人把鼻饲管自己插上了。
那个眼睛,印正说她会记得一辈子。因为,不久这名老人出院了。还是那双黑黝黝的眼睛,对着印正笑了。
第二个故事,一个不想活的人。
没有什么比不能呼吸更难受的了,也没有谁能理解一名八十多岁老人寻死的决心。因为看不到希望,因为痛苦,一名老人拒绝吃药,拒绝饮食,自己扯掉了深静脉,一心想离开这个世界。这或许是一道伦理难题,但身边的医护人员还是无法眼看着她滑向深渊。我去病房的那天,这名老人仍然在抗拒救治,她闭着眼睛,护士怎么喂饭她都不理睬。我就听着护士不停地劝,一遍遍“奶奶、奶奶”地叫着。
这名上海的护士叫俞英。她每次只能在舱里呆4个小时。这4个小时,她一刻都没有闲着。她平日应该力气不大,但是在舱里,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她要独自扳起老人擦身、涂药、喂饭。老人不吃不喝,这对俞英来说最难接受。她急了,实在没办法,她一遍遍地给老人家属打电话。
电话终于通了,她连忙跑过去放在奶奶耳边。在床边,我听不懂家属和老人的武汉话,但我能听到护士俞英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她就站在床边,一动不动,10分钟的时间维持一个姿势,像个雕塑。
亲人的电话挂了,老人终于开口吃饭。俞英喂饭时,我看到老人的手紧紧握着她。
萍水相逢的情意,这个时候,特别珍贵。、
第三个故事,主角是12床。
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我跟着华山医院的陈澍医生查房。他最头疼的一个病人是12床,81岁。12床的新冠肺炎已经得到控制,但是他的右腿因为糖尿病可能保不住了。
陈澍掀开12床的被子,我看到那条腿从腹股沟位置一直到脚趾,全部是黑死的状态。陈澍说,这是坏疽,已经开始有渗出。隔着层层的防护,我已经可以闻到一股臭味。老人已经深度镇定了二十几天,他插着管,在呼吸机的帮助下,有节奏地呼吸。他什么都不知道,感觉不到痛苦,更不清楚他现在面临的生死危局。
陈澍说,如果不马上截肢,接下来会导致脓毒血症,12床必死无疑。陈澍说得斩钉截铁,我听得心惊肉跳。可是,因为疫情,光谷院区没有隔离的手术室条件,无法手术。更何况,一名81岁的老人做整条腿截肢,极大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此时没有医生敢去冒险。
12床再拖下去,是死亡。手术又没有条件。陈澍查完房,我看到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休息室的床上,闭着眼睛,呆了好久。对于外界来说,武汉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可能只是一个难以避免的数字,但是对于医生来说,不论身在何处,他们的眼里永远是下一位等待他疗救的病人,是又一双黑黝黝的眼睛,怀着渴望或是痛苦。
陈澍和家属沟通了好多次,家属说,我们听医生的。疫情之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处于这种情况,家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回天无力了。
可是,上海的医生还不想放弃。陈澍还在想办法,还在寻找合适的手术室,想给老人做截肢手术。因为已经拖不起了,一旦过了手术窗口期,一丝一毫希望都没有了。
3月14日早上7点钟,我收到了陈澍发的一条语音,他告诉我,有家医院具备手术室条件,可以做手术了。我立马冲到了医院,我问陈澍:“你不是说即使可以手术,也没有医生敢接吗?”陈澍说:“总有医生会去担责任,会去冒风险的。”
当天,12床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转移到了中法院区。一路三十多公里,救护车只用了四十分钟。我陪着上海的转运医生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时速。我们六七个人推着老人的床,把老人送到ICU等待手术。中间,我拍了这样的一张照片,夕阳下,上海的医生、武汉的医生,两种颜色的防护服,一起推着12床向前走,大家彼此并不相识,但大家步调一致,甚至不需要言语,这份默契源自对生命的尊重,让人觉得好美。
两天后我得知,12床当天要手术,主刀就是华山医院的领队马昕,是他接下了这个挑战。
那天的手术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马昕穿着隔离服,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这应该是他最特殊的一次手术,那天他的隔离服全部湿透。手术一结束,他立马跑了出去。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口罩里的汗水已经多到让他快要窒息。
12床仍在恢复。我见证了整个过程,见证了所有人的努力后,忽然想起了陈澍那天说的“总有医生会去担责任”,明白了他说这话的底气。
祝12床好运!
除了记录故事,我们还在武汉前线采访了一百位上海的医护人员,加起来的时间超过了三千分钟。也正是因为这种口述的方式,我们听到了太多刻在他们心底的故事。很多人,在我们的镜头前哭了。我记得有位医生,口罩活生生地被泪水浸透了。哭的原因有很多,有人觉得,是不是我再努把力儿,那个病人就不会死亡,他在自责。有人,仅仅是因为患者对他讲了句谢谢,瞬间泪流满面。有人给我们读了儿子给他写的信,信上说上海的樱花开了,他哭着从头念到尾。
人们赞美医生是“逆行者”,是英雄。这次疫情中,网友们喜欢引用基辛格《论中国》中的一句话来赞美英雄的付出,这句话是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可到底什么是英雄?其实中国人不相信那个最勇敢的超级英雄,那个穿红色内裤拯救人类的超人。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每一个平凡家庭、平凡岗位上的个人,在他世俗伦常的义务中,恪尽职守、宽容仁爱;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对众生万物一视同仁的爱,这才是中国人心中的理想人格。
疫情之下,我和我的团队这次去记录的不是超级英雄,而是一个个平凡的中国人,他们也是父亲母亲,也是儿子女儿。但他们立志从医,所以他们尽职逆行。而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去记录下他们拯救生命的勇气,也记录下他们力不从心时的无奈和离家背井时的脆弱。一场疫情暴露了许多我们当前存在的问题,但也让我们愈加清晰了我们的力量来自哪里。我们的力量不是来自超级英雄,而是来自勇敢承担起自己责任的平凡的人。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时候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我想说的是,在这场疫情之下,正是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和每一个忠诚而善良的普通人,以他们血液里的良知和勇气保护了我们的家园,保护了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