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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视媒体如何在危机报道中 抢夺舆论阵地 ——以《新闻夜线》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系列报道为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等新兴媒体强势崛起,而传统的电视媒体和大众传播方式日渐式微。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却表现强势。这也引起笔者的思考,危机报道是否是电视媒体重塑传播权威的一次重要机会?在危机报道中,电视媒体要如何抢夺舆论阵地?这次案例是否可以为未来进一步拓展电视媒体的传播空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危机传播这个概念最早乃是由西方学者所提出。西方传播学者对于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研究却又更多偏重于“危机修辞”,他们的研究焦点都聚焦于陷入危机的社会主体(或组织)应该进行怎样的“语言反应策略”。比如班尼特(See W.L. Benoit)提出的“形象修复策略”(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就着重研究了怎样进行“辩驳”(apologia)以及如何通过传播策略来“挽救陷入危机的组织的声誉”(save face)[1],本文创新性地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些危机传播的规律和模型,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对于报道策略和报道立场所提出的理论,对本文的案例进行剖析。

 

二、《新闻夜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特别报道”案例分析

1月22日起,作为上海本地频道的老牌新闻节目,《新闻夜线》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每晚21:30连续推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特别报道”,持续关注疫情进展和最新消息,从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来共同直击上海防控第一线。截至2月2日,节目平均收视率达到2.38,平均收视率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3%。(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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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闻夜线》2019年与2020年同期收视率对比折线图

 

 

(一)权威声音填满“信息通道”

总结西方学者几个著名的危机传播模型,包括香农-韦弗的传播“数学模式”(图2)和德弗勒的传播模式(图3),可以发现,无论提出的模式假想如何变化,这其中“信息通道”和“噪音”是两个不变的关键元素。由于灾难危机的到来,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传播通道和载体都明显较往常混乱,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对符号的选择、编码和解码都面临着困境[2],因此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再加上信息传播打破了原先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秩序,此时公众亟待权威信息能填补他们的“信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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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香农-韦弗的传播“数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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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德弗勒的传播模式

 

回顾这一次危机中的舆情变化,在1月20日,央视《新闻1+1》首次大篇幅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后,相关的信息就成了网络关注的最热点,钟南山肯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冲上热搜,讨论度超过10万。显然,公众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权威信息是非常渴求的。然而那两天,上海本地主流媒体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报道还多以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内容为主,专家对疫情发展的解读及上海一线防控情况调查的内容相对较少。因此,从1月20日21:30白岩松连线钟南山掀起舆情高潮后,1月21日对于上海本地受众来说,堪称是一个“信息通道”的“真空期”,除了了解到上海确认已有输入性病例外,别的情况一无所知,公众有满腹疑问亟待权威解答来填满“信息通道”。1月22日《新闻夜线》推出长达近1小时的大版面特别报道,在与上海市卫健委反复沟通后,请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作为嘉宾,参与特别报道的直播,回应公众关切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新闻媒体人民性的要求所主导的,只有从受众视角出发,倾听其呼声,反映其意愿,才能增强传播效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3]《新闻夜线》请来专家从科普的角度谈上海的防控工作,既满足了公众对于本地疫情急迫的知情需求,又同时可以提高公众防护意识、提高对新型冠状病毒认知和科学素养。根据“信息通道”效应,如果通道中的官方和权威信息不能及时到位,或者传播不够充足的话,很容易给谣言和小道消息留下滋生的空间,从而引发第二轮的舆论危机[4]。因此,要通过权威信息来填满“信息通道”,一方面,电视媒体不仅具有传统媒体的公信力,相比各种新媒体、自媒体,电视媒体作为主流媒体更容易请到官方权威专家,对公众进行权威答疑;另一方面,电视媒体还多了一重视觉传播,所谓“有图有真相”,更容易让公众信服。当天《新闻夜线》的特别报道还引导了“信息势能”的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新闻传播进行过哲学层面的思考,这其中就包括了“新闻带来的信息势能”。他们认为,新闻能使人振奋也能使人沮丧,当事实的变动所产生的新闻,与新闻接受者的某种强烈心理状态所契合,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为“信息势能”[5]。当天的节目,收视率比2019年同时段上涨了88%,网络点击率高达1700万次。当天的节目嘉宾张文宏因为其真诚的表达、信息量满满的回应,一跃成为了各大媒体追逐的对象,此后他金句频出,更因为一句“党员要冲在最前线”在网络上被称为“白衣男神”,成为了真正的意见领袖,也成为了上海本地受众最信任的权威声音,重塑了防控专家的权威形象。

在1月22日后,《新闻夜线》又持续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每天都邀请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谈上海的疫情防控。对于公众关心的问题,节目会反复咨询专家的观点,甚至会在几期节目中重复询问。以公众所关心的“对外卖和快递是否需要消毒”这个问题为例,《新闻夜线》就分别在3期节目中提问专家进行回应。在疫情爆发初期,专家回应是“无需过于紧张,拿外卖取快递不属于密切接触,不需要特别消毒”。但随着科研团队对病毒深入的解析和越来越多的了解,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接触传播甚至粪口传播的传播方式,在第二次提问中,专家就修正了此前的回答,提醒公众应做好防护和消毒工作。此后,深圳确诊了一例外卖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节目又在访谈中第三次就这个问题对专家进行提问。这一次专家在上次的回答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尽量避免直接与外卖员或快递员发生接触”。尽管这些问题在节目中重复出现,但收视率和公众的反馈却是正向的。正如陈力丹在《谈谈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中所说:“有时,新闻的真实性是随着事实发展的真实,它表现为一个认识的过程。”[6]随着节目对疫情的探讨逐渐深入,公众对于疫情和防控的认知也在不断提高。

(二)及时辟谣规避“破窗效应”

在经典的危机传播模型中,噪音是一个永恒的存在,而诸多噪音中,谣言又是一个不可回避而又最复杂多变的存在。如今,人人都掌握着一个麦克风,自媒体的传播环境让谣言更容易走上危机事件的舞台。根据克罗斯(A. Chorus)提出的谣言公式:R(谣言)=i(重要性)×a(模糊性)×c(批判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重要性无可辩驳,因此它在危机中形成的冲击力也非常强;而就目前的传播环境来看,以网民为代表的中国受众,其媒介素养水平并不高,对于谣言的批判力和辨别力也不高;因此,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模糊性,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所要做的,就是降低事件的模糊性,尽可能地压缩传播者对谣言的想象和外延空间。

《新闻夜线》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系列特别报道中,特别关注了在自媒体上流传的关于上海本地疫情的一些谣言,其中一部分请记者深入一线进行了调查,而另外一部分则及时采访权威部门进行回应或引用权威专家的科学观点对这些谣言进行了辟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胡百精从造谣者的动机切入,将谣言分成了:反抗性谣言、攻击性谣言、宣传性谣言、牟利性谣言、误解性谣言5类。我们发现,自媒体时代很多流传的谣言都是“有图无真相”的,一方面受众更容易被“蒙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谣言多为“误解性谣言”。也就是说,这些谣言的形成并非恶意主观捏造的,而是基于部分事实,加入了错误的认识和理解的偏差。例如,微信群里流传着一张图,这张图上是一个安保人员正在给上海普陀某小区的铁门贴封条,网上谣言称“这个小区里发现了确诊病例,所以普陀区把这个小区整个封死了。”但最后证实,这只是居民自发将小区不走人的通道进行封存。另外一个视频也流传甚广,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抬着一个装尸袋,工作人员还说着浦东本地话。于是,微信群中又开始流传出周浦有湖北籍外来人员因新冠肺炎在家中病故的消息,一度引发恐慌和猜测。但最终相关部门公布了他的死因,是猝死,且核酸检测为阴性。这几则谣言都是局部真实或者说只是现象真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本质与现象是辩证统一的,现象的真实还必须符合本质的真实,如果只看到了现象的真实或局部的真实,势必会以偏概全,被个别现象所迷惑,游离于事实本质之外[7]。为了让这些谣言不攻自破,新闻媒体只有将事实的全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很快,我们的辟谣回应短视频在微信群里得到了大量转发,而我们兄弟栏目《新闻坊》的公众号对于这几则谣言的图文辟谣内容更是获得了10万+的点击量,之前的谣言也就因此得到了平息。

只有尽可能地解答公众的疑惑,第一时间回应谣言,及时辟谣,才能预防舆论因为一点“小流言”而演变成“大失范”,最终造成自媒体舆论从网络谣言一路演变为情绪化表达再到极端激进言论集结的“破窗效应”。

(三)紧扣疫情避免“煽情叙事”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煽情叙事”在危机事件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煽情叙事”分成两种,一种是“悲情”模式,就是以渲染身处武汉且未得到及时收治的患者所处的悲惨境遇来引发悲悯和同情的报道;另一种是“感动”模式,以渲染党员干部赶赴前线的悲壮来博取“掌声”的报道。这两种模式都是弱信息强情绪的“煽情叙事”。“悲情”模式容易把“点”上的问题炒成“面”上的问题,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很容易误导公众[8]。而“感动”模式的“煽情叙事”也不同于“传播正能量”、以加油鼓劲为主的正面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正面宣传时强调,我们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尊重规律、认识规律、运用规律上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新闻夜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别报道中,刻意避开了所有的“煽情叙事”,尽可能地在报道中保持冷静、客观,镜头和文字中只陈述事实,不加入任意采访者的情感和倾向。访谈环节不选取好人好事、暖心故事的新闻当事人来进行约见访谈,而是请来疫情防控方面第一线的权威专家,紧扣疫情发问,每天从病毒的解析、新冠肺炎的诊疗、疫情的发展、不同人群的疫情防控、基层防控一线情况等不同角度来进行深度访谈和报道,在紧紧抓住观众心理需求的同时,也紧紧抓住了收视率和话语权。(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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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1部分上海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相关报道统计

 

马克思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9]。媒介传播必须从受众需求出发。回到一切从人民出发的报道理念来看,在危机和灾难中,人民或者说受众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危机发展到了哪一步,是对危机的干预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传媒不仅是党的喉舌,也是政府和受众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只有重视受众的意愿和需求,才能稳固媒介公信力,增强媒介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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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2-2.5《新闻夜线》新冠肺炎报道主题及收视率列表

 

 

(四)融合传播占领“舆论阵地”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是没用的。”[10]在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媒体生产的内容要如何抵达更广的网络受众,并对他们产生有效的传播和影响,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与消费”思考的现代演绎。对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习近平总书记主张要建立“现代传播体系”,也就是要创新手段、变革观念,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在一起,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11]

而在这场疫情与舆情的战役中,SMG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融合传播模式也帮助《新闻夜线》这个电视媒体生产的节目,在网络上得到了更好的传播。融媒体中心本身具有全媒矩阵(包括看看新闻客户端、新闻坊微信公众号、看看新闻官方微博等),有着融合传播、联动传播的优势,截至1月31日,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就疫情防控进行了网络直播40场、超过20小时,“两微、一快、一抖”报道973条(次),新媒体端短视频及图文报道1356条,全网总浏览量突破10亿。

电视端的《新闻夜线》编播团队每晚在节目播出前一小时会与网端的看看新闻编辑提前沟通,拟定当天的节目预告,并在网端首页开设好直播专区,推送给所有看看新闻客户端的用户。当天的《新闻夜线》在看看新闻网和看看新闻客户端都有同步的网络直播。直播结束后,看看新闻网端的编辑团队会摘取当天访谈中最有信息量的内容进行拆条做成短视频,并配上图文解析,再在网端(包括客户端、两微一抖等)进行推送。此外,融媒体中心还和头条号等分发渠道合作,把《新闻夜线》前一天播出的重点内容的图文和短视频,由这些分发渠道推送给更广阔的受众群体,并被其他媒体的官微截取和转发。以1月22日张文宏谈“儿童究竟是不是易感染群”的这条短视频为例,经过多渠道推送和分发后,单条短视频的点击率突破1700万次。而后张文宏成为本地疫情防控的意见领袖,让权威声音充分掌握了这次疫情斗争的主动权,而《新闻夜线》的访谈也就此在这次战役中一炮打响,微博上的讨论度直线升高,会有网友主动在微博“安利”每晚准时收看《新闻夜线》以获取更多权威的疫情消息。这个案例足以证明,要想掌握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动权和引导权,就必须运用符合舆论传播规律的方式,切实有效、富有创新地做好舆论斗争工作[12]

 

三、一些思考:如何处理好公众关切与社会效益间的关系

在一场灾难事件或者危机事件中,常常会有“次生灾害”的产生,这些“次生灾害”因灾难本身而生,反过来又可能会给灾难“雪上加霜”,甚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些“次生灾害”是公众所关切的,是舆情所聚焦的,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信任危机,甚至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崩溃和瓦解。对于报道者来说,面对这些“次生灾害”带来的舆情,如何处理好公众关切与社会效益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课题。

(一)关于“武汉红会物资分配”的监督报道

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最初我们看到武汉当地防疫物资紧缺的消息屡屡爆出,特别是当一个医护人员的求助微博被顶上热搜后,舆情的愤慨更是到达了顶点。在这个微博中,武汉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向大家展示了因为缺乏防护用品,只能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的无奈窘境,愤怒的公众立即把矛头指向了武汉红十字会。网络舆论对武汉红会的责问甚嚣尘上,大部分公众只能通过自媒体发声,但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需要主流媒体代表他们去追问。这个时候,电视媒体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该不该追问?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而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13]所以,即使在危机报道中,我们仍然要开展舆论监督。

但是,如何进行监督?这个“道”很重要。在主流媒体上公开追问后,会不会造成公众对于整个中国慈善制度的信任崩溃?在2月2日的节目中,《新闻夜线》对“武汉红会物资分配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报道和探讨。节目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所有的信源都采用央视、新华社的权威报道,做到持之有据、反复核实。在对武汉红会物资仓库进行现场探访的报道之后,《新闻夜线》电话连线采访了上海市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执行主任董幼鸿,请他来点评和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改进的方案,评析的重点还是更多落在了“改进措施”上,温和地批评、建设性地提意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要立足于对人民有利、对社会有利,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依归[14]。在进行监督报道时,要进行有理有节的批评。以善意的、建设性的方式来提出问题。舆论监督并不是这类报道的最终目的,它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止偏纠错、激浊扬清,提高和改进相关工作、堵住疏漏,防止和杜绝丑恶事件的再次发生。

(二)关于“WHO把疫情列为国际社会关注”

这次疫情中的另一个关键的焦点事件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要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上升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在正式的评估结果出来之前,网络已经有很多文章开始煽动悲观情绪,不惜用“疫区”、“经济倒退20年”这样极端的字眼来刺激公众的敏感神经。对于PHEIC这个靴子是否会落地,公众有着一定的恐慌和担忧。这个时候,权威专家和主流媒体“正本清源”的论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团结、稳定、鼓劲的价值取向”,《新闻夜线》在评估结果尚未出来的时候就提前在节目中连线研究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贸易的权威专家,请他来预计和分析,如果WHO将新冠肺炎疫情定为PHEIC,会对国家发展和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专家一方面澄清了PHEIC就是“疫区”的误读,另一方面预估PHEIC对中国经济短期内会有冲击,但并不能瓦解中国优质的产业链和广阔的消费市场。这一次连线就像一剂预防针,权威专家的分析有效地“正了视听”,做好了受众的心理舒缓,也用缓冲的方式让公众更容易接受PHEIC及其后续会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有阵地意识和主动出击能力,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发出声音、表明立场[15]。这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危机传播中,不要担心负面舆情的出现,电视媒体要主动出击,以自己的公信力和新闻权威积极地引导舆论,教会公众客观全面地来看待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危机报道为电视媒体这样的传统媒体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让电视媒体能够凭借自身的新闻权威,在自媒体的包围夹击下“杀出一条血路”,夺回舆论阵地。《新闻夜线》这一系列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特别报道,或许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为将来更多传统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中赢回公信力及扩大影响力,提供了一种思路。

 

 

 

注释

1  See W.L. BenoitAccountsExcuses and ApologiesA 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55

【2】  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三版

【3】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载《人民日报》,2013-8-21

【4】  王革、阎耀骏:《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综述》,《201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稳定与危机预警防控管理系统研究”论坛论文集》2010年

【5】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第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第7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董岩:《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七讲》第15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

【8】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4-26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习近平:《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载《人民日报》,2014-8-19

【12】罗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载于《光明日报》,2013-8-29

【13】杜尚泽、鞠鹏、李涛、马占成:《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载《人民日报》,2016-2-20

【14】董岩:《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七讲》第30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

【15】罗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载于《光明日报》,201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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