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教育动员的媒介角色 ——兼及电视媒体与远程教育的关系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了新闻与公益宣传，电视媒体（及其所属新媒体）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K12教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特殊时期响应国家教育动员的重要力量。梳理电视与教育的关系，特别是疫情特殊时期电视教育行为的动员模式与可替代性，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电视媒体的发展态势及其公共服务功能演化趋势。

一、教育动员的背景：疫情时期远程教育的刚性需求

2020年1月27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威胁，教育部宣布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中小学生（K12）正常教育计划受到影响，客观上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相关解决方案。

广电总局、教育部、工信部等相关国家主管机构开始从各自职能出发着手部署和动员。广电总局在春节假期期间即开始部署，安排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广电”）联合北京市教委、歌华有线，面向北京地区有线电视提供初中、高中全部课程讲解、习题辅导，并考虑后续推广至其他省份^[1]。2月7日，教育部通过视频会议部署“停课不停教不停学”^[2]。2月中旬，工信部部署保障中小学在线教育渠道畅通^[3]。从政府主管部门的作为来看，此后与防疫抗疫有关的事项均体现出极高的行政效率。在主管部门的带动下，社会动员氛围迅速形成，教育资源快速集聚。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电视媒体积极参与疫情期间中小学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而电视媒体的历史显示其与教育关系密切，这成为疫情特殊时期广电参与公共教育服务的基础。

二、教育动员的基础：国有电视媒体平台教育功能的演变

广电媒体无远弗届的技术属性具有降低教育成本、提升教育的规模化供给的优势。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电视媒体与远程教育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电视阶段，立足于成人远程教育；二是电视为主、网络为辅阶段，在特殊时期发挥基础教育作用；三是电视教育与在线教育共生阶段。但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我国教育与电视的关系又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一是单纯作为教育公共服务通道的阶段，这个阶段基本包括了技术演进的前两个阶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远程教育在各国蓬勃兴起，1969年建立的英国开放大学首先开创了广播电视远程教育并取得成功经验。随后，各国相关机构纷纷涌现^[4]。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建立了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建立了电化教育机构和广播电视大学。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几年的建设，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和地方电视台，都在播放教育节目，据1987年年底的统计，全国共有接收教育节目收转站、差转台300多个，地面站1400多个^[5]。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该发展卫星电视教育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至世纪之交，电大系统已自成远程开放教育体系，教育规模巨大^[6]。

到本世纪初，互联网已经起步，但电视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2003年4月下旬爆发的“非典”使得北京及其他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学生停课在家，电视的远程教育功能得到全面展示。5月上旬，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在北京地区170万中小学生开通“空中课堂”^[7]。5月中旬，中国教育电视台临时新增“空中课堂”教学卫星教育频道，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提供教学服务^[8]。一些地方电视台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通了“空中课堂”^[9]。根据当时对北京、河北、山西、宁夏四地所做的调查反映，学生主要通过本地电视台（70.5%）和中国教育电视台（51.8%）收看“空中课堂”节目，其他收看途径有中国教育电视山东台、学校电视台等电视媒体以及网络^[10]。而网络资源也成为一部分学生（27.7%）学习的重要资源^[11]。但早期受限于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普及度、网络普及度等基础设施条件、网络传输等技术水平及用户接受度，市场发展较缓慢。

二是教育内容走向产品化，电视在新技术演化、市场化竞争的过程中开始运营教育内容。

自2005年以来，IPTV、OTT及有线网络VOD（有线网双向化改造及后来的DVB+OTT）技术带动电视媒体业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电视媒体逐渐与国内外教育品牌开启更广泛的合作。

以创新IPTV服务的百视通为例。2014年，百视通与著名教育集团新东方合作推出“新东方TV学堂”，并且在百视通的互联网智能电视机顶盒中推出新东方原创少儿教育产品等作为探索O2O的新尝试。通过不断集成优秀教育品牌，百视通在电视大屏端已经覆盖早幼教启蒙至成人学习的全方位内容，并着手打造集点播、直播、互动等特色服务的一站式平台品牌“百视学堂”。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学校教育技术在不断革新，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也逐渐兴起。2012年起国内在线教育蓬勃发展，2013年后，在大量风投与PE的推动下，新开办的教育网站一度以平均每天2.6家的速度诞生^[12]。一些互联网平台也开始借机介入教育领域。而在增量发展的过程中，电视教育与在线教育共同拓展了教育市场化的边界，极大丰富了远程教育资源的供给。

三、疫情时期电视远程教育资源集聚的路径及逻辑

电视媒体对于新冠疫情期间教育动员的响应主要建基于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电视远程教育的基础，二是“非典”期间开通“空中课堂”的处置经验，三是电视新业态对于教育资源的集成。在这个基础上，电视远程教育资源集聚的路径及逻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行政动员与效率呈现

疫情是当前超越一切的头等大事，这促进了直接行政动员的效率。广电总局春节期间即开始部署有线网络面向北京用户提供中小学教学内容^[13]，指导百视通、未来电视等7家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平台规范开展在线教育^[14]。教育部发布通知，整合国家、有关省市和学校优质教学资源，在延期开学期间开通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15]。国家广电总局卫星直播中心紧急为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频道增加直播卫星传输方式，使该频道按时顺利覆盖全国户户通用户^[16]。

2.功能驱动与资源互补

广电机构有服务用户的公共服务责任，教育行政部门有“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履职责任。双方在远程教育领域有共同提供解决方案的合作需求。各地广电机构普遍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配合利用有线网络、IPTV等推行直播课工作，而具体合作方式则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比如：地处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广电网络在落地播出中国教育电视台两套频道基础上，响应湖北省教育厅“推迟开学不停学”的要求，由湖北省教育厅提供内容，于2月17日在全省上线“在线课堂”4套直播频道^[17]。上海市教委提出开办“空中课堂”的总体规划后，上海广播电视台即通过市广电局向广电总局申请开通12个空中课堂频道，并于3月2日通过有线网络、IPTV正式对外播出。

3.市场竞争与整合带动

市场竞争对于需求有自发的动员能力。在教育内容产品化的趋势下，特别是当教育内容在特定时段内成为刚需，这会为参与主体带来用户拉新、提升品牌等直接利益。

各地开通的空中课堂频道无疑有助于广电网络和IPTV等业务拓展用户、提升收视。除了电视大屏播出外，很多网络平台和网络应用也积极参与进来。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4）直播有超过10个网络平台同步直播，上海广播电视台12个空中课堂频道有7个网络平台和应用同步直播。参与主体都对外做了大量推广，客观上将空中课堂的相关信息及时推送给用户。总体来看，电视在这次远程教育服务中仍然占据明显优势地位。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4）自2月17日开办电视课堂以来，截止3月5日频道收视率上涨了539%^[19]。上海143万中小学生，选择东方有线、IPTV收看的每天稳定在百万以上。

电视媒体对于市场的整合带动还体现在平台对于在线教育资源的集成服务能力，从而向用户提供更具竞争力和差异化的教育产品。2月4日起，百视通“百视学堂”和文广互动“文广学堂”两个大屏在线课程品牌，携手新东方、学而思、立思辰、华师慕课、朵拉、巧虎等20余家国内知名教育品牌，针对0至18岁全年龄段策划了“学习不懈怠”“好习惯养成”“快乐玩中学”三大主题课程。2月14日起，芒果TV携手知名教育机构打造“中小学全年级同步免费直播课”^[20]。各地广电平台也都或多或少通过点播平台推出在线教育产品。

四、去中心化趋势：互联网时代远程教育资源供给的多元化

除了电视远程教育供给外，疫情期间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远程教育渠道。

1.教育系统推出网络云课堂

2000年前后，国家确定大力普及信息化技术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战略^[21]。此后，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教育部就曾提前开通试运营“国家基础教育资源网”，开通当天访问量数十万次^[22]。基于长期积累及“非典”处置经验，2月17日，教育部整合国家、有关省市和学校优质教学资源开通了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可供5000万学生同时在线使用，当天点击量超过800万人次，用户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全球还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登录访问。

2.在线市场教育产品

根据2019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2.32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3122万，占网民整体的27.2%。新冠疫情的发生给在线教育进一步带来流量高峰。同时，由于线下教育受限，一些教育机构也开始纷纷向线上转型，使线上教育产品体量进一步增加。

3.远程教育解决方案提供商

本次疫情期间，一些远程教育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中小学课程教育优化在线教学场景，成为电视远程教育的替代解决方案。武汉疫情爆发后，武汉市教育局开始联合多家企业搭建“空中课堂”平台，腾讯教育是其中之一。2月10日，武汉市近90万中小学生线上开课，腾讯教育承载了平台80%的用户量。从全国来看，包括湖北在内的20多个省市、近百个区县教育局上线腾讯教育的解决方案^[23]。具备同样优势的还有阿里的移动办公平台钉钉。未来的互联网一揽子解决方案提供商将是远程教育提供商的有力竞争者。

五、结 语

教育（或者说远程教育）长期以来并非电视的核心功能，但疫情这样的特殊事件放大了电视的远程教育功能。广电机构投入了大量电视频道、人员、内容、设备、市场等资源。从各地远程教育资源动员顺序来看，电视仍然是首选资源，承担了中小学教育服务的主力军角色。这一方面由于电视响应迅速、覆盖面广，具有适于学生和家庭使用的技术优势，一方面也是电视媒体公信力外溢的表现。但这种公共服务功能并非是不可撼动的，本次疫情期间的电视远程教育服务过程中隐现着电视媒体、在线教育、网络平台之间的竞争态势。在获取数据和用户方面，电视媒体差距明显，凸显尽快实现新的媒体业态转型的迫切性。随着技术——互联网技术、电视技术、教育技术的发展，整体传播业态呈现泛媒体化和媒体融合趋势，教育内容供给渐趋产品化和市场化，电视媒体的发展情境将变得更为复杂。

（作者单位：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1】《国家广电总局指挥统筹全国广电网络“七项实招”抗击疫情》，广电总局官方微信2月1日文章

【2】《教育部：未经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 多地2月底前不开学》，《光明日报》2月8日文章

【3】《工信部：加大力度保障中小学在线教育渠道畅通》，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4】杨立军：《从广播电视大学到开放大学：深刻的教育变革》，《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5】何东昌：《深化教育改革 大力发展电化教育》，《医学视听教育杂志》1988年6月

【6】廖新：《略论电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2003年第6期《辽宁教育研究》

【7】《北京170万中小学生走进空中课堂》，《中国远程教育》2003年第11期

【8】《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频道开播》，《中国远程教育》2003年第11期

【9】比如章荣、王平在《开放“空中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中就描述了蚌埠市在“非典”期间通过有线网络和无线传输两种方式播出蚌埠教育电视台、蚌埠电视台“空中课堂”教学节目。参见《中国教育电视：挑战与对策——第四届中国教育电视研讨会论文选编》

【10】王珠珠、刘美凤、张敬涛、朱广艳：《关于“空中课堂”的调查报告》，《中国电化教育》2003年第12期

【11】同【10】

【12】李娟：《在线教育融资背后：过去1年平均每天诞生2.6家》，《经济观察报》2014年10月25日

【13】同【1】

【1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互联网电视做好战“疫”宣传》，广电总局官方微信3月5日文章

【15】《教育部工信部印发通知部署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教育部网站2月12日

【16】《全国广电系统多措并举开通“空中课堂”，全力保障“停课不停学”》，总局官网2月11日文章

【17】《湖北广电网络“在线课堂”新功能上线！课表、教材全都有！》国家广电智库公众号2月23日文章

【18】同【16】

【19】《复工复产电视“看不停”收视热度强势延续》，广电总局官网3月5日文章

【20】《芒果TV“智慧广电”：抗击疫情的创新探索》，国家广电智库公众号2月18日文章

【21】陈小娅：《继往开来 创新发展 为推进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现代化作出新贡献——在“纪念中国电化教育发展70年座谈会暨2007年全国电化教育馆馆长会议”上的讲话》，《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22】《教育部“国家基础资源网”提前开通》，《中国远程教育》2003年第11期

【23】白杨：《在线教育需求激增！科技巨头纷纷参战，谁能最终站上“C位”？》，《21世纪经济报道》微信公众号2月22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