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中的中国国家话语叙事 ——以CGTN纪录片《武汉战疫纪》为例

在全球化传播时代，在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国家媒体平台依然是最重要的国家话语主体。2020年2月28日，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英语新闻纪录片《武汉战疫纪》（The Lockdown: One Month in Wuhan）。这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后，首部全景展现武汉封城一个月期间城市社会生活的英文纪录片。该片同时在CGTN官网、APP, CGTN各海外社交平台账号（YouTube、Twitter、Facebook）全网推送。截止2021年2月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达到1800多万。大量海外网友留言，对在武汉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敬意，并为中国、为武汉、为病患祈福加油，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之前对中国抗疫行动的刻板印象。

作为一部在全球高度关注的时刻推出的、以国际观众为对象的纪录片，《武汉战疫纪》是如何展开公共安全卫生危机的国家叙事的？本文具体考察三个问题：1.《武汉战疫纪》是否体现出了叙事性，如何体现的？2.透过叙事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叙事手段达成了经验共识？3.《武汉战疫纪》对我国国家话语叙事带来了哪些启发？

文献综述：叙事传播理论建构国家集体记忆的认知范式

叙事传播理论由沃尔特•费舍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费舍尔强调在逻辑理性、推理理性之外存在一种叙事理性，这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方式^[1]。他认为，讲故事是人的天性。随着情节的推进，叙事围绕英雄、恶棍、受害者这些人物而展开。由于叙事具有内生性（innate nature），因而叙事的功能是跨越文化和历史时空的。人类以故事的形式理解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叙事和逻辑推理一样，都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且具有范式的功能，是对理性主导传播学论点的补充。

费舍尔提出“叙事理性”概念。叙事理性不同于传统理性，叙事理性由可能性和逼真度决定，也可理解为连贯性和真实性。叙事可能性是指所提供的叙事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其中的人物具有连续性，情节以可理解的顺序展开；叙事逼真度是指叙事是否使用了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故事方式，而呈现出逼真的一面。叙事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式。然而，费舍尔同时也承认，人们又有自己对真实叙事的理解，这些理解的差别有时很大。可识别性（identification）在费舍尔看来比意义本身阐述的明确程度（deliberation)更加重要。因而，是受者与传者共同建构意义，在意义的建构中两者的重要性是等同的。好的理由是否能被双方共同识别就成为双方能否共享意义的关键所在^[2]。

费舍尔的传播叙事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认知范式。在这一范式中，达成对解释的理解是叙事的目标。某个事件或者经验的解释叙述是否能够被理解就变得非常重要。叙事理论中修辞由故事组成，它们决定了作为对某一特定事件或经验的解释是否有意义。在叙事范式中，修辞包括大量的故事，某些是相互竞争的，某些是肯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叙事的“真实”。“邪恶”与“正义”、“困境”与“摆脱困境”、“生命”与“死亡”构成了普遍可理解的叙事真实。

费舍尔的传播叙事理论已经在多个领域和层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和印证。费舍尔（2009） 发表对1972年美国两党的总统竞选叙事的研究。当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尘埃落定之后，总统竞选的本质是两党竞选人对“美国梦”定义的竞争。“美国梦”中存在唯物主义和道德主义两个神话。前者强调自由竞争、努力、个人回报，不主张自我重生或者牺牲；后者强调人生来平等，人被造物主赋予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权利，强调真正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激发合作意愿。但是在处理竞争性的议题时，道德主义的主张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1972年总统选举中，麦戈文宣扬的是美国人在道义原则上所说的内容，而尼克松则宣扬大多数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做法。费舍尔认为，这使得美国人的投票总是处在既支持自己又反对自己的矛盾状态之中。例如，道德主义因为总是与导致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而处于不利位置，唤起负罪感和对变革的恐惧感，甚至被认为是激进的、乌托邦的、不现实的^[3]。

费舍尔上述有关美国两党政治的叙事其实质是一种集体价值观的叙事。通过具体的事件（如新闻报道、竞选演说）的叙事性，来服务于国家或者党派的叙事。

国家叙事在建构集体记忆的社会宏观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决定了集体记忆和国家精神气质。Tamar Katriel和Aliza Shenhar（2009）从叙事策略的维度考察了以色列定居点建设和附着在其上的话语修辞对于以色列国家精神构建的核心作用。19世纪开始，象征叙事就成为重要的构建以色列国家感的重要力量。建立定居点的具体努力行动和相关的象征性叙事从前国家时代到建立国家时期，共同构成了以色列的集体记忆。

官方对定居点的叙事是以色列对国土的一种意象性表达，塑造了国家的精神气质。关于Tower and Stockade（塔与栅栏）的叙事多次出现，它成为以色列文化中的“基础性”神话，并在以色列的学校教育中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出现在教材、博物馆甚至模拟游戏中。在以色列官方的五年级历史教科书中，围绕Tower and Stockade设计了各种高度参与、情感唤起性强的活动。这些活动激起了儿童对原始定居者活动的心理体验^[4]。通过关于定居点的国家叙事，建构了一个神话般的集体意象，并赋予行动以合法性。

Sharf、Vanderford、Harter等则将费舍尔传播叙事理论应用在健康传播中，并将叙事在健康传播中的功能总结为六个方面：1.理解感知；2.确定控制；3.身份转换；4.保障决策；5.构建社区；6.健康人性化。概而言之，叙事可以理解为一种故事的框架，其目的是能够达成经验的分享。通过叙事展示故事讲述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当患者重新叙述自身疾病时，是在表达对疾病的理解和自身的态度，并发展出相应的可理解的行动^[5]。

基于费舍尔的传播叙事范式，叙事性在不同类型的传播中有多样化的表现，但依然围绕核心的要素，即故事性和可信度。Wiebke Finkler和Bienvenido León（2019）考察了科学短视频的叙事是如何改善人们观看鲸鱼的行为。维贝克•芬克勒与比恩维尼多•莱昂的研究结果显示：使用“SUCCESS”的讲故事框架来制作科学短视频，有助于吸引观看者的注意力并改变其态度。具体而言，“SUCCESS”是指Simple(简单的)、Unexpected(出人意料)、Concrete(扎实的)、Credible(可信的)、Emotional(情感的)、Science(科学的)和Storytelling(讲故事)。上述7个因素中，Simple、Unexpected、Concrete、Credible、Emotional、Storytelling都是围绕经验的解释叙述是否能够被理解来进行的。1552名观看者观看了用SUCCESS框架制作的短视频，93.9%认为视频是逻辑自洽的，90.8%认为是真实的^[6]。

国内研究：从国家叙事维度探讨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和策略

近年来，围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在理论研究和媒体实践领域都是重大关切。相关的研究围绕这样几个主题展开：1.国家总体话语体系的建构。国家话语主体及国家话语能力是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话语主体包括国家领导人、国家媒体、政府官员以及国民等^[7]；2.话语主体的口语传播能力。在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活动中，口语传播一直是其主要形态之一。在积极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下，修辞学、语言学、话语学等视角将给国家话语中口语传播的形式、主体、特征、问题及对策等提供新的理解^[8]；3.国家话语策略。王井(2019)从国家叙事的维度探讨了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和策略。作者提出国家叙事内容、国家叙事规则和国家叙事语境，并提出从叙事结构、叙事语境和内容的结合来构建国家话语^[9]。

传播叙事理论为话语能力提升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传统意义上认为，为了使受众被故事吸引，讲述者多根据某种逻辑提出伦理、情感或者理性证据。这些逻辑证据来自生活经验并在文化中逐渐形成沟通惯例，是说故事的“方法”或“秩序”。新闻故事与一般故事类似，多在讲述从事件爆发到追溯其源的时间序列，因为新闻本来就具有叙事形式。臧国仁、蔡琰（2019) 认为，新闻写作本身属于文学体裁，是文学的特殊类型或者文本。排除虚构部分，新闻报道仍然记录社会情事、诠释意义、讲述人生经验、传递文化共识^[10]。基于叙事理论，臧国仁、蔡琰提出新闻叙事的时空“窗口”说，他们认为：基于计算机“视窗”概念的“窗口”概念有助于把握新闻叙述中几个同时进行的真实历程^[11]。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文本都具有叙事的特征，并非所有新闻都是叙事。时间线性是新闻叙事的重要特征。新闻作为叙事首先必须具有事件性，即报道对象是事件；其二是叙事方式，采取一定的叙事方式报道具有时间关系的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具有或强或弱的因果关系，能够组合成一个整体。事件性消息、人物通讯、事件通讯以及人物专访、事件专访、事件特写等都具有叙事性^[12]。

综上所述，对传播叙事手段、功能的理解是多维度的。既有国家记忆，也有话语的生产，既包括分歧的消除和共识的达成，也有政治的隐喻与行动的产生，但都不同程度指向了叙事与认识的改变、行动的达成。在构成叙事的核心上，杰拉德•普林斯在《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中有明确表述：叙事是对于时间序列中至少两个真实或者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预设或者包含另一个^[13]。

CGTN是国家话语主体，其拍摄的反映武汉封城33天的纪录片《武汉战疫纪》是国家话语在这一全球重大安全卫生事件中的话语构建。事件本身从叙事学来看，贯穿了危机与拯救、混乱与重生、失序与回归的强烈叙事属性，从时间上来看，33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原因—经过—应对—结局—反思”的时间、因果的链条。这一叙事属性是否在片中得到了表达，通过何种手段进行了表达，是否和观看者共享了意义？这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通过这一案例思考国家话语构建的一条路径。

结合普林斯叙事学与费舍尔传播叙事学的具体应用，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疫情发生后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负面言论，本研究从叙事要素的构成来考察该片的叙事性，并着重考察叙事在“情感唤起”、“真实可信度”上的表现。有关叙事性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1.是否具有核心叙事。核心叙事指全部叙事讲述大于等于2个事件，而事件的局面或者状态的改变不超过一个；

2.叙事要点。状态的变化得以解释和描述，先到来的决定后到来的，并从中得到意义；

3.叙事描述性。明确而有意义的状态和动作，非常具体，单独叙述；

4.叙事完整性。各种各样的事件被时间、因果联系在一起，有连续的主题，对给定情境中的变动有说明性的描述；

5.情感唤起力。人物发自内心的真实反应，如面对危险、恐惧、死亡时的反应；

6.叙事真实性。信息源的公平、无偏见、权威性和好感度。

个案讨论：《武汉战疫纪》的叙事创新和国际传播效果研究

《武汉战疫纪》叙述了从2020年1月23日新冠疫情爆发到武汉封城（1月25日—2月28日）结束这个时间序列中，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普通市民、打工者、患者、家属、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医务工作者身上的故事，描述了在此期间这座城市从灾难突然降临到重获新生的过程。武汉封城抗疫事件本身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一方面，武汉彼时处在全世界目光的中心，外部世界渴望知道封闭的武汉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从叙事学来说，叙事习惯于在人类生活的开端与结尾（出生与死亡、婴幼儿与老年、起床与就寝）之间展开自身。它偏爱转换：从内部到外部，从幸福到不幸，从贫穷到富足，从无知到知悉等^[14]。对于武汉来说，一个城市从混乱、恐惧、失衡，到经过协作、努力，最终回归平衡、重新燃起希望。片中的医务工作者也经历了一种牺牲与凯旋的生命转换。这一过程对城市与个人都是一场巨大的转换，具有强烈的叙事性。这种叙事性具有跨文化性，不同文化的人群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文化经验来共同参与这一极具共性的转换体验。

社会语言学基本观点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并非独立的系统，它受到意识形态、社会权力、经济发展、文化历史、身份认同的影响。中国国家话语如何表达这一场波及世界人类命运的事件必然被嵌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这一叙事显然不同于立足于传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中国叙事，而呈现出全球化、当代中国的特色，而后者恰恰是世界急于了解的。如果用符号互动论来考察，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不是中国国家话语的单向表述，而是在象征性话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协商—认同”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武汉战疫纪》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实践的意义，是一次与世界的沟通、协商。

《武汉战疫纪》的叙事性以人物、事件为单位，以片段的形式贯穿全片。例如，片子开头出现的人物，一位“寻找住处——没有找到——暂时栖居于停车场”的男性打工者，以及第一位出现的赵姓医务工作者。这两个叙事片段虽然不长，但是具备了完整的叙事性。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展开，且有前后的因果关系，并与其后展开的病人骤增、医院不堪重负等叙事构成新的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

在整部纪录片中大量出现这样具有叙事性的片段。如在方舱医院接受救治的穆斯林，虽然前后出现仅十几秒钟，但因为有了时间序列，具有了叙事性。相反，片中出现的第一个受访者，火车站前接受采访的小姑娘表达对因为封城无法回家的人的同情，以及钟南山对疫情发表意见的片段就不具有叙事性，但这两个片段又构成更高一个层级——社会生活陷入混乱的更高层级的叙事，这样的片段也很多。

叙事的要点是状态的变化得以解释和描述，并具有前后的逻辑关系，后者从前者得到行动的意义。片中整体架构的叙事要点非常清晰，“疫情发生——封城——病人持续增多——医务人员不堪重负——医疗队和全国的物资和人员支援——疫情得到控制——城市获得了希望”。后续的每一个状态都和前者具有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行动依据。然而，在重要个体叙事片段的呈现上，个别片段表现出缺乏叙述要点的现象。例如，赵志刚医生重返工作岗位，虽然交代了时间序列——康复出院以后，但是，他坐在病房接受记者采访，并表达要更加积极工作，这两个时间序列事件的因果关系却显得牵强。从叙事性（跨文化的可理解性）上看，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理解上的困难，反而降低了叙事性，模糊了叙事要点，并因为因果逻辑的欠缺而损害了真实性。李文亮的叙述也模糊了时间序列，两个时间序列事件的因果关系不十分清晰。

核心叙事上，全部叙事讲述了围绕医务人员的多个群体、多个事件在时空中的行动。诸多事件带来的结果是武汉的新冠疫情得到了控制这一直接且唯一的变化，因而本片的核心叙事就是从“病毒传播——陷入危机——集体努力——危机控制”这一转换过程。大于等于2个事件，而且事件的局面或者状态的改变不超过一个。

片中有关医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状态的叙事显示了很强的叙事描述性。如医务人员摘下口罩后近景呈现的脸部伤痕、脱下防护服后身上的疹子、社区工作者在挨家挨户敲门时遭遇的不理解、志愿者讲述自己能够在非常时期送快递时自豪的表情等，都有细节化的呈现。

叙事完整性方面要求，首先必须具有叙事基本要素，即被时间、因果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其次需要连续的主题，对给定情境中的变动有说明性的描述。在记录群体行为叙事的完整性上，《武汉战疫纪》成功塑造了医务人员的集体群像。但在全片串起重要叙事线索的女医生（以个体形象出现）的叙事上则缺少完整性，缺少时间序列的转换和因果的关联。例如：表现女医生在和儿子视频见面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显示这一行为与上一个行为的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的文字或解说，叙事性被大大削弱了，叙事效果也打了折扣。同样在描述一位被隔离的病人时，在多个转换场景过程中，时间序列也不完整。片中医务人员主要是以群像形式出现，且全片按照封城第几天的总体时间顺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别片段叙事性的不足。

可信度上，医生、社区工作者、病患这些防疫一线人员构成该片的信息源，保证了叙事的可信度，拍摄场景也在工作场所，或者在不同空间序列的移动状态中进行。镜头展现了病房、工地、隔离点、居民家中、街道的真实场景，增加了可信度。

“情感唤起”在片中可理解为被叙述的人物在面对某种变故、情景时的真实、自然状态的反应。这种真实人类情感反应具有跨文化的感染力，能够唤起同情、尊敬、内疚、伤感、感激、荣誉等内心体验。在表现有医务人员感染死亡的叙事片段中，镜头中三位相拥哭泣的人物的反应非常真实自然，强烈唤起了人们内心痛失亲人、战友的共通的感受；女医生说到“疫情结束以后带孩子出去玩”时情绪突然失控，是真实自然的心理、生理反应；援鄂医疗队集体宣誓等场景强烈唤起一种付出、神圣、使命的庄严的跨文化的情感体验。这也是本片叙事最大的成功。

结语

全球传播的媒介环境中，中国国家话语的传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既有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也有自身传播实力的欠缺，以及新媒体时代受众注意力分散的挑战。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中国国家话语影响力的关键是提升对当代中国的叙事能力，对新时代中国人民、中国形象的意义建构，这些都离不开叙事方式的改变和对国家叙事属性的战略规划。同样重要的是，怎样通过叙事创造和承载既能够体现中国经验，又能够被世界理解、体验、共享的概念和观念。

全球抗疫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极强的跨文化叙事性。毫无疑问，从文化上来说，《武汉战疫纪》是一场集体主义面对危机的国家叙事。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医务人员的付出和全社会的团结协作，也看到了生动的个体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这是本片好评如潮的原因，说明这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中国叙事获得了成功，达成了经验的共享。集体主义叙事与西方原子化社会中习惯的个人叙事并不是天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是事物存在多样化的常态。当人们远观时看到的是一个奋不顾身的群体，当人们走近时应该看到的是这个集体中一个个清晰生动的个体。突破惯常的叙事手段，挖掘提炼，甚至建构东西方社会在文化上的共性概念，并通过叙事手段来呈现，是提升中国话语接受度的路径。

2021年疫情仍在一些国家肆虐，围绕疫情的话语构建也受到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历史文化、国家现实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一面。这恰恰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叙事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简单的单向表达过程，而应该是在双向、多变的互动和协商中达成。归根到底，叙事是人类经验加工的基本方法。它嵌入了时间的流动过程。形成故事情节的过程就是处理时间之流的过程^[15]。

意义的共享、经验的共识是以形成共同经验的国际社区的构建为体现的。相对于疫情的变化状态，国家叙事具有稳定性，即建立在核心价值判断上的国际认同。这一认同必然是以人类共同或者相似的感知为中介的，国家话语叙事能否起到构建共同感知的心理动量，这也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家话语叙事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

【1】    Walter R. Fisher. Reaffirmation and subvers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05 Jun 2009

【2】W. Littlejohn, Karen A. Foss, John G.Oetzel.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P348-351

【3】Walter R. Fisher. Reaffirmation and subvers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05 Jun 2009.

【4】Tamar Katriel a & Aliza Shenhar. Tower and stockade: Dialogic narration in Israeli settlement etho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ume 76 November 1990 Number 4, P361

【5】W. Littlejohn, Karen A. Foss, John G.Oetzel.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P350

【6】Wiebke Finkler and Bienvenido León. The power of storytelling and video: a visual rhetoric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2019

【7】    陈汝东：论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江淮论坛，2015

【8】    李亚铭：论国家话语中的口语传播，编辑之友，2018第1期

【9】    王井：国家叙事与讲好中国故事，治理研究，2019年第2期

【10】臧国仁，蔡琰：叙事传播：故事/人文观点，2019.01，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P68-69

【11】藏国仁，蔡琰：新闻叙事之时空「窗口」论述—以老人新闻报道为例，新闻学研究第105期，2010年10月，P205-246

【12】曾庆香 常媛媛 吴晓虹，叙事·新闻叙事·新闻类型—兼谈所有新闻都是叙事吗？新闻记者，2019 NO.12（总第442期））

【13】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P4

【14】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P150

【15】 [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P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