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命运共同体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中国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对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国际传播创新，初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但我们在国际舆论格局中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不少对中国的片面认知和误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全球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部分西方媒体利用“中国病毒”、“中国利用5G传播病毒”进行污名化报道，从我们的应对可以看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存在一些短板，做好国际传播仍然任重而道远。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全球政治生态环境急剧变化，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研究必须回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好中国故事”论述之中。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我们需要厘清该论述的深刻内涵，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今天的中国正名，为未来的中国奠基。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认识跨越

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讲好中国故事”经历了由“工作要求”到“根本遵循”和“首要任务”的认识跨越，同时也实现了由“观点指引”到“思想体系”的飞跃。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这标志着“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了对外传播的工作要求，是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构成。这一阶段，面对国际传播复杂局面，提出“讲好中国故事”是对于对外传播工作的新要求，是对于传播话语变革的宏观指引。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有底气、也有必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对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对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至为重要。”^[2]从“要求”到“必要”的话语转变，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认知形成了新的跨越。面对国内的发展态势，“讲好中国故事”有了充分的现实素材支撑，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和摆脱污名化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 ^[3]同时，习近平还详细阐述了如何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等五个方面的故事和“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的四种讲述方法。“讲好中国故事”的相关内容趋于体系化，基本形成了具备丰富内涵的对外传播工作思想。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4]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5]

至此，“讲好中国故事”完成了新的多层跨越，实现了从“工作要求”到“根本遵循”和“重要任务”的转型提升。

二、“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土壤

“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出和发展源于对全球现实环境变动的观察和应对。总的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环境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四类。

1.政治环境

毛泽东在论及报纸性质时认为，在阶级消灭之前，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对外传播也由单向宣传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转变。反观一些西方国家，依然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树立国家对立、意识形态对立，不遗余力打压、抹黑中国。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我国对外工作需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回击所谓“中国威胁论”，增强我们构建和传播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自信和效能。

2.文化环境

跨文化研究奠基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曾将文化分成显形（formal）、隐形（informal）和技术性（technical）三种层次。其中，显形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而隐形文化虽然不带或少带感情色彩，但是一旦格局被打破同样会让人感到焦虑和不适^[7]。世界文化繁荣多元，文化三种层次的构成更是复杂多样。对外传播和一般的传播不同，前者传播的信息跨越的文化层次和跨越的难度都远超后者。这种层次的跨越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政治理念，还包括宗教信仰、民族风俗、民族历史、认知差异等。

3.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果显著，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部分国家因自身原因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有丧失自主地位之忧，由此导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也因此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避免外贸行为被解读成经济入侵、传播行为被视为意识形态入侵，是对外传播工作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4.技术环境

古登堡革命以后，媒介技术的更迭日益加快，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力度也不断加强。而互联网出现后，全球更是迈进信息社会。掌握传播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和发展权,对国家的影响至为重要。中国曾受制于各种现实因素而在全球传播中落伍，并且囿于西方国家构建的世界信息秩序之中，导致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话语失声、形象他塑。如今，互联网的开放性再次加剧全球信息传播的不平衡，如何利用VR、AR、5G等新技术赋予的契机来打破旧有的信息传播秩序，是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难题之一。

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

“讲好中国故事”明确了对外传播工作的中心在于“中国故事”，那么，“中国故事”何以成为工作中心？“讲好中国故事”又有哪些深刻的内涵？

1.现实根基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观察沙皇俄国的对外报道现象后认为：“必须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选择更稳妥的和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新闻报告的是现实事物，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新闻工作必须遵从一定的新闻客观性^[8]。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9]换句话说，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成功为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10]，为国际舆论引导提供了基础保障。

由此观之，“讲好中国故事”的根基源于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既是对新闻学学理的延续，也是对新闻实践的创新。

2.丰富内涵

“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包括发声、讲述和故事三个方面。

其一是主动发声，打破自我沉寂。今天的传播环境给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面临更大的挑战。任何信息的传播,都可以在全球同步进行,这是传统媒体时代难以想象的，信息沟通与观念交流无处不在,且充满多样性和交互性。

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一方面在于打破媒介渠道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于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外宣意识。随着技术的发展，打造外宣旗舰媒体、构建立体多样的现代传播体系成为可能，推动外部渠道入驻和自有渠道构建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举措，例如《人民日报》在Twitter上开设账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办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频道等。与此同时，媒体要放弃仅仅关注国内舆情而不够重视国际舆论的观点和做法，在国际事务中主动建构议题、引导议题，确立国际话语平台中应有的中国身影。

其二是改变传播语态，抛弃宣传思维。前互联网时代，我国的对外传播以高台式宣传为主，再加上传播话语权的弱势，对外传播工作难有突破，甚至导致负面效果；进入互联网时代，公众对于信息的自主选择性大大增加，旧有的高台式宣传的媒体语态已不再适应全球化的传播。对外传播必须抛弃过时的宣传思维，启用讲述式的传播语态，将信息以温和的、去政治化的叙事方式传递给国外受众。

其三是讲好故事，做到真实可信。实际上，用真实事件来改变外界看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有成功之例。1936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多次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进行长谈，向其提供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手资料，帮助其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的素材搜集，并借此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听。“讲好中国故事”包含了过去革命的实践经验，强调故事性内涵，更强调真实立体全面。

四、“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理念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方面，相关研究成果丰富。然而，策略研究之外依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讲好中国故事”应当持有怎样的基本理念。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理念研究上，学界、业界众说纷纭但鲜少具体的论述。锚定“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理念，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现实的媒介环境中提炼概括。

1.政治理念：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拥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自20世纪40年代中共党报思想发展完善以来，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特征。全球传播中信息交织、意识形态交错尤为复杂，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理念。

2.事实理念：保持真实性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真实被视为是新闻的生命；在西方新闻学理论中，新闻真实与客观性共同组成了新闻学的基石。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外某些媒体打着“人权”的旗号对我国的抗疫措施进行诋毁，而CGTN则通过反映武汉封城后的民众安定有序的生活和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防控成果来驳斥某些西方媒体的诋毁，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广泛支持和共情。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坚定事实理念，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利用事实传播观点，而不是利用“想象”或“宣传口径”去完成传播。

3.受众理念：内外一体  外外有别

“交流带来的误解，常常将人们的善意化为乌有。”^[11]霍尔所言的误解，往往来自文化的差异。对外传播需要跨越文化差异，而同一文化下的群体更是衍生出众多亚文化群体。这种文化的复杂和分化状态，宣告了“传者本位”的终结，也昭示了受众地位的重要性。全球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外宣传需要内外有别。但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我们更要转变观念，在互联网环境和融媒体实践中强调内外一体；与此同时，具体操作中有时则需要内外有别^[12]。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中既要开放自信又要谦逊谦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坚持以同理心、以善意化解恶意，努力扩大“知华友华”的朋友圈；同时，要摆正传播受众的位置，了解传播对象的文化，理解传受双方的文化差异，实施精准传播，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受众采取不同传播策略与传播方式，不断改进和优化“中国故事”的题材、内容和讲述方法，这是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必然选择。

4.媒介理念：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

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媒介长期处于隐身状态。然而，媒介关乎人的习性、生活方式和自我构成，并与人共时并进^[13]。印刷时代，报刊是全球文化讯息流动的主要载体；电子通信时代，时效性是全球传播的竭力所求；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超越虚拟边界变革着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风险社会、后真相接踵而至。媒介已经成为撬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支点。综合运用各种对外传播载体，尤其要多生产制作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多语化的国际传播产品，选准时机、选对载体，提高对外传播的“时度效”水平。对外传播必须将对媒介的认识从工具层面上升到规律层面，“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在实践中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规律和路径。

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国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变化给出的新表达，是身处人类地球村时代交出的时代答卷，也是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之一，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其实践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环境、现实根基和丰富内涵的理解之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我国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根本遵循，既是对现实的观察，也是对现实的回应，关乎国家形象和人民利益。尤其是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时代诉求，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却在全球范围内涌动时，讲好中国故事，深刻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切实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更是中国新闻传播工作者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

【1】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文章

【2】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

【3】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8页

【4】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文章

【5】 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文章

【6】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第191页

【7】 [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8】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9】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10】刘亚琼：《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论述》，《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

【11】[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12】孙吉胜：《中国国际安全观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对外传播》，2019年第1期

【13】黄旦：《听音闻道识媒介——写在“媒介道说”译丛出版之际》，《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