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们如何讲述好人民的故事 ——纪录片《流动的中国》经验复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创作方向。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创作的主体也应当紧紧围绕人民。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讲好普通人民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流动的中国》是一个过于宏大的主题，但如果要为当代的中国画一幅水彩，那么流动应该是它的底色之一。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厂到田间，流动的中国时刻创造着可能和机会。一部纪录片肯定无法面面俱到地去解释何为流动的中国。况且，纪录片本来的功能并非是解释，而是呈现。对于导演来说，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去呈现一个真实、立体的当下中国，哪怕只是去呈现这个时代中一朵小小的浪花。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择从扎扎实实生活着的人物出发，从普通人都能共通的情感出发，从个体的声音出发去理解这个时代。

本文以导演的视角复盘《流动的中国》，创作的母题应该是“人”——人要以何种品相活下去；创作的切入点是情感——要通过现场观察找到撬动故事发展的突破口；创作的立意和站位是时代——个体与时代即时即刻的共振。

一、人要以何种品相活下去

讲述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摄影机每天拍到的都是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工作、吃饭、睡觉。没有故事，鲜有冲突。这是我们在拍摄普通人生活时，经常会碰到的困难。

我们要通过作品表达什么？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叙事艺术的本质是探讨“人要以何种品相活下去”。这是能够体现出所有人类共同精神的一个问题，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切口。虽然听起来虚无，却在提醒我们要去关怀人，要去考虑被拍摄对象的根本性处境。这是我们记录的出发点，一切故事的发展、人物的行为都源于那个动力。

节目组在国内外20多地蹲守拍摄，最终找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既平行前进，又彼此交叉。层次互异的年龄、不同地方的口音提示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但他们在许多时刻，又是精神上的同盟者。有因扶贫工作感到人生价值的年轻驻村扶贫干部，有想方设法吸引应届生去西部地区工作的人才引进负责人，有帮助小微企业主周转资金而感到工作有意义的小额贷公司咨询顾问，有面对自己的少年梦想反应各异的Z世代群体……

以《流动的中国》中的一个人物徐小超为例，他是一名外卖员。我们在上海市中心的星巴克里极为偶然地遇到了他，他穿着那身工作服，一遍遍努力朗读、背诵，“I am Xu Xiaochao”，“I am a deliveryman”，都是些最简单的句子，他期望有一天在送外卖时能用上。

这个选题看上去很好，但落实到拍摄，导演面对的都是一个普通人工作和生活的琐碎，没有什么波澜，构不成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可是对于导演、记者来说，我们天然地想要拍到故事，这是长久以来的职业训练。故事的好处是易于被观众接受，但故事也会将世界简单化、将人物脸谱化。而好的纪录片则是要尊重真实的生活，呈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处境，从而表达导演的思考。

作为创作者，作为呈现故事的人，我们其实是在用他人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并通过作品与观众建立情感的沟通。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将“Documentary”解释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其中“创造性”正是指导演思维，导演的价值在于对信息进行思考、辨析，并做出取舍。

这要求我们对于人物要有更为深刻的思考。

徐小超是江西人，没上过大学，打过工，开过店，赔过钱。在上海，他选择去送外卖，因为门槛低，只要肯出力，就能多赚钱。上海有五十万名外卖员奔波在大街小巷，他们身着统一的制服，行色匆匆。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徐小超再普通不过，但学英语让他自觉不同于他人，是他生活中不多的光亮点。其实这不仅是徐小超的根本性处境，也是我们的。在漫漫的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支点，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这应该就是徐小超学英语这个选题的底层逻辑。所以，徐小超的故事，绝不仅是一个打工者的励志故事，而是要去探讨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品相去生活。这正是纪录片的母题所在。找到了这样一个情感的支点，在拍摄中，导演自然就会以此“围点打援”，组织叙事。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去呈现人物的情感和导演的思考，其他一切无关的内容，统统舍弃。

就像徐皓峰导演在《刀背藏身》的后记中所说的，“有另外一种电影，情节上敢于偷工减料，在人物上敢于不掏心掏肺，却因为有一个开阔心胸的理念、有一份值得辨析的真情，而让人觉得完整。完整，对观众而言是心绪的满足，而不是技术的达标。”

“就国画而言，近乎无人的《溪山行旅图》的地位远比人满为患的《清明上河图》的地位高，在于一个是心绪，一个是头绪。而心绪是生命的本质。”

因此，在拍摄中，我们选取了徐小超对着鹦鹉说英语的场景、对着车流唱英文歌的场景，记录了他第一次对着客户讲英文并且成功的过程，还拍摄了他上了微博热搜的整个过程等等。这些内容并不连贯，几乎都是生活的碎片。但是这些场景都是在呈现一个人生活的品相，它们是带着情感的。这些都会成为塑造人物的有力抓手。

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导演要对人物、对生活有充分的认知。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段讲话，到今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些话时刻提醒着我们无论是拍什么选题，都首先要了解人物的根本性处境。只有设身处地才能感同身受，才能敏感地捕捉到人物的心绪，才能在创作中做出真切的表达。

二、找到撬动故事发展的突破口

人物的根本性处境是纪录片拍摄的出发点。而进入实拍，导演的现场观察能力是排在首位的。在现场，导演需要通过观察不断去修整自己的认知，在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找到撬动所有故事发展的突破口，从而随机应变地调整拍摄方案。

《流动的中国》有一个选题，是拍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很容易变成一个专题式的报道。温度不够，真情不足。这就要求导演在现场去积极观察、思考，去寻找有助于表达人物真实情感的“线头”。有一天在跟长三办基础交通组的组长罗伟光聊天时，他的一句话触动了我们。“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江苏省发改委的正处级干部，原本到这个年纪应该就等着退休了。事业上就这样了。”而他的妻子说罗伟光去上海的长三办上班，每次都说“我出发了！”像个孩子一样。

我们突然意识到，长三办的工作应该是罗伟光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站。在这样一个快退休的年纪，他在这所有的努力和他正在做的工作，一定不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是想有件事能够证明自己，让自己的人生过得与众不同。

当我们通过现场的观察抓住了罗伟光的根本性处境时，也就找到了去讲述好长三办故事的情感切口。一切都从一个人不服老的角度来讲述。一个马上要退休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想做什么？有了这样的情感支撑，长三办的故事就一定不会显得乏味。从这点来讲，我们拍的不仅是罗伟光，更是他和岁月对抗的关系。导演在现场要观察什么？要拍什么？其实归根到底是拍摄关系，我们拍摄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物、一件事情，而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人和物的联系、自己与自己的联系。这些联系就是所谓的“情感”。

《流动的中国》中还有一个未播过的人物叫范雨素，她是一个育儿嫂，也是个作家。2017年她因一篇《我不是范雨素》迅速走红，她特别认可自己作家的身份。但她的走红并不纯粹因为她的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她的文学造诣和她育儿嫂的身份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如果我们同样只是去关注一个突然成名的育儿嫂作家的不易，去关注以范雨素为代表的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那视角就太普通了。

优秀的纪录片作品一定不是去对一个人过度吹捧，也不是对一个人过度贬低；而是去真正地观察人物的生活，尊重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去呈现出某种不可描述的、难以言说的感情。真理往往隐藏在生活的表层之下，导演在现场要对人物、故事有预判，找到人物当下最大的冲突点。必要时，我们可以去促成一些事情的发生，去促成人物和周围人物的联系，以此作为真实情感状态流露的催化剂。

在拍摄范雨素的时候，我们偶遇了她的女儿。范雨素说，她看到女儿就像罪犯遇见了警察。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们迅速发现了范雨素的叙事逻辑，我们着意拍摄她和女儿的关系。一方面，范雨素呈现给我们的都是理想中的文学世界——这正是她向往的生活，她以博尔赫斯、莎士比亚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另一方面，女儿反复在问她做育儿嫂每个月能赚多少钱，问她妹妹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同样形成落差的是，一方面，范雨素和我们谈女权思想，谈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另一方面，女儿劝范雨素要有上进心。范雨素说：“苗苗是不停地在进化，范苗苗1.0，范苗苗2.0。而我永远都是范雨素1.0。”

我们在现场迅速判断，这样的冲突可以作为范雨素故事的情感支点，用来结构全片。这部片子表达的内容，绝不是单向地讲述范雨素个人的经历、个人的不易、个人的理想。通过范雨素和女儿间关系的呈现，范雨素的形象更为立体，我们看到了复杂性。

所以，一切作品都应从人的根本性处境出发，我们需要通过现场的观察去寻找到这个人物目前最大的突出点，然后果断地以此作为一切的前提和后期的出发点。

三、当代性：人物和时代即时即刻的共振

《流动的中国》不是一幅静态的放诸各个年代都能契合的图景，而是属于即时即刻，带着新时代中国的鲜明特征。

每一个个体都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紧密相关，所以要讲好当代人民的故事，就得把人物放在时代中去看，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去看待这个人物。这样人物的出现和呈现的故事才会有意义，比如长三办罗伟光处长，他的时代性在于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快递员徐小超，他的背后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快递行业。正如《流动的中国》的slogan：“从普通人的声音里理解这个时代，在自己的身上成就这个时代。”我们在努力地呈现人物和时代的共振。这才是在新时代想要讲好人民故事时必须要打通的任督二脉。

“灯海点亮了土地，光芒万丈。就像十几年前进城打工的小女孩的心情，心里憋满了发光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在流水线上，在电路板上，在老公买的连衣裙上，在漫漫的日常里，在我种植的火龙果里。灯海点亮了土地，光芒万丈。”

这是林海莹写的散文诗，她和上百个头戴斗笠的农妇钻在火龙果田里施肥拔草，她太普通了。如果没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如果她没有离开家乡去深圳的流水线上打工，如果她没有从流水线再返回自己的家乡，她或许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纪录片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其中的时代背景，我们才能读懂她的文字，才能跳脱出来去理解她个人的处境。

“在整个进步当中，有没有我们的脚步，有没有我们的声音，从这里边起码占住一点儿，咱也算很值吧。你总不能说啥都没有，纯粹就是人家拽着你走，有意义吗？”这是廉宏彬的感叹。53岁的他在西安做人才引进工作已经13年了，我们跟着他从深圳到上海，一路看着他使出各种法子吸引应届生来西安工作。他的背后是中国中西部城市在迅速地崛起，是城市发展对人才的渴求，是中国政府推动区域均衡化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希望人们用人民币来交易黄金，从而确立人民币对黄金的定价权。”在繁华的陆家嘴，孙伟每天晚上都活跃在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夜盘交易，过手数以亿计的资金。他日复一日地工作，让我们见证了上海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程。

在湖北潜江，我们在全国唯一一家小龙虾学院遇到了丁大琴，她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女生。她放弃了一所本科学校的体育专业，选择了小龙虾学院这样一所高职院校。她相信凭着炒制小龙虾的技术，能在大城市找到好的工作。丁大琴要求自己每科都考第一，这是她的执念。她相信只有考第一，才能让用人单位相信，女生也可以做小龙虾大厨。只有考第一，她才能顺利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从而和父母团圆。这些个人情感背后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职业教育，以及留守儿童问题。

“个人像是时代浪潮中的一滴水，我们需要奔向大海,大海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流动的中国》中每一个故事，都是当代中国人在寻找人生的意义、确立自身使命的过程。是每一个个体的行动创造了流动，有的人随着时代的浪潮，奔涌入海；有的人遭遇逆流，奋勇展臂，迎头向前。但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坐标，认真、努力地回答自己的答卷。对于导演来说，我们也在《流动的中国》中获得成长，探寻讲好人民故事的方式，确立自己的使命。

在新时代，如何讲述好人民的故事？

1918年，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说：“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先生说的是做文章的方法，纪录片亦然。

（本文作者：范士广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工作室负责人；李闻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导演）